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骥才《艺术家们》：我这一代人的生命史

9月28日，武康路上一个被众人围绕的“大个子”引来了不少行人注目。他不时拿出手机，拍下街头一角。有好奇的市民靠近了打听，回头若有所思：“哦哦，是冯骥才啊。”

冯骥才

近年来公众视野里的冯骥才常和文化遗产保护联系在一起：木版年画集成、传统村落档案、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但冯骥才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者。他常用“四驾马车”来形容他在做什么：文化遗产保护、文学、绘画和教育。在这个满是桂花香甜的九月，他写于今年春天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经由《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面世了。

《艺术家们》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秋卷

因为要开新作研讨会，78岁的冯骥才有了此番三天两夜的上海之行。在开会之前，他先来到了巴金故居，这是他在巴金故居设立后第一次走进这里，“我感觉巴老还在。好像他只是暂时离开这儿了，不一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巧的是，在新作里，他也写到了秋天，写到了“巴老在武康路的房子”。

小说取名“艺术家们”，写的就是一群艺术家尤其是画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故事。楚云天、洛夫、罗潜都是年轻画家，号称“三剑客”。他们在压抑灰暗的年代默默守护着共同的艺术沙龙，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又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但当精神解禁，生活渐好，三人却在不经意间从志同道合走向了分道扬镳：洛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最后自杀；罗潜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耗尽了绘画才能；只有楚云天，在绘画界守住了对艺术的赤子之心。

“我不回避，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我这一代人的生命史，包括心灵史，还有艺术追求史。”在上海，冯骥才就《艺术家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说，“我们心里仍然有着非常纯粹的东西。”

冯骥才夫妇和巴金。图片来源：巴金故居

在小说里，想象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近两年，冯骥才在文学领域新作不断，包括《单筒望远镜》《书房一世界》《俗世奇人全本》以及最新的《艺术家们》，以至于给人一种“重返文坛”的感觉。他自己都感慨，可能把太多时间和力量用在文化保护，他的散文写作、绘画都被掩盖了。谢晋曾对他说，你的战场太多了，分散了别人对你的关注。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这些东西浩如烟海，比如口头文学，我们近年收集上来的史诗、神话故事、歌谣、谚语将近十亿字。它们都要分类，之后编程进入数据库。像这样的事，别人可能不理解，因为看不到直接成果，但它们又是一个民族必须要做的事，它们是给后代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我想写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片段式的。人物可能忽然就出来了，他们在我脑子里。于是我脑子里不是只有一部小说，而是有好多部。我又是画家，经常还有一些画面想象。但这些都干不了，所以很苦。”

冯骥才说，经常是他坐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提前交代司机师傅不要讲话，然后他在脑海里“过一过写作的瘾”，“有时会想到很好的细节。但一到目的地，人来了，这些东西就放下了。再过几天不写的话，它们就全都消失了。好的一点是，我文学创作的思维没有断。”

至于《艺术家们》的诞生，其实也和今年上半年特殊的“清静”有关。疫情暴发前他忙于博物馆建设诸事，并没有想写它。到了春节，他安安静静在家待着，那些人物忽然就走进来了。三个多月后，他写完了小说。

在旧作《漩涡里》，冯骥才曾坦言他的幸运是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完完全全融为一体的，他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思想，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但他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留给纯粹的自己。

那么，楚云天这个小说人物是否可以看成冯骥才对自己人生的另一种想象？——他拥有了理想中的双重幸运，既没有在物欲的世界里迷失，又把全部时间留给了自己。

对此，冯骥才笑了笑，并不否认，只说一句：“人生就是这样，达不到才是最美好的。”

冯骥才在《收获》开辟“田野档案”专栏

在时代洪流中，给理想主义者安慰

《艺术家们》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开卷各有一句话，前卷是：“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中卷是：“闪电从乌云钻出来；我的歌啊，你也从囚禁于我的心里飞出来吧！”后卷是：“被美照亮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

“荒原”、“野花”、“闪电”、“飞出”、“灵魂”、“富翁”……这些意象都有极强的时代隐喻。事实上，《艺术家们》在叙事中也穿插了很多“时代感受”，经常会提到“这一代人”——他们的艺术修养既特别又畸形，在七十年代末被放出了笼子，却不知飞往何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一下子要面对大量外来的东西，有的艺术家深陷时代洪流却反而失去了心中的方向盘。

“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一半比我年轻。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能成为艺术家们的知己，也成为我的知己。”

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七十年代末的他们没有两种东西：“一是精英文化，那时候人们眼里没有画家，没有作家。二是没有商业文化，画卖不到钱，没有商业价值。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反而变成草根的精神贵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没法体会，那会我们的生活是贫瘠的，只有喝点茶，吃点榨菜，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想象。”

然而，当物质生活终于饱满丰富时，精神世界却可能岌岌可危。有人醉心于行为艺术，有人在拍卖市场里疯狂，有人执着于换房炒房。对于那些在路口走散的人们，冯骥才并非只有指责，还有深深的惋惜和同情。

当然，也有人还在坚持着艺术的本心，比如楚云天。在故事最后，楚云天曾经的画友一个个离开，红颜故事也成了过眼云烟。冯骥才写到这里，顿觉苍凉。

“楚云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太艰难了。”他很想给楚云天一个安慰，于是就有了“妻子回来了”这一“简爱式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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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熟悉的泥土，塑造心里的生命

可以说，楚云天和冯骥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在天津前“租界区”，年轻时都因为会讲故事受到大伙喜欢；他们都学宋画，也都曾为“救心爱之物”而卖画，只是一个救的是朋友的画，一个救的是宁波的贺秘监祠。小说里楚云天和吴冠中聊“重复”、和平山郁夫交流“现代文人画”的情节，也是源于冯骥才的亲身经历。

关于这些，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作家都是用自己熟悉的泥土来塑造心里的生命。这里有我自己的泥土，也有别人的泥土，所以我塑造出来的生命不一定完全是我的，但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

与此同时，小说还借人物之口，开展艺术批评，传达出独特的艺术史观，比如：“在中国，先锋主义并不是一个艺术思潮，更无流派，只是一种时尚”、“用扭曲自己文化的方式来和西方人传统的东方观对接”、“真正认清意义的，最终还是历史”，等等。

“在写小说时，我自己实际上也有很多反省，比如现代主义。我们是最早提出现代主义的，1980年代初，在《上海文学》，我跟李陀、刘心武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现代派。当时有‘四个小风筝’的说法，引起了现代派讨论，最后诞生了先锋文学，但后来我没有走先锋文学的路，我走的是另外一条。应该说，先锋文学发展至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反省的，包括先锋艺术，特别是绘画，特别值得反省。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对和错、是和非的问题，是需要思辨的问题。当然，现在没很多人去思辨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脑子里都有，我的小说主人公脑子里肯定也有。”

关于艺术，冯骥才曾说它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但这部极具个人回溯意味的小说，似乎兼有两者。

“确实，在这部小说里，它们都在。”冯骥才如是说。

巴金女儿李小林（右）是冯骥才的文学知己。图片来源：巴金故居

俗世奇人写完了，要多写自己了

有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过往的《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多写的是天津老城，但这次《艺术家们》更多着墨的是天津的前“租界区”。

“我在文学上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就是从《三寸金莲》到《俗世奇人》，还有一张是从《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到《艺术家们》。无论语言、气质还是审美，这两种面孔都完全不同。”冯骥才说，这和天津这座城市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的“租界”和老城“完全是两码事”。

天津的老城在北部，那里的人都说天津话。天津的“租界”则在东部，那里全是洋房，人们说的是普通话。冯骥才祖上是宁波人，父母来天津做买卖，他从小就在天津的“租界区”长大，就住在《艺术家们》里写到的五大道上。

“我写的‘俗世奇人’都是天津老城里的人。老城里的人把我们‘租界区’叫‘下边’，因为地势西高东低，我们管老城那儿叫‘上边’，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区。我写老城，是把老城作为‘他者’来写，用的是一种文化的眼光。我喜欢从文化的角度来写独特地域文化铸造的集体性格，这么写很过瘾。但我写‘租界’，就是写我自己。过去我一直很少写自己，在1980年代写了一点，后来就一直做文化遗产保护了。”

今年春天，《俗世奇人》第三本完成了，与前面两本汇成了《俗世奇人全本》。冯骥才坦言自己决定不再写这个系列了，“这样的一种语言，一种审美，一种地域性格，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不再写了。我要写另外一半，那些故事在租界里边，有我熟悉的人，有我心中的事。 ”

因为来了上海，还有人特别问他，从天津的老租界区到上海，两地有什么不同吗？

冯骥才和巴金，1980年代摄于巴金寓所。图片来源：巴金故居

“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做得比天津好，很精致、很认真。”冯骥才不假思索道，“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说上海的市民为了保护他们的老房子会在一起讨论。巴黎也是这样，保护老房子的委员会都由当地的原住民组成。一个地区的老房子，它的主人不是政府官员，不是学者，而是当地的人民。只有人民热爱，文化才有价值，才能真正保住，真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