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笺注家的“心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潘静如

2020-08-20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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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有点惊悚。打上“引号”,是为了表明我自己是笺注家们的拥趸。笺注家最是老实本分人,冷板凳一条,案头灯下,专替别人下注脚,也替读者扫路障,有什么“心术”可言。要说“心术”有问题,大约像宋代杜诗“伪苏注”之流才足以当之。杜撰典实,张口就来。如杜诗《空囊》“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凭空杜撰出阮孚的故事来,所谓:“晋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但一钱看囊,庶免其羞涩’。”辗转相沿,“阮囊羞涩”的词条甚至还进入了《辞源》《汉语大辞典》。(参见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好在这类给大诗人做笺注时明目张胆的杜撰,只是一时风气的产物。宋代的正经学者都已经作了严厉的批评。宋代以后,孑焉寡俦。
那为什么还要说笺注家的“心术”呢?主要是“心术”正,未必就“手段”正。好心办坏事,也是常有的事。疫中闲读唐宋名家集,就遇到一些。例如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其一云:“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查慎行注:“《苕溪丛话》作任,讹。”(《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七)冯应榴查验了旧王状元集注本、《乌台诗案》,确实也都作“胜”,出于谨慎,他还是加了按语:“但先生诗首句每不用本韵,且子由诗亦作任,恐非讹也。”(《苏文忠公诗合注》卷七)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首句“力难胜”云云,查慎行沿用宋人旧注交待得很清楚:“《乌台诗案》:熙宁四年十二月内,初到杭州,寄子由诗云‘眼看时事’云云,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能不能胜任也。”字面上,“力难胜”就是不能胜任之意。既然旧王注本、《诗案》都作“胜”,则这一版本由来已久。查氏断言“任”字为讹,恐怕是因为“任”字与“能”“丞”不属同一韵部,犯了出韵之病。但是,苏辙和诗也作“任”,基本可以确定“任”才是原文,而“胜”反是讹文。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讹”不是无意识的讹,很可能是笺注家们一厢情愿的“理校”所致。不仅苏轼有“首句每不用本韵”的习惯,一般而言,诗的首句押相邻或相近之韵,向来允宜从宽。虽然不提倡,但何尝不允许。举个例子,黄庭坚《武陵》诗:“武陵樵客出桃源,自许重游不作难。却觅洞门烟锁断,归舟风月夜深寒。”“源”字与“难”“寒”就不在同一韵部。因此,这种“理校”的基础是有点脆弱的。再说,苏轼近体诗甚至有非首句“出韵”的例子,如《西山戏题武昌王居士》诗:“江干高居坚关扃,犍耕躬稼角挂经。篙竿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景各箕踞,击剑赓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清人李必恒在补注新辑本《施注苏诗》时就说:“按经字系九青韵,岂先生偶失检耶?”(《施注苏诗》卷四十。理论上首句“扃”字也“出韵”了,而李必恒不指摘,就是因为首句押邻韵原不足为怪)更见得一味胶柱鼓瑟,未必果能得苏诗真面目。可“力难胜”偏偏流传很广,以至于明成化本《苏文忠公全集》也作“胜”,今天点校整理的各种苏集亦多因之,这里就不细举其名了。现代专门的校勘学家亦不免为所愚弄,1958年屈万里以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对校《四部丛刊》影印元务本堂刊王状元集注本时,有云:“此本(施顾注本)胜处至伙。……卷四《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句》诗‘眼看时事力难胜’句,元本‘胜’讹‘任’。”(《跋“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宋刊本注东坡先生诗》,《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参考资料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35页)断然以“任”字为讹。除此而外,这里还留有一个疑窦。冯应榴《合注》本按语说旧王注本作“胜”,而屈万里所引《四部丛刊》影元王注本作“任”;也许冯应榴所据王注本是别一版本,疫情期间访书不便,聊待他日。总之,这一异文问题,可以复查苏辙《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绝》其一:“吏治区区岂不任,吴中已自富才能。还应占位书名姓,学取蓝田崔县丞。”首句尾字亦作“任”,何者为确,不难定谳。幸亏有了苏辙的旁证,我们才可以还原苏轼的原文。否则,即使对簿公堂,也难有胜算,改“任”为“胜”本来就是笺注家的“理校”所致。苏诗自北宋末年就有注本,赵次公等人的四家注以降,有五家注、八家注以逮《王状元集百家注》本、施顾注本,擅改文本的始作俑者必是此中笺注家之一。
这告诉我们,笺注家的“理校”并不是很靠谱。“理校”的结果越是显得圆满,越要警惕。杜诗《岁暮》:“烟尘犯雪岭。”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在“犯”字下注:“当作侵。”这是想当然,实在无依据。仇兆鳌也许觉得杜诗格律谨严,不会出现“平平仄仄仄”的局面。这未免既迂且愎,不值得正经反驳。我们试看他的《杜诗凡例》之第二条“杜诗刊误”例,便知此一思维模式横亘在他的胸中:
《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当是“来绝域”,于“开拆”不犯重。《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当是“吾已僦”,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当是“惟天意”,于“随类”不相重。如《送王侍御》诗“况复传宗近”,当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
这些例子,当然不排除真知灼见,有说的极对的地方。但我的重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其思维模式。仇兆鳌替杜甫扫除讹误,是要恢复杜诗当初的圆润完美。在他的设想中,杜诗当然是圆润完美的,一首诗中不应出现重复的字眼或其他的技术瑕疵;假如有,一定是传抄、刊刻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第一,世上并无此理,就是杜甫恐怕也做不到;第二,抱定这种想法有适得其反的风险,斤斤计较于尺寸得失,本意是在还杜甫“诗圣”之真,有时反而把人家杜甫的眼界拉低、格局缩小了。出于同样的心理,仇兆鳌倾向于杜集中《雨不绝》一诗是伪作:
律体以首尾为起阖,三、四承上,五、六转下,此一定章法也。若在六句分截,则上重下轻,不见转折生动之趣,诗之可议在此。朱瀚曰:题便可怪,“摇扬如丝”只是申上“细微”,“泥不乱”语近于率,“风乍稀”节外生枝,“舞石”加“乳子”未免冗赘,神女“自湿衣”何须过虑,“眼边”衬字,“匆促”拙字,“安流逆浪”,反复重言亦少意味。此当系赝作也。须辩之。
想来朱瀚说到了仇兆鳌的心坎上:这么“差”的诗怎么可能是杜甫写的?所以,他又挑出了“章法”上的毛病。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笺注家的仇兆鳌的心理,像极了“佞臣”,按今天的话来说,则不脱“粉圈”思维。假如是僭主,也许只恨他这类变相的谀词来得少了;僭主是听不得真话的,即便是真话,也要艺术化地处理为谀词。但杜甫到底是名副其实的诗圣,他的反应如何,咱们就不便揣测。
上述情形与杜诗“伪苏注”的杜撰故事、曲相皮傅,在主观意图上究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只要笺注家迷信大诗人的诗语语都有来历,进而把笺注当成一种囤积居奇的“买卖”,而不能收其放心,就难保不启人疑心。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杜甫)《李潮小篆歌》:‘苦县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张融》:齐高见其书曰:‘卿书殊有骨力。’”清人注杜,带一点集成性质,细大不捐,认为“骨力”是条异文,就夹注到小字里了,如《杜诗镜铨》卷十五、《杜诗详注》卷十八,其来源同是《猗觉寮杂记》(《杜诗详注》已明白列出)。这显示了清人编注杜诗时的审慎,是学风好的体现。今按杜诗《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察前后文,作“立”于义为长。当然,这种理校并不说明问题。比较有力的事实是,在朱翌之前,杜诗似无此异文,今流传的《杜工部集》及宋人杜诗注本如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鹤《补注杜诗》等,皆未见有作“力”的。另外,就是我对笺注家向来有一点警惕。假如朱翌《猗觉寮杂记》引杜诗而随即发了一通相关议论的话,那么所引杜诗中的“异文”尽管有自家抄错的可能,仍然可录以备考。可《猗觉寮杂记》劈空只引了光秃秃的“苦县光和尚骨力”一句,接着引《南史》“卿书殊有骨力”以见杜诗“骨力”二字大有来处。直觉告诉我,这也许是朱翌读《南史》偶至“卿书殊有骨力”处,忽然想起了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有“苦县光和尚骨立”之句,便条记下来,既应证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也见得自己学养不无可用处。至于是误记为“骨力”,还是强扭为“骨力”,千载之下,早无从知晓矣。朱翌虽然不是职业笺注家,但笔记中喜欢给人注出处,总算得业余笺注家。假如迷信大诗人“句无虚语”,那做笺注“买卖”时的那种囤货居奇、好大喜功的心理怕就收不住。出于这个缘故,在有相对合理证据的情形下,我倾向于作一点诛心之论。
近乎犯痴的毛病,笺注家多有,而宋人似尤甚。清人张宗松曾在《王荆公诗注略例》中抱怨道:“注家多穿凿附会之病,又有稠叠蔓引之病。李氏捃摭搜采,务求来历。或字义稍有异同,则云公别有所本,或云未详出处。岂有改窜旧文,伪造故事,以疑误后学者乎?”《猗觉寮杂记》引杜诗时带出来的那条异文就有“改窜旧文”以迁就出处的嫌疑。张宗松提到的“李氏”,就是荆公诗注者李壁(一作璧)。李壁是一位严肃的笺注家,绝不似杜诗“伪苏注”之流的“穿凿附会,设为事实”(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序》)、“随事造文,一一牵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但过此以往,甘作大诗人“佞臣”的心理,怕总还是大环境的产物。王安石《寄吴正仲却蒙马行之都官梅圣俞大博和寄依韵酬之》诗中有句云:“赵兵今窘汉旗红。”李壁注:
韩信破赵,立汉赤帜。红字必别有出处。
本来引“韩信破赵,立汉赤帜”已经注得够明白了,但李壁为何还要加一句“红字必别有出处”?这大概是因为诗句中说“汉旗红”,而《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的是“立汉赤帜”,王诗用词似乎还不够严丝合缝。以荆公硕学高才,必另有妙处才是。再如《西帅》“一丸岂虑封函谷,千骑无由饮渭桥”句,李壁注:
按《北史·韦孝宽赞》:东人怙恃其众,将欲饮马清渭。而《新唐史·突厥赞》亦言:虏薄渭桥,骑壒蒙京师。然一丸泥既是《后汉书》全文,则亦疑千骑或别有出处,公方以为对。
因上联故实中的“一丸”是《后汉书》成语,所以李壁怀疑下联的“千骑”也必有其特别的出处,荆公才乐于如此属对。这种想法看上去有理,“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就出自王安石的手笔,因以“汉人语对汉人语”而博得宋人的喝彩吗?这样看来,笺注家对大诗人的文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钱锺书《宋诗选注》黄庭坚小传语)倒是一种审慎的态度,特别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使人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殆诗家所谓秘密藏者”。(魏了翁《王荆文公诗注序》)这是的确的。但也可以从另一面看。像李壁这样觉得王安石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对不切当的预设,虽说是“慎之也”,到底还是有一点“佞臣”心态。就是硕学高才如王安石,又岂能无牵合将就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博得无数人的推赏,总说明它算得一桩罕事,不是天天可以遇到的。当然,李壁说王安石或许别有所本,不见得就是慎重或一味迷信大诗人,有时候倒可能是一种委婉语。例如王安石《寄曾子固》诗有“周人贵妇女,扁鹊名医㿃”之句,李壁注:
《扁鹊传》:“鹊名满天下。旁游六国,至邯郸,闻赵贵女病,扁鹊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扁鹊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无所滞碍。”贵妇人乃赵人,非周人,今称周,或别有出处。
事情是明摆着的,王安石偶然误记了,不待李壁申言而可知。李壁不说破,许是遵守了经学家“疏不破注”的遗风,——嗐,这还不免是“佞臣”的样子。但得承认,面对王安石用典的疏忽,李壁处理得很艺术。
相形之下,查慎行就不免“甚辩”,他太迷苏轼了。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云:“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遥遣试春衫。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这里“阿咸”两字,是一桩疑案。要从杜甫说起。杜甫《杜位宅守岁》首联云:“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阿戎两字,一作阿咸。杜甫、杜位是从兄弟关系。按理,“阿咸”这个典故乃叔侄间事(阮籍称侄儿阮咸为阿咸),并不相称,而“阿戎”二字,尽管注家所引典故不一,但都与兄弟相关,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因此,明人胡俨就断言阿戎是原文,而“注家改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与兄弟不相当”(《杜诗详注》卷二引。按《读杜心解》卷三、《钱着杜诗》卷九并引胡俨此说)。胡俨怀疑这一异文来自注家妄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异文不像是杜甫自己改诗留下的,亦不像是刊刻传写之误,大概率是注家为了“还原”杜诗完美圆润的真面目而改。我们刚才有了苏轼“胜”“任”异文的教训,不免对这种看似更完美的说法表示慎重。苏轼写诗,两用“阿咸守岁”的典故,是承袭了杜诗。这就是说苏轼看到的本子作“阿咸”。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人郭知达谓“杜诗善本当是阿咸”(《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胡俨也承认“善本作阿咸”(《钱注杜诗》卷九);另外,宋人“谢无逸手抄陈无己所校本”也作“阿咸”(《施注苏诗》卷二十二《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注引)。那何以“阿咸”反而是注家妄改呢?这是胡俨不能自圆其说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能想象笺注家水平如此低下,愣是不管不顾杜甫、杜位的兄弟关系而改“阿戎”为“阿咸”;反过来做,倒是才符合笺注家们的心曲。假如真像郭知达猜测的那样——“意者,杜位小字阿咸也”(《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那么更有可能是宋代的笺注家们认定“阿咸”是用典,与杜甫、杜位兄弟关系不相称,而妄改为“阿戎”。可惜,这桩疑案永远无法定谳了。但与此案相牵连的苏诗,我们是可以评一评的。上引苏轼《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其二尾句“头上银幡笑阿咸”,查慎行引旧注云:“阿咸,旧注有云:王思逺,小字阿戎,王晏之从弟也。子美《杜位宅守岁》诗,用阿戎,盖出于此。东坡与子由偶误用为阿咸耳。”(《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三十)旧说(见宋人注本、笔记)谓东坡误用“阿咸”,查慎行有点不乐意,加按语辩解道:
东坡用阿咸,当指子由诸郎,观末章结处有“却将新句调儿童”之语,未必专指子由也。
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时如获至宝,也引了查慎行这个说法为坡公辩护。意谓这里“阿咸”可能指苏辙的儿子们,即苏轼的侄子,这不无可能。可是从我们上引《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的全诗来看,同样也像是兄弟间开玩笑的。这是其一。诗的题目既含“除夜”二字,用典当然与杜诗《杜位宅守岁》相关,句中的“阿咸”不指兄弟,还能指谁?这是其二。苏轼在《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其一中又曾写道:“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斗讙哗。”又一次写到了“阿咸守岁”,这个典故于古无征,只能来自杜诗,而杜诗明明白白是写在兄弟家守岁的。这是其三。因此,查慎行的辩解略显乏力。转念一想,查慎行完全可以这样辩解:“公所睹杜集如此,乌得谓误用耶?”但这样一来,就好像是说,苏轼用典不免是个“二道贩子”,甚至一时失检,昧于“阿咸”故事。苏轼的才学根本不用怀疑,但对“佞苏”的查慎行而言,这种辩解也许要不得。
平心静气地看,苏轼用事原不必来自原典,前人用错,他有时也照样跟着错。例如,《次韵徐积》首联:“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先须问子来。”“裹饭”一事来自《庄子》,然而“裹饭”所馈乃是子桑,而非子来。难道是苏轼误记吗?宋人《复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引)、《能改斋漫录》(有说《复斋漫录》作者是吴曾长辈,所以《能改斋漫录》多因之。参见唐蜜《〈复斋漫录〉辑佚与考辨》,西南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等已指出韩愈《赠崔斯立》诗云:“昔者十日雨,子来寒且饥……褰裳触泥水,裹饭往食之……”则苏轼“用”子来事,不正是从韩诗而非《庄子》中来么?并非巧合的是,宋人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朱熹《朱文公校韩昌黎先生集》的正文都作“子桑”,只在小字夹注里还留存“子来”的痕迹。文谠连“一作来”这种客观话都懒得说,直接夹注云“或作来,非”(《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卷一)。朱校本下夹注云“方云,考《庄子》,实作子桑”,则正文定(抑或改?)为“桑”也许就是方崧卿等人的功劳;这大概也就是朱熹称道的方崧卿“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韩文考异序》)。而到了清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里头,连夹注里“子来”的痕迹都不见了,仿佛不存在过。这大约又是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的一例吧?
但凡事当看两面。“佞臣”虽说一心为主,究竟也还有为己的成分,这就难保不借着主子的名义而自炫自售。这里颇适合举陆佃、陆升之祖孙俩的故事。《西清诗话》载:
熙宁初,张侍郎掞以二府成,诗贺王文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示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从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盖慎之如此。
陆佃的发问很诚恳,王安石的回答不啻给陆佃和世人上了绝妙的一课。李壁的《王荆公诗注》就征引了这条;昔年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记得陈寅恪也特别拈出了这个例子。也许是受了王安石答祖父问的这个故事的启发,陆升之也有类似创获。《老学庵笔记》载: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陆升之(陆游“亡兄仲高”)读书面广而心细如此,令人佩服。不过,稍加梳理,不免略有疑窦。苏轼原诗《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是有自注的,略云:“韩退之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皆岭南诗也。”苏轼提醒读者他这两句化用,是来自韩、柳的“岭南诗”,地道的本地风光。他自注并没说还化用了张望诗。当然,以苏轼才学之高,原不必屑屑于自注出处,那反而显得局气。问题是,张望诗并非常见诗句,在连韩、柳“岭南诗”都要和盘托出提醒读者自己的一点用意的情况下,若果真张望诗也是东坡所本,似无不提之理。也许陆升之、陆游确实相信苏轼在这里还化用了张望诗,但更许是,陆升之将这句苏诗当作了展现学问的舞台。我们这才悟到,笺注家那种“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乃至于“穿凿附会”的习气,也许不完全是因为笃信大诗人无所不造、有言皆微,有时倒实在是自己心痒得难耐。这样看,“佞臣”的另一面原是“骄臣”:不受案头大诗人的管束的。可怜尊集雕肝地,合是吾家跑马场!受了这点启发,我们这才进一步悟到,笺注家们“理校”出完美本子,名义上是要还原大诗人的真面目,但实际上还原(也许该说“重塑”)的乃是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严格来说,还得再加上关键两字:“自己”理想中、逻辑上的真面目。
“佞臣”“骄臣”都是戏谑之称,他们总还是可爱的,不似备位充数的“具臣”,号称校注,只草草糊弄了事。因此,笺注时他们那种特殊的心理不但应该被忍受,而且还应该被看作是优秀笺注家与生俱来的美德,即便是毛病,也算得是一种“必需的罪恶”。毕竟,天下没有什么人或事是完美的。我们既嘉许了笺注家的“心术”,便有必要留个心眼。不然,岂不辜负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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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文学史,诗词,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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