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仁里：追寻上海小三线印记

文|郑颖

您听说过小三线吗？

1964年6月，中共中央为有效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国家安全的严峻挑战和尽快改变中国工业不合理的布局，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四川、贵州为大三线，江西、安徽为上海的小三线。在这些小三线企业中唯一落户浙江的企业——上海市协作机械厂，军工代号9383厂，于1965年建址临安岛石仁里，1988年撤并搬迁至上海。五十多年前，为了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这里曾经聚集1700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他们舍家为国，进山扎根，修路搭桥建工厂，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环境中，为国防军工建设付出了青春年华。

为了进一步搜寻小三线在临安的历史印记，2019年7月到10月间，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在岛石镇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通过多次前往岛石仁里村进行实地采访。

在仁里村村委干部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曾经在协作厂工作过的戴君山、纪胜山、卢德林、帅华新、周军民、周胜甫和纪大元等几位老人。笔者了解到这几位老人都是因所在大队的集体土地被上海市机械协作厂征收建厂，在1972年被招收到厂里工作的。他们从事四个工种：厂里的土建工作、车间的搬运工、运送炮弹的押车工人和组装车间（508车间）的总装工人。他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上海市协作机械厂的生产、为祖国的国防建设贡献了力量。笔者将他们的回忆内容，整理如下。

令人艳羡的工作机会

据他们回忆，那个时候农村搞集体经济，基本上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能进厂工作在当时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铁饭碗，着实令人羡慕。刚开始进厂要做三年学徒，第四年考核合格后就可以成为正式工人；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19.8元逐年递增，最高的可拿到每月8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高薪了！厂子里面的福利也是很好的：衣服、鞋子、背包都是发的，食堂里饭菜丰富，花一毛钱就能吃上一顿很不错的饭菜，每月还能结余五六元钱。此外，厂里对家里有特殊情况的职工还有特别的照顾，比如说周军民的爱人身体不好，厂里在物质上就多给他一点帮扶，很是人性化的。

厂里共有职工1700人，大多是上海人，其余来自全国各地，本地的村民（以仁里的村民为主，包括邻近的安徽人）大概也就90多人，只占百分之五。技术人才以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上海东方红造船厂来的上海职工为主，本地人都是车间工人，有军代表驻厂管理，党委书记是部队的。加上家属，共有3000人，实行军事化管理，三道门卫值守，外来人员禁止进入，有严格的保密措施，直到1988年开放。

上海东方红造船厂、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的人是先期人员，负责建厂，吃了不少苦。1965年时的赵岭脚还是一个深山坞里，是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进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是先期建设者肩挑背扛，开路劈山建的车间、住房，然后搬运机器设备，住的是简易工棚，自己砌个灶台烧着吃。没有水，没有电，晚上听着风雨声睡觉，经常有蛇、松鼠陪伴。到1968年，厂里的房子、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基本完成，工厂才真正开工。1969年生产出“新四〇火箭弹”，并逐步批量生产。

在车间工作有时会有一点危险性，因为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安全生产的意识不强，在制作炮弹时会因为火药自燃或者雷雨天气而引发小规模爆炸，有的甚至一个月会发生好几次这样的事故。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的发挥。人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上下班，各车间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你追我赶争上游，加班加点都是自觉参加的，从来没有怨言，尽管工作辛苦甚至伴有危险，但干劲很大。周胜甫老人回忆说，他个人还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到过大奖状，还有毛巾、搪瓷脸盆等实物奖励呢（只是时间太久了，他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封闭的村庄，却是人人向往的“小上海”

随着工厂建设的完善和生产的正常正规化，到了1972年，工厂办公大楼、大礼堂、职工宿舍楼、子弟幼儿园、小学、初中、医院、电影院、澡堂、商店、篮球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就像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工厂用的电是上海小三线发电厂直供电，没有用地方电网。厂里的车队有军用吉普车、客车、解放牌汽车，生活物资都是由后方812指挥部上海计划分配直供，汽车拉回来的，客车每周往来上海。当时物资紧缺，什么都凭票供应，像白糖、香烟、棉布、肥皂等本地买不到的，厂里的职工不论是上海人还是本地人都能享受得到。比如厂里到舟山特供基地拉回来的鱼，临安县城酒店用的鱼就是从厂里的冷库里拉去的。临安县里车子少，还到厂里来借用。那时候厂里就开始用煤气灶，本地人都没见过。工厂搬来后，仁里公社街面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人称“小上海”。

封闭的村庄里，下班后一般是听收音机、下棋、打球，每年有一两次上海的歌舞团过来表演。不过，最过瘾的还是广场露天放电影，基本上三天放一次，吃过晚饭后，总是早早地拿着凳子去广场抢位置。记得有一次放功夫片《少林寺》，一连放了七天，附近农村的人来得太多，广场四周是人挤人，好多人爬到树上去看。一般上海开始放的新电影片，三天后厂里就能看，而地方上要半年后才看得到。许多经典老片子，就这样伴随着职工数十个春夏秋冬。

和谐融洽的生活关系

在生活上，来自上海的职工和当地百姓相处得很融洽。他们之间会互赠生活物品。比如，休息天，总有厂里职工骑着永久、凤凰自行车，三五成群地去附近村庄游荡，村里人总说上海佬又来了，一番讨价还价后，买些老母鸡、柿子、花生、鸡蛋等土产回来。有的去河里摸螺蛳、抓螃蟹，也有的晚上去农田里抓田鸡解馋。原先当地人不吃螺蛳，看着上海人吃也开始跟着吃。上海人夏天穿纤维布的确凉衬衫笔挺凉快，本地人就跟着流行起来，上海人的许多生活习惯影响了本地人。语言交流也是相互学习，后来都学会了。厂里有技术的职工还帮助本地工厂解决难题。时间久了，相互熟悉，就成为朋友，结拜兄弟姐妹。通过20多年的和谐相处，协作厂里的上海职工和仁里村的职工以及仁里的村民之间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在协作厂被接管之后，曾经在仁里工作过的上海人至今还会经常回到仁里这片热土走走看看，寻找未曾逝去的记忆，寻访曾经一同工作过的工友。他们的友谊在岁月的见证下，历久弥新！

因为条件艰苦，厂里大多数是男职工，而且未婚男青年又占了很大比例，到了1980年问题突出。厂里出台政策，凡是女青年嫁给厂里男职工的，可以落实上海户口回上海。消息一出，本地的、外地的女青年纷纷主动来相亲，成功结对效果明显。

见证者心中的小三线

除了以上几位小三线的亲历者，笔者还采访到参与过协作厂筹建时帮忙处理相关事宜的李士健老师和见证过小三线在仁里发展的周苏丽老师。从他们那里还了解到一些其他相关情况：

李士健老师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小三线落户仁里的时候他也就30岁出头的样子，那时候他是临安县革委会后勤办公室主任，所以在小三线确定在岛石仁里时，有很多诸如用地问题、工农关系问题以及生活用品采购的问题都需要他从中牵头协调。其中有三件事他印象非常深刻。一件是靶场用地纠纷。当时协作厂需要建立一个实验靶场，但是靶场的用地不光占用了仁里村的集体土地，还占用了与邻村（属于安徽）的集体土地。这就需要和安徽省宁国县的相关部门进行联络谈判了。为了支持小三线建设，当时临安县副县长缪开寿一行大概六七个人去安徽进行过为期两天的谈判，把靶场用地的问题给解决了。李士健当时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回忆说，谈判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也把所占用土地的户主招到厂里来上班，相关待遇都和仁里村村民一样。第二件是帮助解决生活物资问题。当时全国的物资都相对匮乏，买粮食都需要粮票。有些上海职工非常想吃好一点的米面之类的主食，就委托他帮忙从中牵线购买。因为他当时是后勤主任，机关事务处很多工作都是他在负责，所以像米面这样的生活物资或用品他基本上都能想办法买到。所以很多上海职工都想方设法通过他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他和上海职工之间的交往是互相的，记得他自己在农村老家盖房子的时候，需要钢筋材料，在临安买不到，他就通过协作厂的领导帮忙想办法买到了钢筋这样的稀缺建房用材，所以他老家的房子才能如期竣工。第三件是帮上海人在临安落户。协作厂的上海职工到仁里后需要在临安仁里落户，由于上海职工在临安人生地不熟，相关手续也不像现在这样简单，所以上下跑关系、办理材料都需要他帮忙去办。一来二去，就和厂里的上海职工“混成”了老朋友了。他还回忆说，大概是在1973年（也有可能是1974年，具体时间他实在想不起来了）隆冬，厂里一位书记从上海赶回仁里厂子里过春节，但是因为大雪封山，到达临安县城后就没办法赶到岛石仁里了。这位书记就找到他，在他的安排下，当年在县委招待所里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春节。

另一位受访者周苏丽老师，今年62岁，仁里人。协作厂在仁里建厂的时候，她才七八岁的样子。她姐妹四个，那时候她家到协作厂就一条3米多宽几百米长的路，其二姐周小丽和二姐夫是厂里的职工，所以她会经常在厂附近玩耍。她妈妈很会做家务，尤其在带小孩方面很能干，所以厂里的上海职工家里的小孩如果没人看管，很多都会送到她的家里让她妈妈帮忙照看。她的爸爸也会把收获的新鲜蔬菜免费送给上海职工品尝。所以她们一家人和那些上海职工的关系都很融洽。记得当时厂里的保卫科科长还经常在傍晚下班后到她们家串门聊天。就这样，每次当这个科长看到她的时候，都会说，这么灵光的一个小姑娘要送去读书的，不然就会浪费掉的哦。再加上姐姐、姐夫没有文化，做起技术工作来都相对比较吃力，深受没有文化的苦，所以也都力劝她的爸妈送她上学。所以到她9岁的时候，爸妈就送她去厂里自办的小学读书了。这一做法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她和上海职工子弟一样在“仁里协作厂职工子弟学校”读书，一直到初中毕业，后又考到岛石的高中，成了当时家里唯一的文化人。高中毕业后起初在家务农，期间还到厂里的冷库批发棒冰到镇上去兜售贴补家用，后来昌北区招聘公务员，她因为有文化，就考上了昌北区的妇女干部。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拿到近6000元的退休金，生活相当幸福。周老师说，如果当时没有协作厂，肯定不会成就现在的她，她应该也算是小三线的见证者了。现在她还和当时一起读书的上海同学有来往，这个国庆小长假还在一起聚会话家常。

李士健老师和周苏丽老师回忆的几件事都是和协作厂息息相关的，正因如此他和厂里的那些干部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他们之间还经常联络。每到节假日经常会来临安看望他们，顺便看看如今临安发生的巨变。在李老师和周老师心中，小三线给他们的生活甚至整个人生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自1984年开始，军工生产任务量下降，“军转民”已成趋势，整个小三线开始撤离，协作厂在1988年全部搬迁，上海人撤离，并入上海柴油机厂分厂，由华东师大接手，本地职工继续留在厂里，运营到1992年结束，交给临安地方管理，有的分配到事业单位，有的分配到全民企业，有的分配到集体企业。虽然分配到不同的单位后享受的待遇可能有略微的差别，但是现在这几位曾经在协作厂的仁里职工现在每个月都能拿到4000多元的养老金。采访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同时向笔者展示了他们当时在协作厂工作时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等证件。他们说，如果不是当时在协作厂有过这样的工作经历，现在肯定不会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待遇，要感谢党、感谢政府！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原科长

非常感谢上海小三线上海市协作机械厂徐梦梅先生和高球根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作者附注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