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前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

1914年的夏天，9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杨铨、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聚在一起讨论国际形势和救国方案，一致认为中国最需要科学知识，决定创办《科学》杂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款和组稿，（科学》杂志创刊号于1915年1月在上海出版。在此基础上，同年10月25日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也就是中国科协前身的一部分。

中国科技界的这些前辈们为了科教兴国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没有报酬，而且要节衣缩食，保证《科学》杂志的出版发行。赵元任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国科学社处于其幼年期间，我们这些创办人试图节省我们微薄的收入，以便使中国科学社得以维持。我的一位康奈尔同学邓宗瀛发起了一个经济上的节食竞赛，一些时间是每天5角，另一些时间是每天3角5分，很快我们两人都因感冒而躺倒。”

胡明复（1891-1927),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数学博士，是早期为《科学》杂志贡献最多的人之一。回国以后，他在学校创办数学系并教课：在创建我国第一个科技图书馆的同时，独自承担了《科学》杂志的编辑、校对及对外联络等大量事务，还操持中国科学社社务，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尽心竭力。他说过：“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貞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般无名小工的报酬。”这段话充分表达了他这位爱国科学家的伟大胸怀。

科学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任鸿隽，早期参与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工作，后半生致力于科学宣传、科学教育和科学组织工作。他的见解非常精辟，针砭时弊，许多话直到今天还能发人深省。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他说“唯真理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必此种精神弥漫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

他在《建立学界论》一文中又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任鸿隽还总结和宣传了科学精神的5个特征：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他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有四大弊病：材料偏而不全、研究虚而不实、方法疏而不精、结论乱而不秩。

他经常强调科学人才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抗战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时，便感到我国科学的发展面临着重大问题。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任鸿隽所批评的现象、提出的观点许多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1949年以前，科学社的社员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不懈努力，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散布科学的种子，传播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培育了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青年，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们水远值得我们怀念。

前辈科学家的事迹和精神风范给我们以启迪、激励和鞭策，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在我们头上。我们必须革除当前科技界的陋习，不急于求成，不为名利所惑，放下包袱，解除一切思想上的束缚，定下心来，求真唯实，艰苦奋斗，把自身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群策群力，使中国科学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使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做出重大页献。

来源：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

原标题：《周光召：前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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