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广东帮辉煌史

传媒广东帮辉煌史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作者：何炜仪   指导老师：陈安庆

曾有人把《广州日报》比喻为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羊城晚报》则是五十多岁的男人，而《南方都市报》则是三十多岁的家庭主妇。

广东最有名的三大报系，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以《广州日报》为代表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以《羊城晚报》为代表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还有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南方周末》（南方报系的“明星”）

改革开放初期，“在这里，读不懂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报现象开始火了起来。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诞生了。周报通常意味着放松休闲，南周当然也不例外。这时的南周是以刊登文摘稿件和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

1991年，100多家全国性大报中，有54家开办了周末版。到了1993年，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00多家。

随着娱乐性报纸的增多，读者开始对周末报产生了厌倦，因为充斥着港台歌星报道。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十三大精神的出现，财富增加了，它所引发的各种灰色交易——“官倒”现象越来越严重。与之相对应的底层人们的生存状况依旧触目惊心。这种由权力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愈发严重。大众想发声，却苦于没有渠道，没有能力。这就意味着南周在此时转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南周出面，成为了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担当。平时大众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在南周这里找到回音，并且被公告于众人眼前，所以受到了百姓的喜爱和追捧。

1992年1月，报纸原来的对开4版变为了对开8版，从此拉开了转型之路。南周的第一次的转型，其内容由娱乐性转向社会性，从关注娱乐花边新闻转变为专注于社会民生新闻，用报告文学来关注社会，表现社会。这时南周的发行量从原来的40万飙升至90万，而人们也逐渐地开始关注这份深刻表现历史和社会现象的报告文学。这时的南周就好像一个将要步入社会的懵懂少年，开始形成自己专属的独特个性，渐露头角，为着未来的快速成长做好了准备。

1995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同年，左方在北大毕业后进入南周，他是一位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是他，奠定了南周的精神基调。他在《我们的追求》中谈到过：我们将报纸定位为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桥梁。通过我们的报纸将知识分子的优秀思想普及到民众中去，将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传递给知识分子。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是南周1998年的新年献辞中的一句话，同时也是现在移动端《南方周末》APP的开屏。

1999年的江艺平时代是南周的鼎盛时期，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99年南周的新年献词。

新千年，具有“人文关怀”的南周：当众多媒体将目光投向全世界最热闹、最盛大、最宏伟的场面时，它却别出心裁，选择回家——报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偏远地区或者身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以此作为自己的“千年聚焦”。毫不意外地，那饱含着15名记者真情实感的“记者回家录”使其在跨世纪的各媒体的新闻大战中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南方周末》是领风气之先的报纸。

2000年，陈菊红的《克拉玛依，浴火重生的面孔》以及刘天时的《十三个女孩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等报道，给中国新闻界的信号就是，一种新的文体方式正在《南方周末》形成。

（图为举重冠军才力）

在中国，真正开了特稿这一先河的是李海鹏所写的《举重冠军之死》，其对于南周的特稿版，乃至中国式特稿的示范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2003年，5月31日，前亚洲举重冠军在沈阳“毫无尊严”地死去，时任编委杨瑞春希望能以这个人的不幸故事作为“特稿”的尝试。而沈阳这个地方和体育这一领域，都是李海鹏比较熟悉的。于是，杨瑞春就向当时准备到《名牌》工作的李海鹏提出请求，让他先去把这个选题给做了。就这样，南周特稿的尝试，以一个略带戏剧性的幕后故事，开始了。

《南方周末》前编委、特稿板块创建人杨瑞春这样回忆道：“李海鹏所做的第一篇报道是《举重冠军之死》。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来得及清晰定义自己的产品呢，我就记得让编辑关军告诉海鹏——做特稿，普利策奖那样的特稿。然后稿子就出来了，简直让人窒息地精彩，无懈可击。我只是斟酌到底标题是‘冠军之死’好呢，还是后来大家看到的那个。专题部的新闻特稿转型之路，一眨眼就过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瞬间到达彼岸。”

一年后，专题部和新闻部合并，作为当时新闻部主任的杨瑞春，接手头版，将特稿手法用到头版中。而张婕、关军将特稿转为“特别报道”版。曹筠武、朱红军、徐楠、柴会群等对文字有追求的记者们，都加入到了特稿写作的探索中去。

2002年3月，南周的版面又有改变了，分为新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共32版。同时新增了北上广城市专题，记录中国的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变化，以更理性、更科学的态度追求新闻的质量。

南周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多好的报道？因为他们要么不做，要做就跟别人不一样。“最好的报道是颠覆性的报道。”

2005年，江苏南通发生一起恶性事件，福利院切掉了智障女孩的子宫，全国媒体群起而攻之，国外的媒体也非常关注这件事。但是南周跟其他媒体不一样的是，他们的主题是南通福利院切智障女孩的子宫切得有道理。因为经过南周记者们的调查发现，切掉智障女童的子宫，是一个国际惯例。在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有相关的法律，允许通过一定严密的程序切除这些智障女孩子的子宫。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生理周期期间她们不会自己护理，二是因为她们容易受到性侵犯导致怀孕。

凤凰卫视的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说：“我看到南通福利院残忍地做这样的坏事情，拍案而起。但是刚拍案而起，我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报道，然后我就慢慢地做了下来，觉得这个事要冷静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2007年，南周提出了新的宗旨：在这里，读懂中国。

南周能做出这么多震撼业界，轰动一时的特稿，实际上是离不开他们对选题策划的重视的。

在新闻部，周一下午会有一个大约两个小时的编前会；周四会有周会，和一个评报会。报选题并不是记者的必须的任务。但是如果记者报的选题被采纳上了版面，会奖励500元，如果上了头版，会奖励800-1000元，如果是好的策划，也有可能会有2000元的奖励。

2008年国庆，他们做了一个评论策划——《我和我的国家》，最后被评为内部年度最佳策划。一般来说，国庆的策划出新的难度比较大，大家心中的国庆节就是“黄金周”，所以每次国庆一结束，大多数媒体就会统计今年国庆消费了多少，拉动了多少内需，哪里人多，哪里火爆。

一开始，南周的编辑部的成员们也是不知该如何下手。一番头脑风暴之后，他们觉得国庆应该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所以最后决定把焦点集中在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他们围绕四个问题，让读者参与其中：1、我为国家做了什么？2、国家为我做了什么？3、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4、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时任南周编委会委员郭光东如是说。

《我和我的国家》这个策划用了评论部的全部四个版面。当时10月2日，报纸出街后，很多人转了这四个问题，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后来，估计受了南周这个策划的启发，《羊城晚报》的记者也上街做了调查，随机访问市民：“国庆是什么意思？中国哪一天成立的？”《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社论，“国庆不能只是黄金周”。

正是《南方周末》鞭挞不正、抨击丑恶的社会责任感而赢得了强大的公信力，加上批评报道观点尖锐，笔锋犀利，一针见血，让它“一纸风行”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大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成为了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面“镜子”。

“书民生疾苦字里行间，布人间大爱于苍茫大地。”走过34年，《南方周末》从一份地方娱乐周刊变为影响了全国的报业标杆，怀揣着新闻理想，情系于弱势群体，勇于发声，背上社会责任，也成就了他们继往开来、影响日隆的传奇世纪。

南周聚集了一群中国的理想主义新闻工作者。他们怀揣着新闻理想，如同雅典公民一样。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我们心中所希望的一个记者的真正的模样。他们奔跑在路上，为的只是为大众发声。他们以对自己的巨大消耗来完成对新闻的最佳表达，这个目标是张捷曾说过的——“追寻文字的美，呈现复杂的真。”

郭国松在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赵世龙在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杨海鹏多次受到温岭黑帮的威胁；李玉霄被“誉”为“灭难记者”，因为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的缘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来为大众发声。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南周才会有今天的模样，中国才会有这样一份与众不同的报纸。

曾经的南周是众多新闻学子的理想，是报人心向着的地方，就好像是信徒仰望布达拉一般；在读者的心中，它就是阳光，带着理想和希望，照射着他们。

《广州日报》

1952年，《广州日报》创刊了。时任广州市市长叶剑英请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题写报头。

后来，1995年，纸张供应紧张，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决定，《广州日报》停刊，合并于《南方日报》。后又与《羊城晚报》合并。最后，1965年7月1日，《广州日报》正式复刊。

《广州日报》是一家有着拼抢精神的媒体。

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逝世。当时新华社发布通告时已经是凌晨了。跟其他日报一样，《广州日报》当天要刊发的报纸已经全部印好，下一步就是发送出去了。夜班编辑工作也已经处理完成。恰巧，最后离开的值班编辑看到了这个重大消息，随后立刻报告给编委会。编委会果断做出决定：不惜代价把新闻抢出来。于是已经下班了的夜班编辑重回岗位，将已经印好的报纸全部作废，重新编稿，重新制版，重新印刷，并加印到200万份。最后《广州日报》关于邓小平同志逝世的重大新闻率先与读者见面。而且做了头班飞机送到北京时，比北京当地的报纸还早。

他们有着一种不怕吃苦、勇敢、无畏艰苦的精神。

1995年，五四青年节，广州日报组织策划“中国陆路边境贸易大扫描”大型采访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当年12月底。28名青年记者，一共分为5队，历史大半年，沿着我国长达2.2万公里的边境线，跨越了东南西北九个边疆省区，几度进出俄罗斯、蒙古、尼泊尔、越南等多个邻邦和我国的黑河、珲春等25个国家级口岸。

当时带领西藏队的徐晖说：“进藏44天，一共走了一万多里路，主要目的地是亚东、樟木还有林芝，发了十多篇稿子和大量的照片。”外面的人进入西藏，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困难就是——高原反应。“有人头痛，我则是心跳很快。但是我们都硬生生地扛了下来。”他们白天在路上跑，晚上写稿，而且没有手机和手提电脑，写完稿子要回到驻地再把稿子传真回去。

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有很多做贸易的车，尼泊尔人大量购入中国的商品。“边境的外贸商人大多富裕，我们还被当作贵宾来招待。”发回报社的稿子中，记录了很多仲尼友谊桥、西藏的街头情景、风土人情······

新千年的元旦，《广州日报》做出“鸿篇巨制”：1900多年的历史浓缩在200多个版，400多张图片和一篇篇短小精悍的、可读性强的文章将历史串联起来，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历史事件，刊出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照片。200版今年特刊，再一次创下了中国报纸的半数记录，基本上与国际接轨。

市民化是《广州日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为《广州日报》在处理新闻的时候，更多地是站在市民的角度看问题，只要是民众关心的事情，都可以上头条。

2000年，两条股市消息分别在2月17日和2月20日上了头版头条，这一现象在全国综合性大报中非常罕见。一条是春节前股市暴涨，另一条是春节后股市开盘，它抓住了广大股民的心理，为股民们送上喜报。

而作为党报的《广州日报》，与党的领导方针、政府政策相关的报道也会放在头版。特别是在要点上，报道会突出重点。

以十七大报道为例，报社派出多达七人的特别采访小组到北京，以平均每天四个版的篇幅刊登十七大的相关报道。他们把报道力量和版面资源用在了“解读”上。整个报道主题紧紧围绕十七大报告中的主要新提法，从“民主”角度切入，走访了包括中央党校副校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主任等十几位有分量的专家学者，请他们围绕“房市”、“收入分配”、“教育”等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来解读报告。

2003年10月，《广州日报》开始进行改版，提出了“质量新报”的口号，在继续坚持以全面的规模化信息覆盖、取悦读者的同时，根据“更主流，更大气，更新锐，更贴心”的思路，以“特稿”、“焦点新闻”、“实用新闻”、“权威在线”以及一些服务型很强的专刊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十几年前，《羊城晚报》称霸广州。十几年后，广州的报业市场，变为由《广州日报》称霸，甚至可以说稳坐中国报业龙头大佬：成立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告收入连续10年全国第一、中国报业史上第一次滚动出版97个大版、自办发行份数第一、全国第一家拥有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新闻媒体、全国第一的报业印刷能力······2000年《广州日报》广告收入12.5亿元，纳税2.4亿元，居广州地区纳税大户第二名，成为广州国企十强之一；2003年纳税2.54亿元，名列广州地区纳税第三名，是前20名中唯一的新闻媒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未来是信息化社会的时代，《广州日报》清楚地明白厚报时代是必然的趋势，走上了不断扩版的道路。

有人把《广州日报》比作是“商品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也有人称其为“今日清明上河图”。

持续的扩版，《广州日报》逐渐成为了囊括时事新闻、娱乐、副刊、家庭生活休闲各类版面的综合性日报。接近70个专版，能让社会各阶层的读者都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皆大欢喜。

《广州日报》在获取读者的欢心上还使用了一个“心机”的小手段：狠抓发放时效。

广东人有爱喝早茶的习惯，报社就掐着这个点，想让广东的市民在喝早茶之前拿到报纸，给读者一份满意的佐餐读物，所以不断提前报纸投递的时间，由原来的早上11点以后提早到了9点半，接着又提前到9点、8点半、8点。后来他们作出了“比太阳更早”的承诺，最后绝大部分的个人订户都能在早上7点半前看到报纸。

那时候，一边喝早茶，一边看《广州日报》，已经成了广东市民的一种习惯。

到今天为止，《广州日报》依旧受到广东市民的欢迎和喜爱。

《羊城晚报》

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革命后，广东的报业逐渐有了生气，广东报业也不断地深入改革，各种报刊开始纷纷复刊或创刊。

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办报宗旨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他们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报纸风格亦庄亦谐，雅俗共赏，随后成为我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

在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羊城晚报》的复刊是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羊城晚报》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民生，追踪热点，采编精良。独家新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以及港澳专版、花地、晚会、连载等文艺板块，都各具特色，以浓厚的人情味和生动清新的文风成为“粤派”报纸的代表，被誉为晚报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但是复刊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是步履艰辛的。他们当时只得到省委10万元的开办费。由于经费有限，他们办公也只能寄人篱下，编辑部、校对室、排字车间都是临时借用《南方日报》的场地，办公室也是一栋两层的危房楼，墙壁也出现了崩裂。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视察之后称：“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他指示要立刻用杉木加固，并在附近搭建一座棚，晚报人称其为“窝棚”。

当时先后担任省委领导人的习仲勋、任仲夷和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都十分的开明，在这样比较开放的政治环境下，晚报的报道和言论几乎没有受到过干预和批评。同时，在当时的吴有恒总编的“讲真话”方针的指导下，《羊城晚报》的复刊之路也逐步开朗。复刊后，《羊城晚报》在新闻报道取得了突破，也得到了发展。

复刊当月，广东发生了一起海难——从广州开往三埠的一艘客轮在途中遭遇暴风雨后沉没，200多人遇难。但是当时的有关部门根本不同意报道，在晚报记者的极力争取下，才勉强同意报道，但是死者名单不允许公布。总编吴有恒知道后表示：“乘客的家人最关心亲人的安危，此事涉及一大片，这有个群众观点问题，我们党报不能置若罔闻。既然不准刊登死者名单，那就刊登生还者名单吧！”于是《羊城晚报》独家把38名生还者名单公布在报纸上。

社会新闻是《羊城晚报》的“门面招牌”。《羊城晚报》在复刊后就大力地经营社会新闻，包括多样化的消息和题材广泛的通讯特写。

复刊两年后，《羊城晚报》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从此闻名全国，稳坐广东报业的第一把交椅。

1986年，当时广州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女婴疑案：产妇一方指责医院精心策划盗换男婴，但医院一方坚持产妇生的就是女婴。双方都认为对方有问题，各执一词，扰扰攘攘，莫衷一是。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从1月17日开始，到4月中旬，《羊城晚报》一版连续报道了该事件。一开始以《谁是她的爹和娘》为事件的开篇，根据事情的发展状况先后刊出《涉恶会都在关系她》、《法院受理女婴疑案》、《法医系教授谈验血鉴定亲缘》，最后以《待认领女婴案圆满结束，小女孩与父母喜团圆》。其中，4月5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待领女婴案庭审记》将整个报道推向了高潮。就在当天，《羊城晚报》零售数增加了1.8万多份。

那个本来刚要与美好的世界相遇的小女孩，却因为无人认领，得不到生父母相伴照料的命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牵动着广大读者的心。

在这期间，《羊城晚报》共发表了消息、通讯、《街谈巷议》等新闻报道和言论20多篇，2万多字，照片7幅。

后来，在1993年至1996年间，《羊城晚报》掀起了新闻策划的热潮，推出了一系列流脍人口的新闻报道，比如“卖花女”、“107国道追猪事件”、“手拉手重走长征路”、“打果霸”、“好军嫂韩素云系列报道”等。

（图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韩素云）

1993年12月，《羊城晚报》“社会广角”版的编辑发现了一篇有关军嫂韩素云夫妇事迹的来稿：韩素云为了支持丈夫的部队工作，不惜做出巨大牺牲。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她独立支撑起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到最后她的健康却遭受到了严重损害，但是她依旧不放弃军人妻子的职责。1993年12月30日，这篇报道被命名为《心的呼唤，爱的奉献》，刊载在了“社会广角”版的头条位置。随后，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广州中医学院把韩素云接来了广州，并免费为其治病。《羊城晚报》又继续进行了报道。因为报道，广州市妇联系统在几天内就筹到3万多元。《羊城晚报》当晚发了一篇新闻报道：《患“新癌症”的好军嫂，广州人很想为您做点什么——三万捐款，一片姐妹心》。后来，很巧合的是，《羊城晚报》的一位记者也生病了，入住广州中医院。在这里，通过和医院有关人员的接触，他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社会各界关心韩素云的感人事迹，由此写出了长篇通讯《爱心无价》。

此次系列报道历时接近一年，开创了《羊城晚报》的一个先例。“可以说这是《羊城晚报》的爱国拥军报道上了新的台阶。”

1996年，大年初一至大年十三期间，《羊城晚报》以新闻连载的形式连续十天推出了新闻故事《泌阳奇案·广州洗冤》，轰动一时。《羊城晚报》使用细腻煽情的手法，加上曲折入幽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甚至国内外数十家媒体都争相转载。这时是春节新闻淡季，《羊城晚报》发行量不降反升，发行量达到了150万份的高峰，发行范围出现了“三三三格局”，即三分之一在广州，三分之一在省内，三分之一在全国。《羊城晚报》迎来了最辉煌的发展时期。

当时的晚报记者颜长江96年春节前夕北上中原，探得始末：河南泌阳女教师王麦芝奔走九年，为的只是洗雪丈夫强奸小保姆的奇冤，最终在广州靠血亲鉴定还了亡夫的清白。

到了第十篇报道刊发的晚上，全国各地的读者都给记者颜长江打来电话。不少人都说，自己是流着泪追看这组报道的；更有很多读者称赞《羊城晚报》：“这篇报道是一曲大义凛然的正气歌。”“不仅公检法和中山医是包青天，《羊城晚报》也是包青天。”

后来王麦芝在接受采访时说：“羊晚的报道，使许许多多的人理解了我，更给我带来一段段奇缘。爱的力量改变了我的整个家庭的命运。当年的报纸，我一直珍藏着，那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东西。”

新千年的元旦，《羊城晚报》提前近一个多月派出7名记者奔赴各大洲，在世界各地展开日夜兼程的跨世纪采访，从1999年12月27日至2000年1月3日，每日分别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套彩印刷，共出版236个版，文字报道三百多篇，数十万字，照片接近千张。

2003年，非典爆发。《羊城晚报》的“抗击非典”报道是新闻媒体对突发新闻事件报道策划的成功之作，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4个多月以来，“整张晚报都在动”。《羊城晚报》和各系列报的主要领导坚持天天在编辑部值班，指挥采编工作，时刻关注前线信息，即使研究报道方案，同时也要求各系列报根据自己的特点，做好报道。帮助了读者了解信息，阻击流言，克服恐惧，为维护社会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谁总说报纸是易碎品？当我们用心、用情去做，新闻也会变成历史。”一位参加一线“抗非”报道的记者说。

同时其报道也体现出很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展现人性之美。《百名白衣天使冒死救一人》、《拼将生命书写大医精诚》等等，报道了广东医护人员无私无畏的伟大付出，感动了无数读者。在疫情得到初步遏制后，又推出了“非典改变了我们什么？”、“告别卫生陋习，走向健康生活”专版。

在今天，《羊城晚报》依旧是广东报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强劲的力量，培养出很多有为的记者，也留下了很多记录着历史的报道。辉煌依旧。

在那个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的时代，广东三大报业的辉煌发展，为我们民众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也丰富了民众的娱乐休闲生活，三大报业是广东传媒业的辉煌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