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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考满分作文,别急着骂,至少先看懂
前者感叹各种名词引用信手拈来,又一定程度上构建起自己的逻辑;后者则贬之为不说人话的掉书袋,逻辑不通自相矛盾,甚至用“皇帝的新衣”,“欧阳修的棺材板压不住了”等等表达自己的痛心疾首。
除去极个别的人身攻击,大多人的质疑都落在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以及背后的语文教育问题上。我们可以理解,就这篇文章而言,不过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不得已之作,一个小时的时间、八百字左右篇幅,要求面面俱到未免强人所难。
不过如果真的尝试了去读懂原文,也能够明白一些批评的焦点所在,不喜闻乐见的不仅仅是草率罗列的哲学家、晦涩的辞藻、欧化的语言、矛盾的逻辑,而是这些元素所不能支撑起的,以“学术化”和“逻辑思辨”名义所掩护的内容,而这些和阅读大组组长陈建新教授的点评是有所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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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树上》要说什么?
《生活在树上》要说的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足矣,“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甚至不妨直接概括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老调。
而如果非要说这句话背后有何深意,那就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的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
而这个矛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结下了,平衡“天空”和“大地”的可能对孔子来说,在于“以礼节之”、“和而不同”,因为“性相近、习相远”,都有因材施教的可能。
而认可“物各有性”的庄子,显然对此持有保留意见,除了和孔子的观点打架,他还自己左右互搏,在“自然”和“名教”之间游移。
有了对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认识和那种深层次的忧患的体认,就至少能够大概看懂这篇文章要说什么,
①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为嚆矢。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我想循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
第一段就算完全不懂海德格尔,不懂实践传统,不懂嚆矢,也能明显感觉到,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介于“上天”和“在地上”的“在树上”的生活态度;
②我们怀揣热忱的灵魂天然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不屑于古旧坐标的约束,钟情于在别处的芬芳。但当这种期望流于对过去观念不假思索的批判,乃至走向虚无与达达主义时,便值得警惕了。与秩序的落差、错位向来不能为越矩的行为张本。而纵然我们已有翔实的蓝图,仍不能自持已在浪潮之巅立下了自己的沉锚。
③“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共同体的故事之中。”麦金太尔之言可谓切中了肯綮。人的社会性是不可祓除的,而我们欲上青云也无时无刻不在因风借力。社会与家庭暂且被我们把握为一个薄脊的符号客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缺乏体验与阅历去支撑自己的认知。而这种偏见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
第三段进一步申说,那些嘴里说要上天,屁股却赖在地上,不肯起飞的傲慢的偏见;
④在孜孜矻矻以求生活意义的道路上,对自己的期望本就是在与家庭与社会对接中塑型的动态过程。而我们的底料便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角色的觉感与体认。生活在树上的柯希莫为强盗送书,兴修水利,又维系自己的爱情。他的生活观念是厚实的,也是实践的。倘若我们在对过往借韦伯之言“祓魅”后,又对不断膨胀的自我进行“赋魅”,那么在丢失外界预期的同时,未尝也不是丢了自我。
第四段在总结二三段基础上落实到主题,离不开地上又上不了天,不如约束自我以生活在树上;
⑤毫无疑问,从家庭与社会角度一觇的自我有偏狭过时的成分。但我们所应摒弃的不是对此的批判,而是其批判的廉价,其对批判投诚中的反智倾向。在尼采的观念中,如果在成为狮子与孩子之前,略去了像骆驼一样背负前人遗产的过程,那其“永远重复”洵不能成立。何况当矿工诗人陈年喜顺从编辑的意愿,选择写迎合读者的都市小说,将他十六年的地底生涯降格为桥段素材时,我们没资格斥之以媚俗。
第五段试图对主题做出强调和延伸,在地上不自由、不甘心,说上天又不肯走、走不开,“在树上”既是为了“恰饭”也是为了人类文明传承;
第六段顺理成章地从认识世界说到改变世界,结论一言以蔽之,“Just do it”。
第七段对于“上不上天”达成和解: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上天空。
明白了这些,才能真正懂得某些批评背后的深意,看似高深的表述并没有带来内容层面的升华,欧化的语言没能点缀出深刻的哲学思辨和思想洞见,广泛的引用也脱离某些典故原初的意义。
无怪许多人认为高度宣扬此文必将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不是鼓励博学强记并化为己用,而是在应试的框架内,一知半解地将技巧手段用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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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树上”背后永恒的矛盾
在谴责这篇高考作文形式上的炫技盖过内容本身同时,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于考生有着基本的共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其实大多人都没有仔细思考过它所提出的主题,关于生活在树上,关于始终热爱大地,关于入世和出世,它的正题、反题和合命题。
即便对于许多成年人而言,虽然久经生活考验和人世沉浮,尚且不能给出一个圆满自洽的答案,又如何苛求一个高中生满足所有人注视的目光。
然而,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一批人对此争论不休,在那个动乱和悲苦的年代,玄学家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把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
无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先是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诞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合题当然要高于反题,也高于正题,在郭象的玄学中,关于儒道会通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真正的解决。
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理论的逻辑并不等于现实的逻辑。就在郭象刚刚建成了他的体系之时,紧接着的八王之乱、石勒之乱立刻把他的体系撕得粉碎,从而使名教与自然重新陷入对立。
儒道会通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所讨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
自其异者而观之,天与人分而为二,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天地不仁”,对人的价值漠不关心,始终是遵循着自己的必然之理独立地运行,而人则是创造了一套价值观念逆天而行,按照自然秩序所无的应然之理来谋划自己的未来。
但是,自其同者而观之,天与人又合二而一,这是因为,人作为宇宙间之一物,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所以人既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本性,既受必然之理的支配,又受应然之理的支配,这二者密不可分,结为一体,内在地统一于人性的本质之中。
由此看来,如何处理天人之间的同异分合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无法找到确解的难题,因为言其异者有同在,言其同者有异在,言其分者有合在,言其合者有分在,无论作出一种什么回答,都有另一种相反的回答与之形成对立。
3
在海德格尔和尼采面前,鲁迅都不香了
说到这里,大可不必急着让作者从树上下来,作文里所涉及的这个命题可浅可深,毕竟它是困扰历代哲学家的终极命题啊。
人们的诟病也不无道理,借文字障逃避开了其中的哲学张力,为了处处显得辩证而拼贴观点,让人不明所以的同时却博得高分。
但是这难道不是被逼无奈的急就章吗?再想想曾经,在作文中采用或是现编一句鲁迅先生说的话,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同时不失为拿取高分的秘诀。
鲁迅先生都这么说,你若不以为然,还能辩得过他么?
其实扪心而问,那些皇皇巨著有多少人能够通读,要证明概念的误用,有时反而需要千言万语地论证,而自诩别出心裁,只需要大胆便可。
虽然是洋招牌,但是犯的仍是读半边字的老毛病,在这里倒不妨借用鲁迅先生说的话,来警惕一些望文生义,
“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
与其如此倒不如以此为契机,反思一下应试教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好好思考一下这一命题背后的价值悖论,好好地接触和了解一些真正的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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