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一周书记:当我们谈论欧洲的时候……在谈论什么?

李公明

2020-09-24 11: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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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版,460页,98.00元

《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西] 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著,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版,460页,98.00元

英国历史学家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欧洲: 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黄锦桂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论述的核心议题是“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目的是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文明,而不是任何其他文明获得了全球霸权并塑造了现代世界?”。
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哉问,其中包含了两个大问题。一是欧洲文明自身的历史,尤其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和变化,历史上的欧洲是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塑造现代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影响至今?作者的研究和论述指出,欧洲社会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发生巨变,其后哥伦布等航海家对新大陆的探险事业引发了殖民主义运动,欧洲国家迅速走上了向海外扩张的殖民帝国道路,财富的攫取与文化及价值观的输出改变了世界的原有格局,随后欧洲自身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与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启蒙、观念竞争以及核心精神价值的成熟,更为直接地引领了世界发展潮流,更为深刻地形塑了现代世界价值体系和政治秩序,欧洲文明因此获得了全球霸权。二是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从欧洲与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回答为什么不是其他文明塑造了现代世界。刘擎为该书写的推荐语说,“作者以欧洲人的视角,将过去500年的欧洲呈现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在波澜壮阔又暗流涌动的宏大叙事中,伴随着对欧洲意识的辨析与反思。因此,这是一部真正的‘欧洲自传’,激发读者重新思考欧洲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塑造,及其对当代世界的独特影响。”所言甚是,或许还可以补充的是,这部出版于2018年的“欧洲自传”饱含了作者关于欧洲未来前景的忧患意识以及坚定的身份归属感,后者或许可以更准确地称作欧洲主义的认同感,这是理解和讨论这部历史著作的现实意义的起点。作者在“前言”中说,过去的几年是欧洲非常艰难的时期:全球金融危机对欧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又遭遇了英国脱欧的严峻挑战,欧洲一体化有可能会被当初催生它的民族主义打败。作者对十多年来甚嚣尘上的关于欧洲的悲观预言耿耿于怀,“这种论调认为欧洲整体上与这个世界越来越脱节,这个世界的未来将由美国和中国主宰”。如果作者在今天重新修订这篇“前言”,在疫情危机、种族政治冲突和在中美关系危机中的欧洲事务抉择的严重时刻,那种忧患意识肯定有增无已。
从该书的叙述框架角度来看,第一章“欧罗巴:从神话传说到真实世界——文艺复兴带来欧洲文明的兴旺”实际上已经高度概括地叙述了上述的两大问题;而全书最后的“结语:全球文明的支柱”则从历史进入现实以及展望未来,更明确地论述了欧洲面对未来世界的使命。这前后两个部分可以看作是全书内容与观点的浓缩版。作者最后的结论很明确、清晰:“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革命时代到欧洲一体化,欧洲创造了能够释放人类非凡创造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使文明发展到最高形式,为人类社会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欧洲的历史糅合了光耀和阴影、胜利和悲歌,是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421页)这就是该部分标题中的“全球文明的支柱”的释义。
或许在我们读起来,类似“最高形式”“指引人类的一盏明灯”这样的表述有点那个:记忆中我们过去都知道欧洲的那盏明灯在哪里,与作者讲的显然不是同一盏灯;至于“指引”云云,在今天听起来更是有点怪怪的。但是,也正如李宏图的“序”所指出的,“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来看,这无疑是对这段历史的精辟概括,欧洲文明塑造了现代世界,欧洲文明引领着世界前行。”也就是说,这盏灯不是自封的。在简洁、清晰的历史叙事之中,作者交出了一份成绩单: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能够赋予公民更多权利的民主制,以及能使民主制正常运行的法治、三权分立、议会制、平等、人权等诸多理念;民族国家是欧洲非常重要的政治创造,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成为全世界都不可抗拒地卷入的交换产品、创造财富的最佳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交通、医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等等都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前言)
由于本书的概述性质,这份成绩单当然无法述及史实细节。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关于1900年巴黎世博会,作者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1900年世博会的主题是展示巴黎这座文明世界的首善之都以及现代文明的优势,突出教化世界的使命。”(213页)实际上在1900年4月举办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除了展示十九世纪科技成就、最新的工农业产品和来自英法殖民地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展品之外,作为主办方的法国人在自己的社会经济馆中展示了社会与政治问题:学徒和童工保护、工资和利润分享、工人和雇主协会、农场信贷、工作条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发展机构、储蓄和保险机构、卫生设施(不仅指公共卫生,而且指反对酗酒、贫民窟、贫困的道德危害的公共战斗)、贫穷救助等等。在一个作为盛世庆典的世界博览会上设置这些触及主办方自己国家的负面因素的议题,恐怕至今仍然超出我们的想象,而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的政治抱负与国际化视野。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认为美国人在这里吸收了欧洲社会政治的独特语言,转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议题,成为美国跨越大西洋向欧洲学习的重要时刻。罗杰斯在《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中指出十九世纪末从德国留学回到美国的知识精英正式开启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他们带回美国的是强烈的自由解放意识和新的政治理想和权威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带回了美国政治中缺乏“社会”立场这一深刻认识,还有关于国家的社会可能性的新意识。(111页)通过向欧洲学习,二十世纪美国进步主义政治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麦克伦南在热情洋溢地肯定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欧洲曾经犯下的罪恶:“帝国主义和欧洲的殖民扩张不仅被那些深受其害的殖民地人民批判,也被欧洲人诟病,包括那些受益于殖民统治的人。因为这种模式总让人想到欧洲强国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碾压,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和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也与欧洲的扩张密切相关。……欧洲帝国的历史无疑充斥着血腥、屈服、剥削、屈辱、苦难和不公。本书将关注这些应予正视的历史,并揭露这些罪行的始作俑者。”(同上)有了这份“忏悔录”作为成绩单的补充,虽然由于该书的主旨和篇幅所限,使这“血与火”的黑暗的一页远未充分书写,但是也可以加深读者对于文明的扩展方式和“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及话语体系的思考,使这盏“明灯”看起来还是具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与能力。
说到这里,想起彼得·伯克曾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 十个命题》的论文提供给来自东西方的历史学家讨论,谈的虽然是历史思想,但是对于思考何谓“欧洲”同样有启发性。他首先强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概念,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欧洲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能指望欧洲的历史书写是独特的。问题在于明确界说这种独特性。(约恩·吕森主编《跨文化的争论:东西方名家论西方思想》,陈恒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15页)历史书写的独特性当然与欧洲文明的独特性有紧密联系。接着他提出的关于西方历史思想的十个命题分别是:发展观或进步观、对历史视角的关注、历史主义、对集体力量的强调、关心认识论和历史理解问题、以因果论表达历史解释、追求客观性、计量的研究方法、有特色的文学形式、关于空间的独到见解。他试图以这十个命题概括包含了诸多史学假定与史学原则的西方历史思想“体系”, 如果把这些命题放到欧洲文明的价值与话语体系之中,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当的概括性。重要的是,有批评者认为他的这些命题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他承认这些命题反映他的性别特点、社会阶层以及时代特征,而且欢迎针对这种“西方文化特征”(Occidentalisms)进行更多具体而实在的细致讨论。(同上,185页)由此也可以想到,或许也会有批评者认为麦克伦南的“欧洲文明论”同样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和特征,这也是不奇怪的。麦克伦南在该书中并没有直接论述对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但是他从后见的历史假设提出了有相关性的问题:“在过去500年里,如果所有欧洲人都留在自己的祖国,世界历史可能会和平很多,许多冲突和许多人的苦难可能都会幸免。但是,如果欧洲文明没有扩张,历史也可能会更加动荡不安。所有文明都具有扩张的本能,如果欧洲人没有先到先占,世界上许多地区可能会被其他民族占领。如果美洲大陆被中国人、日本人或者阿拉伯人殖民,它会如何发展?如果非洲不是被欧洲列强瓜分,而是被北边的阿拉伯人接管,那么这个大陆会有怎样的现代史?如果蒙古人能够固守其帝国和权力,一直坚持到现代,欧亚大陆会怎样发展?假设印度被另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英国殖民,或者如果印度自己的一个民族成功占领了印度次大陆……显然,如果是这样,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文明的历史都将有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也会大不相同。”(417-418页)先不必急于否定历史研究中的“假设”,作者所描述的这些图景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何种感受呢?而他接下来的这段论述是否会使我们产生更多的思考呢?——“今天国际社会的核心要素以及主要架构都来自欧洲,首先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其次是民主,再次是法治、新闻自由和人权等使得各项机制能够正常运行的要素,最后是科技进步。这些思想也已成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思想,但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是外来的。世界上其他地方越采纳西方的技术、原则和思想,欧洲的影响力就越强大。当然,现在还有国家和民族拒绝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坚持迷信和传统而不是科学和实证主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们往往只是少数派,而且无法让它们的选择成为国际主流。(418-419页)
对于我们来说,在思考“欧洲文明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同时不妨回忆和思考“欧洲文明”曾经如何塑造我们自己,套用美国小说家、诗人雷蒙德·卡佛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谈论欧洲的时候,是在谈论什么?”从这样的角度来回应麦克伦南关于欧洲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和塑造,可能就更接地气。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十九世纪的欧洲首先是马克思的欧洲。在课堂上老师宣讲的马克思之外,让我醉心的是新莱茵报时期的、评论1848年革命的、流亡伦敦的马克思。对于那个属于欧洲、革命和政治流亡的马克思,我们曾经和哲学老师激辩:为什么马克思坚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讨论过“有生之年”对于马克思具有多么残酷的涵义,当时怎么会想到对于我们具有同样残酷的涵义?回到欧洲文明和欧洲历史,在我案头上一直放着一部纸色已经严重发黄的《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红旗出版社,1992年),全书最后一句话(“工人阶级的这种不满情绪是所有富足阶级集结在王冠周围的原因”)曾使我激动。福柯说过,“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这话说得有点意味深长。
在十九世纪末,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德雷福斯审判案件,法国社会被彻底撕裂为两个阵营,舆论与思潮掀起排天激浪,“每一颗良心都在苦恼,索邦大学的古代哲学教授维克多·布罗夏德愤怒地说今天代表法国良心的不是那些将军们,而是我们,“我们知识分子才是良心。”到处都是集会、抗议、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为左拉辩护的克列孟梭在法庭上说出了震撼未来的警言:“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将做出的裁断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更是关于你们自己的。我们接受你们的审判。你们将接受历史的审判”。毫无疑问,这是令我们无法忘怀的那个欧洲的声音。
还有,就是源自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巴巴拉·W.塔奇曼在六十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说,很难让今天的人明白,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工会领袖和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族群的社会革命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是如何激情澎湃、矢志不渝和如何坚定不疑。在塔奇曼的笔下,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家、思想家倾吐着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克鲁泡特金强调声音会在空气中消失,一次行动胜过一千本小册子,于是在街道上的每个街角都有可能站着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他们随时准备扑向资产阶级的马车。塔奇曼说,不管行动是多么有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撕裂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横行的世界中唤醒了社会良知,哪怕是作为个人的最后一声呐喊、为了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这是很令我感动的欧洲。
最后是关于欧洲与亚洲的思考。2005年1月的一个上午,我从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第一桥下的老城码头出发,乘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览。船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北方、向着进入黑海的航道驶去。我迎风站在船头,亚洲在右方,欧洲在左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同时眺望亚洲和欧洲。两边都是伊斯坦布尔市的城区,景色并无多大区别,只是欧洲一边的老式宫殿、别墅多些,亚洲一边新房子多些。但这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这几个音节间能飞出历史的血丝。公元330年5月11日,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把首都定在前希腊殖民要塞拜占廷,一个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君士坦丁堡。现在我们使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称是后来土耳其人统治时使用的。
向东望、向西望,何谓东方、何谓西方却首先是一个问题。对于拜占廷帝国的东、西方倾向或归属问题,历史学家也有过不少疑虑。作为“罗马帝国不间断的直接继承者”,它的西方性质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公元六世纪,当西罗马帝国早已沦陷于日耳曼人之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仍把自己视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本人也继续讲拉丁语,这种西方正统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也正是在查士丁尼时期,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上的东方色彩已经豁然呈现,有学者视之为拜占廷文明发展中的重要转折——向东转。610年希拉克略登基称帝,说的是希腊语,推行的全是东方化的政策,有历史学家把这一年定为拜占廷史的真正开端。公元717年,阿拉伯人从海、陆两路大举进攻君士坦丁堡,结果受到拜占廷帝国的坚决抵抗。这次战役被视作欧洲历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战役之一,因为如果阿拉伯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就会长驱直入、横扫欧洲。这可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关键转折,世界向东转还是向西转,一部世界史将会有另外一种写法。这又是麦克伦南的那种假设。
不管当时拜占廷的根本属性是姓东还是姓西,它已经为捍卫西方文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这是拜占廷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的悲喜剧角色,有一位历史学家对此很有感慨,他就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中世纪的前期拜占廷帝国要远比西欧先进,但是其君权神圣的国家原则、教会必须匍匐在皇帝面前的东正教制度以及千篇一律的社会生活却扼杀了进一步创造的生机,最终导致拜占廷帝国在十一世纪以后的衰落。而西欧社会的多样性、局部的自治空间等因素却在实验和创新中不断成长。汤因比不无感慨地说,公元十世纪中期的一位比较东罗马帝国与西欧社会的观察者无疑会大大地看好拜占廷的前景,但谁能料到不到两个世纪之后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关键还是东西方在政治上的差异性。拜占廷帝国由于坚持君权神授、皇帝独揽权力的政治体制,阴谋与暴力几乎成了政治的同义词。在拜占廷的历史上,八十八位皇帝中有三分之一是死于宫廷流血政变。因而今天西方人在提到肮脏的政治阴谋时,有时会使用“拜占廷”一词。
当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走在伊斯坦布尔横跨欧洲部分的地带的时候,他想的是“欧洲在哪里?”,不断解剖自己终其一生对欧洲的梦想和想象。帕慕克一生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生活,在地理意义上很容易就认定自己是欧洲人。然而他在精神上始终感到自己是欧洲生活的边缘人,他唯一执着的是关于欧洲的梦想,关于其不断变化的将来的梦想。他对土耳其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向往与身份危机的关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欧洲曾如何塑造全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认同,我相信这是麦克伦南的“欧洲自传”应该继续写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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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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