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天山北路是中国游牧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大体与新疆北部草原的范畴相当，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印象中呈现出两种形象。要么站在农耕文明的立场上，视之为需要改造的“蛮荒”之地；要么站在游牧文明的立场上，强调其独特性并视之为“自由”之乐土。哈扎诺夫指出，这两种形象比人类学中“高贵的野蛮人”形象更为久远。它们“看似相悖，实则相近”，都“以中心看边缘”，强调新疆北部草原深刻的边地属性。它距离内陆遥远，其生态环境与内陆区别甚大，生活着的人群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也与内陆地区的人群有显著差异。

在该地区游牧社会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研究范式。一是认为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的族群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自然与社会边界，将草原地区想象为游牧的世界，专注于呈现和分析游牧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独特性并以哈萨克族与蒙古族牧民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在“国家-地方社会”的范式下探讨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改造”和地方社会的应对，进而揭示草原地区发展与游牧社会变迁的关系。

18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北部草原发生了巨变。一些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农耕族群进入草原，以村落的形式带状分布于草原边缘的绿洲，或是点状嵌入到草原深处的河谷与盆地。学术界对农耕社会的研究相当丰富，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首先，通过屯垦史、移民史、城镇史的研究重构新疆北部草原地区农耕社会发育、形成与变迁的脉络；其次，借助史料、档案、方志和口述材料，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勾勒这些社会的社会文化风貌；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国家对新疆北部草原地区的经略，通过治理体系与治理政策及其得失的分析，探讨当代边疆治理之道。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新疆北部草原人群及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研究沿着两条并行不悖的线路行进，彼此的关联较少被关注；二是倾向于在区域内甚至更小区域内开展研究，较少关注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地区在族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三是深陷“从中心看边缘”的视野中，强调“中心”向“边缘”的辐射，而忽视了“边缘”向“中心”的聚合。从学理上讲，“游牧民”与“农耕民”、“边疆”与“内陆”、“边缘”与“中心”难道不是处在双向度而非单向度的交往交流之中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要弥补上述不足，就需要转换研究视角，更多地从“边疆”和生活在边疆的族群出发，从关联性的角度探讨新疆北部草原与内陆地区在族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这种关联内在于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中，但要在它们的内部去发现却并不容易，更可取的路径是在农牧交错带去探寻。天山北路东段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一线介于阿尔泰山东段南麓草原与准噶尔盆地东南绿洲之间，兼有草原与绿洲两种生态景观，是一条典型的农牧交错带。

清中期到民国时期，天山北路东段的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记录大量出现在游记文本中。这些记录不仅丰富，而且还非常细致，是不可多得的“民族志”材料。本文运用这些游记文本中的记录，结合地方文献和相关研究资料，以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为分析时段，探讨天山北路东段这条农牧交错带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分析这条地带如何将新疆北部草原地区整合进了区域社会中，如何作为走廊连接了新疆北部草原地区与祖国内陆，如何增强了生活在该区域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血肉联系。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当前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一些初步思考。

二、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天山北路是一个狭长的地理单元，南倚天山，北枕准噶尔盆地中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兼有绿洲与草原两种地理生态景观。拉铁摩尔说该区域“不但可以依赖高山水源灌溉，还可以接受自然降水的资源补给，生存条件优渥。因为水量充沛，绿洲被草场连成一片，形成由草场包围的绿洲形态，绿洲的边际隐蔽在草原中间地带之中”。在他看来，这些绿洲是“边际模糊的绿洲”，带有很强的过渡地带性质。还有学者认为“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于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松田寿男也说“天山山脉不仅是区分南北两种环境的一条边界线，而且山地本身就兼有两种地理情况，成为两种地理情况交会的地带。也就是说，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作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毋庸讳言，天山北路的生态环境为农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以前，天山北麓的细石器时代具有农业迹象的遗址多分布在乌鲁木齐以东地区，生产结构以游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巴里坤县石人子、奎苏、冉家渠等处，彼此地域毗连，曾发现距今2800年左右的多处早期遗址、墓葬，出土过碳化小麦粒、大型磨谷器等。汉唐时期曾在天山北路屯垦，集中在今吉木萨尔县周边地区，延续至五代十国时期。宋代仍在这一带有少量农业，元代则在此军屯。明末清初，天山北路为准噶尔部（卫拉特蒙古一部）所控制，农业有所发展，农业分布在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周边零星一些地方。王希隆指出，“农业劳动者基本部分是来自天山南路的维吾尔人，还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准噶尔人、中亚布哈尔人、布鲁特人、哈萨克人、汉人、乌梁海人、东蒙古人等民族和部落的人口”。

清代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迭经三朝，历时68年，最终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叛乱，统一了天山北路。为经营西北，乾隆皇帝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为思路确定了“屯垦为先”的策略，正所谓“而辟新地实边防，尤宜以移民为继”。曾问吾指出“山北之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镇西（现巴里坤县）各属，山南之吐鲁番大兴户屯，广事招徕，内地之汉人及汉回负载出关，辟草莱，长子孙者不下数十万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前后，古城、木垒、奇台兵屯人数1100人，奇台县户屯1994户6824人，天山北路农业人口估算有37403户112942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途经木垒，说“四十里木垒河，商贾云集，田亩甚多，民户约五百家”，经奇台时说“田畴弥望”，经古城（现奇台县城）到阜康时说“沿途田亩连塍，村落连接”。

同治三年（1864），北疆大乱。战事平息后，政府仍大兴屯田，招募关内农户屯垦。光绪十二年（1886），方希孟途经奇台到孚远县（现吉木萨尔县）时，记录下“五十里至大泉，村树连绵，居民多沿天山北麓。雪消土润，麦垄青青”，次日又说“四十里过双汊河，长林丰草，弥望无涯，土地肥饶，农业最盛，皆赖天山雪水，引之灌溉”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裴景福由木垒至奇台，再至吉木萨尔，记录了沿途农庄情况。由木垒至奇台，他写道：

四月葵巳……三里右有废垣，左岭远伏，西行偏南六七里，左有村庄，过水沟，见天山，十里至沟底，崖有居民，垂柳数株。天山渐向南去，复由南折西，绕奇台之南，右平旷，左岭长而低，夹道村庄，树木迤逦。间向西南行，十里至奇台，有故城，驻巡检，铺户一百余家，民居种地者多。

经奇台至吉木萨尔，他又写道：

初三日……三十里过河至小屯，左岭有耕户村庄，右仍草滩。二十里至大泉，民居四五，有饭馆，过此，村树络绎，农居多沿天山北麓，四月初雪，消土润，种麦。五六月开渠，引天山雪水以救旱，北望无际，悉湖滩草地。五里右岭起，破垣数十无人，八里下坡，二里行树林中，参差蒙密，极似江南光福风景，但少小山平田耳。

屯垦深刻地改变了天山北路东段的人口与民族结构。阚耀平的研究揭示出，这一带人口多出自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有民户、商户、遣户、兵眷和安插户等几种类型，又以民户为主。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路东段迁入人口达16.4万人，除汉族外，还有回族、满族以及经商的维吾尔族。据曾问吾的统计，宣统元年（1909），孚远县城乡户籍人口1782户7741人，奇台县6326户13310人，两县另有本省寄居者291户1395人、外省寄居者2317户10361人，还有外侨34户161人。

人口聚集带动了天山北路东段城镇的发展，道光八年（1828），方士淦自伊犁惠远城（现伊犁霍城县）东归内地，对吉木萨尔、奇台与木垒等城做了描述。在他的笔下，吉木萨尔“万家烟火，市肆无物不有”，古城“口内人商贾聚集”，木垒河“居民铺户极多”，更以“银奇台”描述这一带之繁盛。光绪三十二年（1906），方希孟应伊犁将军长庚召，二次入疆。到木垒河时，他写道“兵燹后三十余年，市上仅一百五六十家，迄未复一”；古城的情况稍好，他用“渐臻繁盛”来形容，说“市长三四里许，栋屋鳞比，圜阓喧阗”。

总之，天山北路东段的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迅速增长，成为一片农牧结合的区域。在黄达远看来，这片新农业区的出现将农业民族界限向西推进了数千里，形成了一个新的与游牧民族交汇的经济圈层。这片区域也是一条重要的农牧交错带，既在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作了区分，又为两类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三、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人文生态

天山北路东段的人文生态因农牧交错带的出现而巨变，呈现出了拉铁摩尔所说的“过渡地带”诸多特征，包括混合生计、族群共居、文化杂糅等现象。

天山北路绿洲农业区分布在山前倾斜平原冲积扇、冲积平原沿河两岸和淡水湖滨等三角洲，外围便是适宜游牧业的高山草甸、平原荒漠地带。在游记文本中，荒漠、草地、林地、农田和村落总是交替出现，生动地呈现了“边际模糊的绿洲”形态。裴景福从古城到吉木萨尔途中记录“左右村树麦地，八里平旷入草地……十里荒野沙漠，十里榆林渐多，至双汊河，民居小店五六”。光绪三十三年（1907）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途经吉木萨尔和古城时说，“我们骑马穿越了二工、芨芨窝子村和头工村等地。农作物地带结束后，开始了空旷的平地，平地上生长着高大的粗糙的‘芨芨草’，右面看到两片树林”。

这些记录说明，天山北路东段的农民可能已形成了农牧兼营的生计形态。裴景福曾提到奇台一洪姓商贩，说“天津人，商贩，来此三世矣，养马一万六千匹，牛五千，羊万余，驼二三百头。河两岸草地牧马，绵延数十里，皆洪所畜也”。据调查，奇台骆驼在民国初约有1万余峰。1931年，回族人马义养着三顶毡房的骆驼，共600多峰，个别驼户以繁育骆驼为业。拉铁摩尔注意到，天山中段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山居新人群，他们是汉族与蒙古族通婚所生的混血儿。这些人能像蒙古族牧民一样管理牲畜，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房屋，夏季又随蒙古族牧民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还购买商队垮掉的骆驼，使其在自己的草场休养生息后，又转手卖给新的商队。与奇台相邻的巴里坤是清代新疆最早的农垦区，在当地土语中有羊房子、马房子、牛房子、驴房子、骆驼房子，这些“房子”是供牧人临时住宿或携带而流动住宿的设施。因此，尽管没有普通农户畜牧业的资料，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兼营牧业应是常态。

农业的快速发展使天山北路东段很快成为了区域粮食生产中心。屯垦之初天山北路一些地方的粮食尚不能自给，巴里坤“尚不敷粮七千三百余石”，古城“尚不敷粮九百余石”，这一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乾隆三十五年（1770），乌鲁木齐就出现了“近缘年岁丰收，户民将粮入市变价交官，而籴者甚少，每小麦一石，减至价银五钱，尚难售卖”的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

天山北路东段的粮食远销科布多、阿尔泰山等地。方希孟曾说“济木萨古城麦粮充足，科布多、阿尔泰山、巴里坤一带，咸赖接济”。1919年4月30日，林竞途经古城时说“古城农产品以麦、高粱为大宗，豌豆、大豆、黑豆、玉蜀黍、小米、青稞亦均产之，岁销于蒙古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阿尔泰为最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依赖驼运，直接推动了奇台驼运业的繁荣。驼夫分甘肃、晋绥和河州三大帮。其中，河州帮多是回民，“多行大草地”，即过北塔山沿蒙古草地进张家口，也跑阿山和前后营。“阿山”便是“阿尔泰”，“前营”与“后营”便是“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从古城出发的驼道有十余条，其中“大草”“前营”“后营”便是通往游牧区的道路。“大草”自古城出发，越过北塔山，沿着蒙古草地到归绥或张家口。前营自奇台县出发，沿着沙漠边缘，越过北塔山，经银牛沟，向东北方向行进，抵达乌里雅苏台。后营自银牛沟后向北越过阿尔泰山，到达科布多。

牧民也到天山北路东段进行交易。1917年，谢晓钟途经奇台，描述了牧民前来购粮的情况。他说：“一入秋冬，前后营蒙民群赴奇台购粮，驼队不绝于途，以故此间店民，春夏皆往罕沟种地，秋收后，始归来开店。”牧民不懂汉语，交易不便，在奇台便出现了“通事店子”。谢晓钟说“通事店者，为通蒙语之汉、回、满人所组织，专供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带各旗蒙民，南来购买百货粮食而设”。牧民还到奇台大量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和手工制品，包括酒、酱油、清油、毛纺织品、糖和坎土曼、镰刀等生产工具。一些商人索性在科布多、阿尔泰等地设立分号，就近销售产品。

农民与牧民为了逃避战乱、灾害等自然与社会风险，频繁逃入或穿越这条农牧交错带。同治三年（1864）战乱，天山北路东段的屯民向西北方向逃离，短暂在布伦托海（现福海县）屯垦，后于同治八年（1869）前后迁入阿尔泰山深处的克兰河谷（现阿勒泰市红墩镇）定居务农。谢晓钟曾途经此地，写道“红峒庄，庄民四十八家，皆汉人，少息复行，沿途风景，同于孚远近郊”。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也向东南方向迁移，渗入到天山北路东段一线。如道光二十年（1840）包塔巴依等人由阿勒泰迁往吉木萨尔定居，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受灾的哈萨克族牧民流落奇台、木垒等地，20世纪初到木垒定居的哈萨克族牧民有300-500户，辛亥革命期间富蕴县、青河县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迁到古城、木垒等地。

人口流动使得草原和绿洲深处形成了一些微型农牧共生区和民族互嵌型社区。2015-2017年，笔者曾对“红峒庄”汉族庄民后裔进行调查，他们自称老户儿家。这些汉族庄民与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的农牧民形成了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交往交流交融，发展出了共生互补的族群关系。进入天山北路东段的哈萨克族牧民多沿天山北坡的山区和山前丘陵地带分布，比如奇台南山和五马场乡、木垒大石头乡、吉木萨尔泉子街镇等，位于绿洲边缘，与绿洲乡村居民维系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当然在族群交往中也有冲突的一面。方希孟记录了奇台周边哈萨克族牧民与汉族农民的关系，说：“哈萨克畏俄之虐，逃赴奇台山中游牧，好窃牛马，居民苦之。马将军新于汉沟、东墩、纸坊等处，增设卡伦，稽查甚严。然荒漠穷山，头头是道，防范实难，村人乃设羊头会以为备。”一些文献在描述哈萨克族牧民时常有“大量牲畜死亡，牧民无以为食”，“穷苦牧民家破人亡，大部分一贫如洗”“哈民被迫四处逃亡”等语。因此，“劫掠”不过是游牧民维持生计的一种策略。费孝通先生指出，“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

综上所述，游牧民与农耕民在经济上形成了共生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天山北路东段农牧交错带生根发芽，随着族群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延伸到了草原与绿洲的深处，并将新疆北部草原地区有效整合进了以天山北路东段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与社会之中。

四、天山北路农牧交错带的走廊意义

奇台素有“银奇台”之称，既强调此地之富庶，也强调此地的中枢地位。林竞说“奇台，俗称古城，地居新疆北路之东枢，四塞灵通。秦、陇、豫、湘、鄂商人，出嘉峪关经哈密而至；燕、晋商人，由张家口、归化经蒙古草地而来”，又说“盖古城商务，在地理上不特为新疆全省之重心，且有绾毂新、阿、蒙三区之势矣”。因此，天山北路东段不仅是新疆北部的中枢，还向北与蒙古草原道相接，向东与河西走廊相连，是连接边地与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

前文中所提“驼道”实为“粮道”，又被称为“蒙古食路”。在拉铁摩尔看来，此路之形成与阿尔泰山东部没有无法逾越之山梁、沿山麓井泉连属、山脉中不能保存多量冰雪等地理特征相关，即“既有水草，同时又可避免险阻”，可为大队牛羊的通路，是由游牧的“进行方向”演变为了商业通路。此路与清初“旅蒙商”所开辟的商道相连，经归绥、张家口，与京津晋一带相连。“蒙古食路”和“旅蒙商”开辟的商道合称为“蒙古草原道”。清平定准噶尔后，甘冒风险的汉族商人逐渐从漠北蒙古地区深入到边远的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和新疆伊犁等地。毋庸讳言，天山北路东段木垒、奇台与吉木萨尔一线是重要的联结点。方士淦这样描述奇台：“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裴景福途经木垒时说，“咸丰间，木垒河市廛极盛，民居过万，凡山西、归化城货物悉屯积于此，蒙古诸盟亦来贸易，为北疆大聚落”。商民利用哈萨克族愿意“将马匹易换货物”的机会，从内地调取大批绸缎、布匹、茶叶、药材等商品，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设置贸易市场与哈萨克族进行交易。奇台还是全疆货物流通的枢纽，方希孟说奇台“北接旱三台，南通吐鲁番。关内草地运来百货，囤积转销，西至伊犁，北至塔城，与俄交易，南至哈什、叶尔羌，与英交易。洋货大宗亦集此，而后东进嘉峪，北至归化城”。

游记中对天山北路东段与河西走廊贸易往来的记录甚少，为何？据研究，蒙古草原道长途平坦，万里无人，免厘税苛剥，又是捷径。因此，北平、天津和山西商人一般都愿意走此道，每次途行约三个月，一年可往来两次。走陕甘道有车马之烦顿、税卡之重困，商贩苦累，多不愿走。蒙古草原道在清代中晚期极为兴盛，以至于光绪七年（1881）中俄签订《陆路通商章程》后俄商在古城、张家口一线开设铺房、行栈。这条商道因两大历史事件而衰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不再经此道。1924年，外蒙古独立，此道不再通畅。恰如拉铁摩尔所说，“要明了此种商路，除地理的原动力外，必须辅以社会的及历史的二种原动力”，又说“关于此种道路的研究，其历史方面，有时反较地理的方面为多”。这些论述应用到对蒙古草原道的探讨中真是恰如其分。

天山北路东段与河西走廊贸易记录甚少，绝非意味着这条走廊不具备联通意义，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人口流动上。这在左宗棠勘定新疆行军与运粮路线的选择上便有体现，行军路线主要为甘新道（星星峡-哈密-镇西-古城），运粮路线则主要为归化至镇西。清平定准噶尔后，在陕甘总督的协调下，主要从甘肃的安西、肃州、甘州、凉州所属州县招募贫苦民众。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四十五年（1780），甘肃籍人口迁入新疆共7586户，其中1650户迁入穆垒（木垒）、奇台、济木萨（吉木萨尔）。新疆人口向外流动也多循此路，即经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线，翻越天山，过巴里坤、哈密后，进入河西走廊。以哈萨克族东迁为例，光绪九年（1883）便有90户牧民从阿勒泰迁往巴里坤草原，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不时有零星牧民迁入巴里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萨克人向巴里坤迁移渐成规模，部分牧民继续向东迁移。据统计，仅1936-1939年间便有四批约3000多户2万多人进入河西走廊。分析游记作者旅行线路便可发现，他们多沿河西走廊，过嘉峪关后向哈密行进，经巴里坤后抵达天山北路东段一线，再向西经乌苏、精河后抵达伊犁，或是反向而行。总之，天山北路东段乃是人口迁徙流动的重要通道。

在此，进一步对天山北路东段的“连接”作用进行分析。

首先，强化了边地与内陆的经济联系。黄达远指出，以古城为中心，不仅形成了跨区民族经济市场体系，还联通了边地与内陆的市场，加深了哈萨克游牧区、蒙古游牧区、北疆新垦区、南疆传统绿洲农业区与中原农业经济区的经济联系。简言之，借助于天山北路东段市场体系的连接，新疆北部草原地区有效纳入了国家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之中。

其次，密切了边地与内陆的社会文化联系。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新疆北部草原地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初步形成。以“阿山”为例，20世纪初便已形成汉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相与聚处，各为礼俗，自成风气”的族群分布格局。人口流动也深刻改变了内陆的民族结构，现甘肃、青海两省的哈萨克族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入牧民之后裔。人口的流动还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迁入的族群在适应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周边其他族群的交流中，其文化会经历显著的“在地化”。以新疆汉人来说，就出现了语言的方言化、礼仪的简约化和双重地域观念等现象，呈现出多元性、变动性与非传统性特征。[30]周边族群文化上的调整和变化也很明显，这是主流文化在边地得到传播和认同的结果。以红墩的哈萨克族为例，由于长期与汉、回、维吾尔等农耕族群杂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逐步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多少会说汉语并了解汉族的风俗习惯。各民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使新疆北部草原地区与内陆更为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更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最后，深化了国人对新疆北部草原地区及其治理的认识。游记的作者多是官员或受官方委派，如方士滏、林则徐、裴景福皆是被贬流放新疆的官吏。方希孟初次入疆乃是平定阿古柏叛乱的幕僚，二次入疆则因伊犁将军长庚之召。林竞被认为是民国西北拓荒第一人，1916年受财政部、农业部派遣赴新疆、甘肃考察实业，1918年复赴绥远、宁夏、甘肃、新疆、转道外蒙古后回到北平。1920年，他向北洋政府提交了《查勘绥、甘、新路线意见书》《西北国道路线计划书》，规划了北、中、南三条进疆路线。其中，北路和南路基本与蒙古草原道和甘新道重合，至奇台后向西北开一支线直抵阿尔泰山，以联络现蒙古国科布多省、新疆阿勒泰地区和新疆其他地区为一气。他认为修路一事极为紧急，说“今者强俄已矣，正吾乘机猛进之时。苟犹迟徘徊顾，窃恐列强昔以对腹地之法，又将持以对西北矣”。1916-1917年，谢晓钟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入疆考察。他在《新疆游记》中专列一章《阿尔泰经营论》，说“阿山僻处西北极边，孤悬新疆之外，兵力单弱，居民稀少，交涉防务，皆多棘手，守斯土者，无不时怀失败之危”。因此，“须俟改为道区，并隶新疆，积极招垦，使足民足食，次第设县，使守疆守土，方可呈功”。孙中山亲自为《新疆游记》作序，说“谢君晓钟之《新疆游记》，行路四万六千余里，记载三十万言，述其足迹所经、视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他认为边疆的开发直接关系国家之前途命运。因此，“游记”不仅是为了增进国人对边地的认识，还要探索“经边治边”之策。

综上所述，天山北路东段是蒙古草原道与河西走廊的西北延伸，是连接边地与内陆的走廊，促成了物与人的流动，密切了边地与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联系。

五、“走廊”之于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21世纪以来，国内“走廊”研究方兴未艾。“走廊”的概念由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提出，旨在以一种区域研究视角破除单一民族研究之局限，以对历史与现实中各民族“交流掺杂，你来我去”“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将交互性与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王铭铭认为，这昭示着一种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的可能，为体会、理解和认识横向连接与纵向差序之间的纽带提供了机会。

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边地的新疆北部草原地区与内陆之间本就存在着人与物的流动，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族群与生活在内陆的族群之间本就存在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藉此，边地不断主动融入和被有效纳入国家体系，边地的族群不断生长出并巩固了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认同。忽视关联性的存在，对特定地域和族群的认识便很难做到客观深入，还可能误导关于边地与国家、生活在边地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本文的研究还说明，从关联性视角重新审视边地与国家、生活在边地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有助于反思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方向。

就研究的思路来讲，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需要摆脱边地与内陆相隔离的思维，摆脱以特定地域和以特定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窠臼。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甚至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民族学这个学科也同样受到局限”。如何突破这种局限，费孝通先生说“得两头一起抓，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宏观研究关键是要有“全国一盘棋格局”的思维，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状的情况。所谓“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从微型的具体情况来观察各民族间又分又合的关系，以丰富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这可视为对如何开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表述，其中“走廊”应成为宏观研究与微型研究相结合的理想场域。以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来说，要给予连接新疆与内陆之走廊更多关注，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从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出发去认识和解释边地与国家、生活在边地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从具体的研究进路来看，可通过多点民族志与类型比较研究，对走廊开展“点线结合”的立体研究，逐步发掘和提炼各民族在“生活的实际”中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与原则。毋庸讳言，以“社区”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仍是当前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意味着需要在走廊中选择若干村落或社区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些村落或社区便是我们所指的“点”，每个点原则上代表着一种类型。选“点”既可以经济文化类型为参照，也可以人口与民族构成为参照。“点”的优势在于可呈现人们“实际生活”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并在日常生活场域中展开深描。“点”的劣势在于过度“集中”，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可能。因此，要通过类型比较研究跳出“点”的局限，梳理和识别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与原则，以为新疆与内陆、生活在新疆的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提供坚实的民族志基础。

就研究的视野来说，要将天山北路与河西走廊、“长城-天山”走廊连为一体进行考量，作为一种“从边疆看中国”的学术尝试。这是探索东西交互看边疆与内陆一体性，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生长机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事实上，天山北路是河西走廊的西北延伸，也内在于“长城-天山”走廊，与这两条走廊有着天然的联系。当前，学界关于河西走廊与“长城-天山”走廊的研究方兴未艾，召开了数次学术会议，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已产生了较大学术与社会影响，但天山北路的走廊研究尚待推动。新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应在这条走廊上倾注精力并开展研究，为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事实与学理支撑。

本文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8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