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查多·德·阿西斯：书写伟大，无须远行

马查多·德·阿西斯，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创作的一大批作品涵盖了全部文学体裁。

在巴西人看来，马查多早已成为一种国家象征。他留着长胡子的照片被印在各种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上，城市里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

马查多·德·阿西斯 （Machado de Assis）

作为这样一位巨匠级别的人物，马查多的文风和他画像上的神情一样质朴。他的作品运用大量的反语，笔触诙谐，叙事逻辑完美。但仅就翻译而言，他是一位语言难度比较大的作家，非常抗拒不痛不痒、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2019至2020学年，闵雪飞老师为北京大学葡语专业大四的学生开设了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文学翻译，并选择马查多·德·阿西斯作为翻译对象。而选择这门课的八名学生也在一次次的纸笔磨砺中明晰翻译的标准，其中就有米亚·科托、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的译者。

最终，这本编译而成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在今年夏天得以呈现。它既是一次教学实验产生的的成果，也是一次距马查多作品上一本中译出版十六年之后的葡语文学经典复兴行动。

在此，我们特地准备了闵雪飞老师撰写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译序，跟随译者共同解读属于马查多的现实主义与巴西文学。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译序

闵雪飞

作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

1839 年，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出身于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底层家庭。他的父亲是解放奴隶，混血人种，以粉刷为业。母亲为葡萄牙亚速尔的移民，洗衣妇，白人。实际上，无论是马查多还是德·阿西斯都是姓氏，因此，以下简称马查多，而不是阿西斯或德·阿西斯，这既是巴西文学史传统，也是作家在世时给亲密友人信件的署名。

马查多·德·阿西斯 （Machado de Assis）

当时巴西识字率很低，马查多的父母却奇迹般地识文断字，这为他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基础。马查多一生中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所有知识皆靠自学而得。童年时在教堂充当协助弥撒的男童，从神父那里学习了拉丁语。十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之后也很快去世，当时马查多只有十二岁，由继母抚养成人。继母在一家女子教会学校担任厨娘，马查多从法国面包师那里学会了法语。这为他广泛阅读欧洲文学提供了条件。

马查多·德·阿西斯年少时便显露了才华，十四岁时已经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作。他有强烈的社会上升渴望。在里约时，他常去一家书店看书，结识了书店老板，也是当时里约著名的文化人保拉·布里托。他很欣赏这位好学的少年，介绍年仅十五岁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去国家印刷厂担任排字学徒。

两年之后，马查多成为报社校对，之后长期在报社工作，担任记者、编辑、主管等职。后来，马查多·德·阿西斯在朋友的邀请下，前往政府部门任职，曾任交通、工业和公共工程部会计总长等职务。马查多虽然担任公职，但始终没有离开文学，依然孜孜不倦地为报纸 、杂志撰稿。

马查多·德·阿西斯对构建文学共同体极有自觉，在他的大力促成下，1886年，巴西文学院成立，马查多成为创建院长暨首任院长，院中坐席为二十三号。

马查多·德·阿西斯生前身后发表了众多作品，涵盖了全部文学体裁，共计十部长篇小说，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戏剧作品。从若泽·维利西莫开始，研究者大多同意将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文学生涯以1880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为浪漫主义时期，后期为现实主义时期。前期稚嫩，后期成熟。但这是文学史家的武断，或许马查多·德·阿西斯自己并不赞同，因为他始终拒绝归属任何流派。

在马查多·德·阿西斯出生与成长的岁月里，巴西还是一个年轻而稚嫩的国家。1822年，随着唐佩德罗在伊比兰卡河畔一声“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巴西从葡萄牙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巴西帝国。

如何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出年轻帝国的独立个性，成为当时作家最主要的焦虑。以阿伦卡尔为代表的巴西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找到了一条路径，通过对巴西自然美景的赋写与对印第安文化的挖掘，为幼年时期的巴西帝国构建了主流书写模式。

研究者将马查多初期作品归为浪漫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主题都以爱情为主，但是马查多重视社会关系与心理刻画的写作风格已经初现端倪，浪漫的故事中包含了马查多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讨论的问题，比如人性的复杂、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在父权社会居于从属地位等等。

马查多从不认同浪漫主义作家通过称颂巴西风物为巴西赋予身份的手段。即便在归入浪漫主义的小说处女作《复活》中，他也在前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与传统浪漫主义叙事的距离：“我不想写一部风物小说。我试图勾勒出一种情境与两种针锋相对的性格。”

1873 年，他发表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著名文章，题目为《巴西当代文学的创新：民族性本能》。马查多表示，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而不是仅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旗帜，或者仅仅局限于歌颂本土特有的或唯一的事物。

他指出，面对本土题材的作品，仅看其中是不是有民族精神是完全错误的，比如巴西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如果仅以巴西性为标准，那就只能欣赏这位诗人民族主题的作品，而那些“从主题而言，属于整个人类，歌唱人类的愿望、热情、脆弱与痛苦”的美妙抒情诗就会被全部排除在外。

在这篇文章中，马查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文学的愿景：并非只有称颂巴西风景或言说巴西特有题材的作品才具有国家性。文学言说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矛盾，发生的地方不能成为局限。巴西的事务要与人的普遍意义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对于作家来说，首先应该具备一种内在感情。这种内在感情令他归属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国家，尽管处理的题材属于遥远的时代与空间。”

这样的一种“内在情感”驱使马查多在里约热内卢的城市生活中寻找普世的“巴西性”。马查多生活在一个政治与社会结构更迭频繁的时代，亲眼看见了巴西帝国最后的余晖，见证了奴隶制的废除与共和国的建立。他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移植到文学作品中，展现了一个处于分裂与矛盾之中的社会，记录并建构了属于所有巴西人的共同身份与记忆。

马查多的关注点始终在于揭示人的共性与本质、普遍范畴下的人与人结成的关系，无论书写的是激情还是嫉妒、死亡还是生存、忠贞还是背叛，无论主人公是男性还是女性、主人还是奴隶、懦夫还是勇士。然而，马查多的现实主义并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从不依赖于某种决定论模式，也不诉求寻找人物与情境形成的清晰原因。

他的书写拒斥所有的显而易见与一目了然，对于巴西落后农业、奴隶制与保守的社会结构，对于虚伪、出轨、通奸、玩世不恭，他的批评从不以直接形式展开，更不会沦为道德教化，然而，细腻客观的心理刻画与润物无声的微妙讽刺也许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1881年，即步入“成熟的现实主义时期”之后一年，马查多· 德· 阿西斯出版了《布拉斯· 库巴斯死后回忆录》（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这是一部将其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作品，采用非线性的片段叙事，具有现代主义元素。

伍迪·艾伦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位列对他成为电影人与幽默作家影响最大的五本书之一。小说的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六十四岁死于肺炎，死后他依然在书写自己的自传，从坟墓之中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成长、事业、爱情，以及生命中的诸多过客。

《布拉斯· 库巴斯死后回忆录》

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

这些现代主义元素是极其超前的，几十年之后，拉美作家才大面积使用。在若热·亚马多的《金卡斯的双重死亡》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死后诉说场景。布拉斯·库巴斯与其他人物不断混淆生与死、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这一点正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最吸引人之处。布拉斯·库巴斯时时从纸上突围，否定自己的写作，承诺要删去若干章节，恳求读者原谅他粗疏的书写。

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时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以同样的方式化身为人物，言说写作者的焦虑。库巴斯采取了环形叙事，在结尾处驱动读者返回开头，再次旁观库巴斯的死亡，从而进入无穷无尽的循环，这让我们想起了《百年孤独》以家族历史开始又以家族历史终结的闭合结构及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中永无休止的生成机制。

如果说马查多的长篇小说“力图表现完整的世界，追求社会的主体和整体”，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是“对整体的一小部分的表现，但并非任意一部分，而是能抽取一定意义的特殊部分”。

此次选译的马查多中短篇小说完整地展现了作家普世与全景的社会观。《精神病医生》作为马查多最出色的作品，以中篇小说的尺度，塑造了一个执着到疯狂的“科学家”形象。以此，马查多讽刺了自启蒙主义以来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与“理性至上”。伊塔瓜伊这个小小的村镇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玉米粥叛乱”影射着法国大革命与巴西的“米纳斯密谋”叛乱（Inconfidência Mineira），逾越界限的“理性至上”，终将人类社会变成巨大的“巴士底狱”。

其他短篇小说同样为马查多·德·阿西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世情小说，主要集中于里约热内卢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但也不乏对底层困苦的描写。

《玛丽安娜》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故事，从画中玛丽安娜与真人玛丽安娜的交融，我们可以管窥马查多超前的现代性。《公鸡弥撒》围绕“我”的内心活动展开，刻画了一段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促成了巴西“心理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父欺母》展现了巴西废奴之前的“至暗时刻”，展开了一幕父爱与母性交织、困顿与人性争斗的悲喜剧。

《占卜师》以哈姆雷特的台词开头，以猝然惊悚的结局而终，作家描写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更以主人公卡米洛的相信与怀疑，复写了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巴西的“丹麦王子”形象。《皮拉德斯和俄瑞斯忒斯》以对希腊神话的戏仿，在层层反讽之下，呈现了一对男子不同寻常且并不对等的感情。

《钱包》同样是一个有着意外结局的通奸故事。《学校故事》描绘了当时巴西的教育状况，呈现出一个纯真男孩的伦理困境：一桩他以为是按劳取酬、无比正当的事，竟是错的，令他遭受巨大的折辱。《外交官先生》刻画了一个出没于上流社会，一生耽于幻想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棍子轶事》返回了奴隶时代末期的巴西，呈现一幕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悲喜剧。某种程度上，《隐秘情由》可以看成《精神病医生》的凝缩，区别之处在于福尔图纳托对实验的执着来自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虐待冲动。

《显贵理论》通篇对话，直指社会的虚伪，是马查多式反讽最好的体现。《名家大师》塑造了一个一心成为严肃音乐家，却在流行音乐的道路上一骑绝尘的作曲家。《海军司令之夜》同样是一篇以反讽驱动，以“不忠之爱”为主题，揭示人性种种矛盾的小说。

另外一些小说，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色彩。《镜子》不仅是雅克宾纳对自己一段奇妙经历的讲述，而以杰出的叙事技巧，传达出马查多对于“两个灵魂”的洞察，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本质的思考。

在《亚当和夏娃》中，马查多重写了创世纪，世界并非上帝完美的创造，而是魔鬼的创造，恶被首先造出，而上帝的存在只是创造出对立面，让恶不至于太恶而已。

《魔鬼的教派》同样是一个关于对立的故事，魔鬼否定一切，通过否定神性、肯定人性，马查多呈现了人性与其固有的种种矛盾。《圣人之间》与《寓言一则》中，故事的发生是神话与寓言的，但体现的依然是世情与人性。

作为叙述者，马查多力图客观，既不局限于压迫者视角，也不局限于被压迫者视角。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比起行动、情节、年代和空间，马查多更重视写出人物的感觉。他书写下这些主题，又发展出另一些主题，在描写当下的同时，回返了过去，并将自己投射到未来。马查多的巴西性建基于他对时代与人情的记录，也建立在他对人的普遍意义的探寻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马查多·德·阿西斯成为巴西乃至拉美一代又一代小说家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作品简介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闵雪飞 等 译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7月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是巴西文学巨匠马查多·德·阿西斯一生中短篇佳作的全面集结，收录了包括《精神病医生》《镜子》《公鸡弥撒》在内的二十一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完整展现了作家普世和全景的社会观。

作品普遍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书写里约热内卢中下层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以细腻客观的心理刻画与润物无声的微妙讽刺捕捉人物的心理动态与社会现实，主题多涉及嫉恨、虚伪、城市里的悲欢离合和人性争斗，具有超前的现代性。

正如他所言，“我对自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人”，通过对时代与人情的记录、对人的普遍意义的探寻，马查多·德·阿西斯为巴西文学开辟了一条不状写风景的文学路途。

主要译者简介

闵雪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葡萄牙语专业副教授，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目前主要致力于葡萄牙语诗歌、后殖民主义与国家认同研究。著有《书写真实的奇迹：葡萄牙语文学漫谈》，译有《阿尔伯特·卡埃罗》《星辰时刻》《隐秘的幸福》《梦游之地》等经典葡语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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