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他乡求生：华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奋斗史

中国人移居拉丁美洲始于19世纪初，这一时期英国在工业革命兴起和发展的时机下正式废除奴隶贸易。鉴于种植园生产的需求，英国从亚洲招募大规模的劳动力，一个新型的契约劳工体系便开始在全世界运转，拉美华人沉浮的命运也在19世纪契约制度的运作下拉开帷幕。自华人移民迁徙拉丁美洲以来，他们对拉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采矿业、铁路和种植园，再到工商业和服务业，华人的力量逐渐凸显。

美国布朗大学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是研究民族和族群的权威专家。20世纪70—80年代，胡其瑜在考察拉美外来移民数据时，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发现了来自亚洲的移民数量相当庞大，但关于亚裔人在拉丁美洲的研究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她发现学者们在进行非裔美国人研究时，开始将一种起先源于描述犹太难民的方法——“离散社群（Diaspora）”，以跨国视角来剖析文化同源的非洲移民。当时的亚裔美国人研究方兴未艾，其渗透着的“美国中心论”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领域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的范围。而“离散社群（Diaspora）”的概念在拉美亚裔研究中还未被充分地使用。胡其瑜正是基于移民史的研究状况，窥探出拉美亚裔研究的发展空间值得挖掘。于是她决定运用“华人离散社群”的新理念范式，来探索华人移民在拉丁美洲的生活迹象和发展变化。之后在阐释拉丁美洲多元文化的遗漏问题上，胡其瑜还进一步揭示了拉美亚裔研究长期处于滞后情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主要移民人口，在拉美国家独立以后，欧洲人成为了涌入拉美地区的“新移民”主力军。其次，拉丁美洲国家由于缺少自由土地和开放边疆，并且难以将共和党理想和个人主义相结合，其对外来移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拉美移民研究成为了一个学术边缘化的领域，学术界对拉美移民这一社会类别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对拉美亚裔的明显忽视。这番全面的剖析对拉美亚裔研究乃至移民史研究进行了修正，加强了学界对拉美亚裔群体的人文关怀。

2015年，胡其瑜所著的《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以论文集的形式正式出版。该书将有关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华人的9篇论文编集成册，描述了华人被运往拉丁美洲的坎坷和波折以及数百年来华人在他乡求生的艰辛，回顾了华人移民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本土人之间相吸亦相斥的复杂关系。回首历史的长河，迁徙入境的移民群体经常威胁本土人主导的话语权。能够清晰地剖析不同群体的来往和冲突，给现今民族关系承载的矛盾指明一条新的道路，这也是胡其瑜塑造华人移民史的心血。

胡其瑜著《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

全书紧扣“流散”和“播迁”两个字眼，贯穿“华人迁徙到拉美和生活于此”这一条主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契约劳工体系”为背景，揭露了华人被运往拉丁美洲的过程，全方面地描述华人苦力在秘鲁和古巴的不公平待遇。第二部分的主题指向“墨西哥华人”，呈现了从接受到排斥墨西哥华人的画面。而最后一部分详细地叙述了唐人街华人离散社群与本土族群的冲突与共生关系，并对美洲唐人街的分包体制予以关注。

一、“奴隶制”的延续？——对苦力制度的审视和判断

19世纪初，英国奴隶制的最终解体给欧洲殖民者的种植园生产造成新的危机，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引起种植园和地产资本的亏损。为了解决种植园经济劳动力来源匮乏的问题，英国转而经营一个新的强制性契约劳工体系。（第137页）拉美的利马总督区在自身需求方面有所疑虑，很快也加入了契约劳工体系的行列，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便成为了契约体系下最合适的劳动力。围绕这一契约劳工体系的运行，胡其瑜集中辨析了苦力制度的本质属性，判定它是否介于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力的过渡阶段。

秘鲁和古巴在中国如何招募到大批的苦力，这是苦力贸易往来考虑的首要问题。古巴和秘鲁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会授予跨国出口公司招募苦力的资格。与此同时，公司也会在澳门设立相应的苦力贸易对接机构,贸易公司的代理人（通常称为“客头”）会用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诱拐中国男性劳动力到澳门的“猪仔馆（barracoons）”，“暴力胁持、追逼赌债，甚至还会以鸦片作为诱饵”。（140页）之后苦力集中登上号称为“鬼船”或“漂浮地狱”的苦力船，当时从澳门到古巴的旅行时间为80至151天，有时甚至可能长达225天，而从澳门到秘鲁港口卡亚俄的航程大约为1000海里，耗时72至180天。（144-145页）苦力们在不见天日的航行中依靠吸食鸦片来缓解痛苦，不少华工由于身患痢疾、黄热病等疾病死在船上。

苦力贸易

契约劳工需要签署两份中西对照的时长为8年的劳动契约，一份须有负责介绍苦力给买主的中介机构持有，而另一份则由苦力自持。契约也在相应的部分有所不同：西班牙文中把中国人称之为“亚裔定居者”（colonos asiaticos），但买家却以“主人（master）”更专断的表达——“货主”或“业主”（patrón或patrono或amo），中文中的买家更说明是以“雇主（worker）”的身份购得苦力。标题也是“赴古巴（或秘鲁）的自由中国移民”（Libre Emigración China para La Isla de Cuba or “parael Perú”），与契约中的“定居者”（colonos）相吻合。中文中的标题是“雇工合同”（labor employment contract），文本只强调工作和劳务输出，完全不涉及“移民”或“定居”。（9页）契约中也不乏加入一些关乎劳工权利、薪资的条例，但是实际上以报酬的形式来约束契约劳工的人身自由。之后，古巴和秘鲁都在劳动契约的基础上相继颁布其他的条例，进一步对古巴、秘鲁劳工实行不合人道的法律限制。例如，在未能取得雇主同意下，不能擅自离开，否则视为逃跑；关于私有财产和婚姻也是难以实现的事情。脚镣、棍棒等暴力行为牵制着苦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无异于之前对待奴隶的手段。雇主们还通过续约条款蛮横对待华人苦力，肆意延长苦力期限将契约劳工拘禁在雇主身边。劳动契约一方面为雇主们提供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武器，而另一方面又在欺骗和压榨华人苦力。在种植园不断需求劳动力的情况下，用暴力虐待和摧残苦力是常有的现象，这样一种披着契约外衣的制度体系，打着“维护劳工权利”的噱头，来督促苦力们不断劳作。

另外，胡其瑜还关注到了“鸦片”对拉美和加勒比华人苦力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地鉴别苦力制度的真伪两面。种植园园主们抓住苦力们对鸦片长期依赖这一弱点，放纵他们吸食鸦片，甚至给他们发放鸦片作为劳动的奖励。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有力地支撑契约劳工进行劳动，二是利用长期服食鸦片的心理让劳工们为此付出代价，才能继续拖延契约劳动的时长，以便续约制度的调整。鸦片交易在种植园内形成闭环售卖，首领或监工控制鸦片分发成为交易的第一种方式。无独有偶，居住在种植园或者附近的苦力是最常见的鸦片分销商，他们组织的交易售卖面向所有商店，是各个苦力求得鸦片的中心。不仅如此，劳工承包商的组织也涵盖了提供鸦片的范围，他们用榨取劳工工资的方式，获得不少的利润。即使鸦片已经沦为了一种有效控制华人工作的工具，避免了诸多因劳动产生的纠纷和抗议，但长久地吸食鸦片致使华人苦力身患重病，导致种植园经济每况愈下。华人苦力也会因此受到种植园主的歧视，墨西哥本土人继而成为供给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

针对奴隶制和苦力制度的问题，胡其瑜就学界的观点进行了整合，既把握了学者们的立场取向，也为我们在思考契约苦力本质属性的问题上提供研究线索。古巴历史学家佩雷斯·德·拉·瑞娃（Perez de la Riva）评论苦力体制为维护精英利益而践踏法律的伪善实质。（102页） 另一种观点以古巴历史学家吉姆雷斯· 帕斯特拉纳 （Jimenez Pastrana）、曼努埃尔· 摩尔斯（Manuel Moreo Fraginals）和法裔加拿大人类学家丹尼斯· 赫尔利（Denise Helly）为主要代表，他们普遍认为苦力制度倾向于技术性的现代化生产劳动，逐渐向自由劳动力转化。（103-104页）胡其瑜全面揭示出苦力制度内含的权诈特质，从中也能看出契约文本的白纸黑字似一张废纸，任由雇主们凭空驳论。但她还指出即使雇主们公然践踏法律的规定，但基于法律地位，华人苦力是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对于种植园主来说，华人苦力带有奴隶向自由劳动力转变的身份标志。因此，“苦力制度”并非是“奴隶制的延续”。

二、从接受到排斥：对墨西哥华人处境转向的思考

在胡其瑜看来，华人离散社群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他们的经历因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环境而异。墨西哥华人的经历尤为典型。胡其瑜分析墨西哥华人能在墨西哥本土占据一席之地，是由多个条件促成的。1876年，随着迪亚斯将军政治力量在全国的上升，墨西哥开始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而这又需要外资、技术、专家和市场以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其代价则是独裁统治和外国移民的进入。（34页）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和1893年《中墨友好通商条约》的出台顺水推舟为华人提供新的跳板，进入到墨西哥。适逢其时，美墨边境的铁路开发商、矿业公司的招募计划指向华人移民。这些合适的契机促使华人能够出现在墨西哥的各个领域。随着华人社群的逐渐壮大，本土各业界华人持续取得成功，长期低售价、高回报的华人企业也成为了墨西哥当地与之竞争的目标。

20世纪初一系列墨西哥人针对中国人的排华事件风起泉涌。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Torreón）大屠杀事件的发生恰逢墨西哥国内政治大变动时期，当地排华浪潮的发生源于华人在商业界成功的表现。其实追溯这场陷于革命时期的排华事件，不难发现华人只是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一个宣泄品。1911年托雷翁大屠杀爆发以后，排华事件接连不断地涌现。1916年一位名为何塞·玛利亚·阿拉纳（José María Arana）的教师发起第一次有组织排华运动，由于政治团体未能给予支持而终止。但他并没有因此挫败，何塞·玛利亚·阿拉纳（José María Arana）将排华思想扎根于民族主义言论里，掀起了第二次排华运动的浪潮。第三次排华运动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持续进行，埃斯皮诺萨（Espinoza）作为《民族主义者》周报的记者和发行人，主张新闻媒体形成联盟，以政治力量为支撑，最终将华人移民逐出墨西哥。显而易见，种种排华行为和言论都表明了“保护墨西哥本土文化而不受外来文化侵扰”的民族主义精神内核，官员和政客们普遍形成了一种革命性治理思维的种族逻辑。墨西哥革命发生以后，民族主义的理念漫溢。正是这种理念的宣传下，墨西哥本土人必要排除内部的“异质”，华人移民群体便成为了排斥目标中的“出头鸟”。

弗朗西斯·马德罗领导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制造了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惨案

三、冲突与共生：唐人街华人离散社群的生存法则

20世纪大帆船贸易让马尼拉成为了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中转站，继而也成为西属美洲的延伸部分。身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优越地理位置，马尼拉的商业发展依靠明朝和新西班牙的贸易来往支持，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华人社区。闽南商人最早来到马尼拉进行商业的规治，他们既生产生活必需品，也在马尼拉本地特别定制和制造一些极为精美的特殊产品。中国人还遍布面包行业、商业、建造业等多种行业，渗入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看似融入到了马尼拉社会之中，实则当时马尼拉的华人商业主要是为了迎合西班牙人的生活需要和殖民政策，并用卡斯蒂亚文化标准重建菲律宾生活。（244页）所以华人适应马尼拉社会，与其说是遵循当地秩序和规则，不如是规避纷争和被排斥的发生。而西班牙人对于华人的情感同样是矛盾体，他们认为华人的存在对于马尼拉城西班牙人极为打击，同时又对华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依赖感。因为马尼拉西班牙人无法独立掌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华人劳动力是马尼拉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胡其瑜还关注到了美洲唐人街承接着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美国工业生产战略性的转移，得以让美国在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上顺理成章。全球化形势与亚洲移民涌向美洲的不期而至，不但没有降低移民群体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反倒加固了移民群体在新型全球化制造业中的角色。尤其是在唐人街的制造业中，华人承包商和转包商操控着某些中间环节。这一分包体制凭借“同源同种”的优势，组织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劳动力，一方面将整个产业链的成本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使美国本土的服装制造业得以灵活、高效地运行。（208页）最终华人移民沦为了资本家赚取资本利润的工具，而其能继续生存的关键因素，就是接受资本家以及中间承包商和转包商的不断压榨。

四、移民史学术视野下的研究价值

毫无疑问，胡其瑜在该著作的书写上明确地指向了“移民史”的史学方法，塑造了“离散社群（Diaspora）”架构于华人移民群体的概念。全球侨民研究学者罗宾·科恩（Robin Cohen）曾经对“离散社群（Diaspora）”进行全面的解释，他认为“离散社群（Diaspora）”的关键特征是国内群体在经历创伤事件后，被迫分散到其他的国家，原指犹太领袖发动反对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叛乱，最终遭到镇压和驱逐，这种在政治环境影响下分散各地的经历导致了“离散社群（Diaspora）”的出现。显然，胡其瑜对该概念的揣摩与罗宾·科恩的研究意识是不谋而合的。但需要说明的是，“黑人离散社群（Black Diaspora）”首先启发胡其瑜对“离散社群（Black Diaspora）”的思考。非洲奴隶贸易中的“黑人离散群（Black Diaspora）”与犹太难民有着相似之处。在“离散社群（Diaspora）”的语境下，饥荒、经济失败和政治不稳定等多维度因素导致了非洲奴隶贸易的开展。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胡其瑜试图将“离散社群（Diaspora）”扩大到更广泛的范围，而不是拘泥于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中。笔者也深入了解到，“离散社群（Diaspora）”的当代概念在传统意义上去芜存菁，它表现为“离散社群内部形成纽带关系，其在定居地与其他群体保持联系。即使他们已经远离祖籍国，但在迁入国拥有共同的身份。这种纽带关系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家庭、社区、宗教、社会政治和经济纽带，或者他们的祖先拥有散居海外的经历以及遭受磨难的记忆”。

在主题选材上，胡其瑜注重个案分析的典型性，而不是就各个国家的华人实情泛泛而谈。谈及契约劳工体系的运作，不妨从多数华人的劣根性深剖，善良勤劳的中国人不断被哄骗卖身给秘鲁、古巴的雇主。同样，这种华人特性也给华人移民带来了许多工作机会和商机，但这种好感并不持久，墨西哥人对中国人从接受到排斥的态度转变，最终还是回到了华人本身种族特性上。在新西班牙殖民体系的马尼拉社会中，中国人依然成为了该社会的焦点，他们采取“讨好”的方式去跟当地人打交道，却仍然被视为打乱当地社会发展节奏的“异类”。由此也可以说明，华人并没有故意挑起任何两个民族之间的对抗，在其他种族看来，华人自带的族群特性本身就是宣示身份的与众不同，具有对当地种族的“挑衅”意味。笔者就此思考，一个族群迁徙到本土族群的领地，本土族群是否已经形成了外来族群侵犯本土族群的潜意识，不论外来族群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伴随的种族特性就是一种侵略？移民身份认同一直以来都是移民史研究中亘古不变的主题，该书自然是脱离不了对于身份认同的争议和讨论。

不过需要警醒的是，我们发现“移民（Immigrants）”是移民史研究中的普遍术语，而“离散社群（Diaspora)”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运用相对较少。明确地区分“移民（Immigrants）”和“离散社群（Diaspora）”，才能深层次地发掘移民史研究的内涵。虽然“移民”和“离散”这两个概念是不相排斥的共存关系，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轨迹。“移民（Immigrants）”是为了定居和迁移到其他国家，放弃本身身份认同的群体，从外来移居者到同化为公民是一种单向型的平稳运动。而“离散社群（Diaspora）”与上述观点不同，他们仍然保持着对故土的依恋，拥有共同的文化溯源，分散在世界各地。

不可否认，胡其瑜的研究硕果对深入剖析拉美华人这一领域大有裨益，她在移民史研究中兼具深度和广度地把握“华人离散社群”的理念范式，明辨华人离散社群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本土人群体的内在互动关系。全球化时期华人的离散与播迁，不仅体现在跨国和跨区域的空间转换，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重建过程。华人的血与泪已然成为过去，而我们在岁月的年轮里始终铭记中国人远离故乡奔赴海外所经受的苦痛。

参考文献

1.胡其瑜：《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周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Chang, Jason Oliver, Chino: Anti-Chinese Racism in Mexico, 1880—1940,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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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ok Siu, 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5-216.

5..Michel Bruneau, “Diasporas, transnational spaces and communities,”in Rainer Bauböck, Thomas Faist eds.,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ism，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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