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伯霍瓦拉︱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下）

The Freedom of Speech: Talk and Slavery in the Anglo-Caribbean World, by Miles Ogbo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9 pp.

Tacky’s Revolt: The Story of an Atlantic Slave War, by Vincent Brown,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0 pp.

Island on Fire: The Revolt That Ende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by Tom Zoell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3 pp.

通过武力抵抗，马龙人同样迫使英国人接受他们言论的权威。当他们结束与殖民者长达十年的战争并在1739年签订和平条约时，双方都不太相信起草和签署的书面文件。相反，他们都更加信任一场精心编排的由双方口头交换誓言的仪式：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表演性的言语行为比任何一张纸都更有权威性。当然，奴隶的言论通常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力。然而，仍然令人震惊的是，为了使受奴役的人保持沉默，人们在物质上以及法律上耗费了如此之大的精力。1650年代中期，在某个弗吉尼亚种植园的小男孩奥劳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不久之前从几内亚海岸经西印度群岛运到那里）被一个黑人家奴的出现吓坏了，这个黑人家奴戴着一个固定的铁口罩，“铁口罩把她的嘴锁住，使她几乎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一些奴隶主从伦敦订购了这种设备；另一些奴隶主，如瑟伍德，则自制了同样令人反感的道具。

奥格本认为，言论自由和使他人沉默的权力可能是白人自由的突出标志，但同时，奴隶制依赖于对话：奴隶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沉默。即使在极端暴力和不自由的条件下，他们的话语仍然是无处不在的、短暂的、不可抗拒的和潜在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不自由者的言论也总是自由的。言谈是被奴役的男女颠覆其奴役规则、获得比他们本应拥有的更多的权力的最常见方式。此外，非洲人也来自于那样的社会，在那里，誓言、口令和祈愿都带有巨大的效力，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与万能的精神世界的联系。阿坎族有一句谚语警告说，被阻止说话，就像被谋杀一样；让另一个人不公正地沉默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正如大英帝国是通过言论所创造，通过言辞以及书面和印刷文字来维持，大多数西印度奴隶所出生的精神、法律和政治文化环境也是如此（而且程度更为深远），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炼狱中适应了这些文化。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奴隶主们对奴隶的谈话十分着迷。他们永远无法控制它，但又害怕它的约束和激励力量——众所周知，誓言、耳语和秘密谈话会滋生阴谋和叛乱。

1760年复活节，牙买加爆发了英国的殖民帝国在当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起义。在近一年断断续续的游击战中，全岛千余名奴隶接连不断地掀起暴力反抗，他们抢夺枪支，杀害数十名白人和自由黑人，焚烧种植园，在人迹罕至、丛林茂密的高地建立营地。开战几周内，已经有很多叛乱者的尸体遍布丛林，以至于远在瑟伍德靠近海岸的庄园里，他也开始在风中闻到“森林里死去的黑人”的可怕气味。在运用由英国海军、身经百战的海军陆战队、陆军正规军以及当地的马龙族武装（他们受条约约束，必须协助英国人对付他们的奴隶）组成的联合力量后，殖民者们才艰难地、以巨大的代价，最终镇压了叛乱。

许多人默默地放弃抵抗，重新沦为奴隶。但也有几十人先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集体自杀，宁死不愿重回奴役。至少有五百名反叛者被杀或被处死，另有六百多人被永久流放。那些被公开处死的人往往表现出惊人的无畏。他们被火刑烧死，但并不显得畏缩，也没有呼喊；有一个已经几近被火焰吞没的人，抢过一根燃烧的木头，甩到刽子手的脸上。1760年5月被锁进铁笼示众至死的两个反叛者佛琼和金斯顿，在他们同胞的围观中分别活了七天和九天，并以“强硬的无礼”和嗤笑来对待围观的白人。几个月后，另一个名为卡迪夫的被处以死刑的人警告殖民者，“众多黑人已经发誓，如果他们这场叛乱没能取得成功，他们会再次起义”：他们将永不投降。

尽管这场起义规模宏大，但我们对这一非凡的事件知之甚少。起义者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们的名字、目标、联盟或计划的记录：他们所有的交流都是口头的。只有他们的英国敌人满怀偏见的推测存留至今，这样的书面解释决定了这次起义后来的历史。奴隶主们将其描述为危险的、天生好战的“科罗曼蒂人”（他们对黄金海岸不同民族的标签）反抗主人的起义，主要聚焦于一个名叫塔基的奴隶身上，他是第一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作为一项富于启示性的学术壮举，文森特·布朗的《塔基的叛乱》一书改变了我们对1760年和1761年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它能实现这样的成就，一方面是通过扩大我们对当时事件规模和地理的认识，另一方面引申同时代人的见解（例如，艾奎亚诺的观点，以及此前约翰·洛克表达过的见解）：奴隶制本身始终是一种战争状态。布朗观察到的不是绝望的、被奴役的受害者发动的一场注定以悲剧收场的地方性起义，而是一系列更有意义的事件：“科罗曼蒂战争”，这是一场由经验丰富的非洲战士领导的现实的军事行动，是一个横跨欧洲、非洲和美洲的持续的、跨国的、连锁的战争网络的一部分。通过追踪这场战争中不同参战组织相互纠缠的旅程，作者将这场叛乱直接与助长奴隶贸易的西非主要冲突相联系，同时也与扩大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帝国主义全球战争联系起来，并与白人对奴隶的日常种族战争、被奴役者的报复性起义，以及黑人自身的持续斗争相互连结。

因为直接证据太少，而布朗重塑的这个框架规模又是如此宏大，所以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场景设置和环境分析。要到书中篇幅已近一半的时候才会写到叛乱本身，而在每一步，布朗都小心翼翼地阐明了这个世界上的事件和相关联系总是多么偶然，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又是多么不确定。1760-1761年的不同事件之间的确切联系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也许有一个全岛性的阴谋，也许每一次起义只是引发了下一次起义。我们也难以假定，来自不同背景和轨迹的被奴役男女之间是否能够团结。这本书阐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奴隶、马龙人和自由黑人被动地旁观，或积极地反对起义者。无论深色和浅色皮肤的群体和个人，在被卷入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都被迫进行不断的战略算计和部署，试图活下去，将风险最小化，或改善自己的境遇。

这不仅是一本内容充实、落笔谨慎、学识渊博的书（从西非部族用作武器的棍棒的设计，到英国海军作战条例的细节，都有丰富的内容），也是一本关于人类互动行为的激情论证，对我们这个帝国主义过度扩张、非对称战争和原住民暴动的时代有教育意义。它出色地超越了文字档案的沉默，成功地呈现了起义者和非白人的背景、观点和政治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与他们的那些有文化的对手同样丰富、复杂乃至矛盾的细节。

布朗认为，即使科罗曼蒂战争最终在军事上失败了，也应该主要被看作是下层的决定和分裂的结果，并非殖民霸权坚不可摧的胜利。无论哪一场战役的失败都不意味着最终的失败。被奴役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起身抗争，不仅是为了赢得自由（无论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领土，或仅仅是一个过自己生活的空间，而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人类尊严：抗争是为了唤起希望，创造可能性，拒绝被征服。而且它总能激励着其他人。在此后一世纪中，新被掳的非洲人来到牙买加后，他们的种植园奴隶同伴都会向他们传授塔基起义的历史。奴隶制总是受到来自内部的激烈争夺：即使每一场个别的战斗都失败了，但至少被奴役者的斗争与废奴主义者的努力一样，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

科罗曼蒂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牙买加的奴隶制盛况空前。在1760年时岛上约有十五万名奴隶；到1808年，奴隶人数超过三十五万。为了保护白人居民，殖民地的军事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叛乱之后，新的法律不仅严重限制了奴隶的权利和行动，而且还限制了所有其他非白人的权利和行动：白人的团结越来越被视为安全的关键。与此同时，种植园主的主要辩护人爱德华·朗的著作广受关注，他亲身经历过叛乱，帮助发展了一套新的、“科学”的黑人劣根性和种族危险理论，对欧美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然而，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只是又回到了阴谋、起义、以及白人对黑人能量满怀不安焦虑的既有局面。在整个美洲，包括爱德华·朗在内的许多热情的奴隶制维护者开始相信，未来的出路在于孕育出完全土生土长的奴隶人口，清除掉好斗的非洲人。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牙买加发生的事件的幽灵促使奴隶主限制奴隶进口——而在大西洋两岸，它也激励了早期的废奴主义者。

英国终于在1807年（与美国同一年）宣布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非法。但那个由仁慈的主人统治的本土奴隶阶级的幻想从未实现，废奴主义者所希望的奴隶制逐渐消亡也并未成真。恰恰相反，正如汤姆·佐尔纳在《烈火岛屿》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最终促成英国奴隶制在西印度群岛之终结的是另一场牙买加人起义。1831年圣诞节后不久，有三万到六万名男女起义并逃脱，拒绝再做奴隶。数百个种植园被放火烧毁，但显而易见的人身暴力事件却很少发生：可能只有两个白人在直接攻击中丧生。作为报复，超过一千名黑人被私刑处死、当场枪决或集体处决。一年半后，改革后新组建的英国议会在废奴主义者的游说下，担心奴隶制的延续只会导致更多的反抗，冒着使加勒比海殖民地蒙受巨大损失的危险，通过了《1833年废奴法案》。

《烈火岛屿》讲述了这个故事的两面，尤其重点描写了起义最著名的领袖，一个富有魅力、受过教育的克里奥尔人家奴、名叫塞缪尔·夏普。佐尔纳的书语言生动、节奏明快，强调了夏普的浸信会神学观念、他所表露的非暴力消极抵抗的信息，以及起义者误以为英国国王事实上已经解放了他们。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这场起义与以往起义的诸多延续性：精密的计划、重要的起誓和信仰仪式、叛军的地理知识和战术，以及马龙人的参与成为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

同样引起共鸣的是，在一个种族化的世界里，自由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废除奴隶制法案》并不适用于印度和锡兰，而且虽然该法案在技术上解放了加勒比海和非洲地区的八十多万英国奴隶，但所有这些人（只有小孩子除外）都被迫作为“学徒”继续无偿劳动六年，否则将受到惩罚。根据该法的规定，他们受到保护，免于过度劳作和雇主的直接暴力，但仍是雇主的“可转让财产”，会因“懒惰”“无礼”或“不服从”而受到惩罚。无数西印度群岛黑人因为抵制这些令人发指的法条而被关进监狱，以至于全面解放最终被提前到1838年8月1日。那一刻为佐尔纳的叙述提供了戏剧性的高潮，但是它，也没能改变那种殖民主义的态度和做法。1865年，为了反对黑人的经济、法律和投票权继续受到公然压制而进行的基本上非暴力的抗议活动，遭遇了来自白人的新一轮残暴而愤怒的报复：数百名有色人种男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枪杀或处决。

一个世纪之后，1960年代大多数加勒比殖民地获得了独立，随后英国实行了数十年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不仅试图阻止西印度群岛黑人来到英国，而且在过去十年中的保守党政府统治时期，将数以千计毕生居住于此的合法居民视为“非法移民”，最终蓄意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英国纳税人出资支付了史上最大的一笔与奴隶制有关的赔偿金。根据1833年法案的规定，政府借贷后支付了两千万英镑的惊人金额（相当于当时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以今天的价值计算，相当于三千亿英镑）。直到2015年，这笔债务才最终还清。这笔史无前例的不公正补偿金，并不是补偿给那些在奴隶制中度过一生的人，甚至也没有给那些死于囚禁的数百万人的后代。这笔补偿金都付给了英国奴隶主，作为对他们拥有的人类财产损失的补偿。黑人的生命，白人的权利。

（原文发表于2020年8月20日《纽约书评》，经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