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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先生与平凉

2020-10-11 19: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于右任先生与平凉

李世恩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谐音“右任”行，别署骚心、髯翁，陕西三原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多个领域居功至伟，名垂青史。

作为政治家，他被称为辛亥革命先驱、国民党元老。早年因倡言革命，被清廷密旨拿办，亡命上海，嗣赴日本，结识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地方军阀“血战历年，苦心孤诣”(孙中山赞语)。失败后，又参加南方革命，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后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的政治风骨和革命功绩广受世人赞誉，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崇高威望。

作为教育家，他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逃亡上海后，他与恩师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后又创办了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同时，还创办和参与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以及陕西、四川等地一百多所中小学。其办学实践和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作为报人，他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从1907年起，他先后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揭发各省特别是西北地区的腐败吏治。后又创办了“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民吁日报》。该报遭封杀后，再次创办《民立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和革命喉舌。徐铸成先生说过：在中国报史上，艰苦创业、再接再厉、锲而不舍的，于右任先生应是第一人。

作为诗人，他是民国时期最具创新精神的诗坛大家。自早期加入南社，与诗歌创作相伴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作品。这些诗词记述了近代以来许多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与社会写照，“洋溢着具有新的特点的爱国主义激情”（霍松林语）。柳亚子“落落乾坤大布衣，伤麟叹凤欲安归？卅年家国兴亡恨，付与先生一卷诗”的评价，就是对其诗歌时代内容和史诗价值的高度赞扬。

作为书法家，他被誉为“现代书圣”和“当代草圣”。早年师法赵孟頫，后改攻魏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形成了一种以碑体作为根基，糅合篆、隶、草、行的“于体魏碑”。中年时期，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打破了“碑不能草”的藩篱，自成一家。尤其是针对当时知识界有人主张废除汉字的呼声，出于保存国粹和传统文化的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标准草书，影响深远。

此外，他还是一位独具慧眼、胸怀宽广的文物保护者。他一生清贫节俭，但搜购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碑刻共计387方之多，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1941年考察敦煌后，向国民政府首次建议设立“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机构，最终促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于右任先生不满两岁时，母亲赵氏就因病去世。为了寄托对母亲的缅怀和感恩之情，到甘肃静宁寻访舅氏亲人就成了他多年来挥之不去的一桩心事。因戎马倥偬、公务繁忙，一直到1941年秋，62岁的他才最终成行，了却了这一宿愿，也成就了“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先生归省伯母房氏娘家诗句）的一段佳话。

于先生到静宁寻访舅氏的故事，静宁旅京作家吕宏声先生的《于右任先生静宁寻亲记》，不仅吸收了近年来静宁有关于右任研究的成果，而且采用了当年在兰州、静宁参与接待先生的有关前辈的口述及回忆函件，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内容丰富，生动传神，先后在《崆峒》《飞天》发表，尤其在网络媒体广为传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阅读，兹不赘述。

于右任先生是陕西的，也是甘肃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先生“陕为吾父，甘为吾母”这句话，让我们平凉人倍感亲切。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他至少曾有三次平凉之行。现简述如下：

第一次：宣统二年（1910）的沙沟之行（时31岁）。

其时，清王朝虽日薄西山，但对内的统治还很严密。于先生受孙中山指派，以到静宁寻访舅家为名，到西吉沙沟劝说伊斯兰教名人马元章赞助革命，一致反清。于先生先到兰州，与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泾川人田昆山（1890—1959）汇合，经甘肃造币厂厂长郭南浦(泾源人)引荐，到沙沟见到马元章，并送邹容《革命军》100本。马元章热情接待后，派人护送于先生到平凉。事后，马元章因担心招致祸端而未采取实际行动。先生此行路经平凉，因系秘密行动，加之未留下文字记录，除零星记载外，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次：1922年的陇山之行（时43岁）。

于先生在担任靖国军总司令的几年间，与投靠皖系的地方军阀陈树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到1922年，在入陕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靖国军举步维艰。该年春夏之际，先生打算前往广州拜见孙中山先生，因陕、豫道阻，决定走陕、甘、川一路，再顺长江赴东南。当时，平凉陆洪涛、天水孔繁锦所部都是北洋军阀附庸，先生一行三四人只好隐姓埋名，微服上道。

自凤翔进入甘肃境后，先生即有诗为纪:

灵台道中

灵台原上望，何处是秦关?东去无归路，西来有万山。

诗成补游记，兵败耻生还。学道诚宜早，行行鬓已斑。

崇信道中

蹀躞深山里，探奇记不详。野人都望岁，植物自分疆。

处处生甘草，家家种大黄。关山信难越，梦里梦还乡。

先生一行从灵台到崇信，再从崇信到华亭，继而沿古番须道(今华庄公路)翻越关山，到达庄浪竹林寺。沿途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引起了先生莫大的兴趣，也激发了他饱满的诗情。

度陇杂诗

陇山终日行，勉强能骑马；草木不知名，扬鞭问樵者。(之一)

昔时赭山阴，今日赭山阳；上下百余里，开山种大黄。(之二)

空谷无耕凿，名花自开落；惟有食山人，年年采白芍。(之三)

幽艳居丘壑，孤芳欣有托；茅屋两三间，门前种芍药。(之四)

路出华清县，大黄叶如扇；日炙或雨淋，皆能覆君面。(之五)

诗中的“赭山”，即崇信、关山到竹林寺一带广为分布的丹霞地貌，以及关山一带甘草、大黄、芍药等中草药随处可见的情形，至今仍然有迹可循。在这组诗中，先生借鉴了陶渊明田园诗的特点，极具高妙的白描工功，读来平淡质朴，清新自然，富有韵味，蕴含着作者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也体现出作者天真烂漫的童趣和童心。特别有趣的是，先生把华亭县误写为“华清县”，这当是“扬鞭问樵者”“探奇记不详”的结果，因为华亭方言至今把“亭”读作“清”。

在陇山西麓的庄浪县竹林寺，他投宿一家回民客店。当时的竹林寺石窟，已遭破坏，但“摩崖时隐见”。回民小主人为了给先生找一个更好的“六股藤”作手杖，引导他攀崖登游，其既顽皮又好客的探险之举，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竹林寺

投宿竹林寺，摩崖时隐见。昔年梵王宫，今作回回店。

回儿六七龄，自云天赐剑。我杖六股藤，儿曰此木善。

容欲择佳者，山前山后遍。转瞬缘树枝，攀崖技独擅；

隐约十丈间，树动儿不见。儿登我战栗，杖得儿欢忭。

问儿惧怯否？曰如平地便。深林有大虫，遇之使人颤！

随后，他从庄浪韩店进入天水张家川（时属清水县），瞻仰了安葬有马元章的宣化岗拱北，并写了一首七律《张家川》，寄托了对这位早年故人的缅怀之情。

第三次：1941年的西北考察（时62岁）。

这年9月，于先生率员由重庆到西北考察，先到兰州，再趋敦煌，留下了《敦煌纪事诗》《骑登鸣沙山》等19首诗，并形成了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保护敦煌文物的动议，提出了“十年万井”计划。随后，他返回到兰州、西宁，又专门前往静宁寻访舅亲，为当地百姓士绅留下了大量珍贵墨宝。

于右任书赠静宁中学文书吕聘西对联

先生为所到之处留赠墨宝，不光对静宁人有求必应，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于右任先生年谱》记其河西轶事，可见一斑：“先生此次在西北，所经过处，人民有不远百数十里，裹粮步行，在寒风沙中鹄立终日候瞻颜色者。所住宿处，求字者相接踵，先生从不拒绝，尝至深夜不能入寐。时高一涵为该区监察使，劝求字者谓：‘先生劳矣！’先生闻之，连声高呼：‘不劳，不劳。’先生之喜爱与人民接近亦可知矣。”

当时，静宁一些热心人士正准备筹资创办一所私立小学。先生闻后，将寻亲准备的礼金全部捐献，并以《诗经•秦风》中“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的寓意，将该校命名为“渭阳小学”，并题写了校名。但这位伟大教育家寄予厚望的该所学校最终没有建成，甚至连校名也没有传承下来。

据《于右任先生年谱》载：“到静宁，寻外舅家，无有知者。至平凉、邠州，回西安，返三原。”由此可知，先生在离开静宁后，是经平凉、泾川、长武、彬县回到了老家三原。

但先生在平凉的活动，《平凉市志》及有关文史资料都没有明确记载，只有《新编崆峒山志》记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经平凉登崆峒游览，为招鹤堂、紫霄宫题匾，今佚。”而《慕寿祺年谱》所载又与上述资料时间有出入：“1942年秋，与于右任、汪若南同游平凉崆峒山。”综合当时历史背景和《于右任先生年谱》，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时间都可能有误，因为当时正值抗战，先生在陪都重庆，公务繁忙，连续几次到平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到平凉的准确时间都应是1941年秋。

先生在泾川的活动，《于右任在泾川》（见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著《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一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时间也写成了1942年。这个时间，或许是搜集资料时回忆者的误记，或许是以讹传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生是在平凉逗留了两三天后，就赴泾川，并顺道游览王母宫，题对联一副：“千年气接文孙驾，万里云开王母宫。”名山得此名人名联名书，可谓千古盛事。只可惜，这副名联早已渺不可寻，令人扼腕再三。

于右任王母宫集字联（杜鹏程）

据《于右任在泾川》记载：车开往瑶池之前，一些民众拿了宣纸要请于先生写字。他说，大众既爱我写的字，把纸放到车上，我回去写好寄来，车便开动了。三天之后，泾川求过字的民众就收到了先生的墨宝。原来于先生在长武有一个当年一起考过试的同学，他去同学家是为了吃一顿搅团。搅团吃罢，他铺纸挥毫，利用两个小时写完了泾川民众索求的50多幅作品。当时，于先生在泾川还撰书一联：“一统山河壮，中兴岁月新”。该联曾石印成春联，贴遍于泾川千家万户。

于先生创作的平凉系列诗歌及对联匾额，寄托了先生对这块土地的深情厚谊，不仅是极具史料性和艺术性的历史见证，而且对于发展平凉旅游产业和关山中药材基地也极具名人广告效应。本文所附的于体集字作品，尚不成熟，但可抛砖引玉，希望平凉能有《集王圣教序》和天水《二妙轩》那样完美的“于体于诗”出现，为平凉山川胜景增一颜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创作于先生的集字作品，需要把握先生不同历史时期的书风特点，做到其诗其书与其时相一致，以尽量符合历史的真实。如《竹林寺》集字，如能采用其早年的碑体楷书，则效果更佳。

于先生除三次到过平凉，留下了诗歌、墨宝和广为流传的佳话外，还以文字和笔墨的形式表达了对平凉人的关爱。

一是促成《松芸诗集》的出版，并题写书名。

1928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平凉才女吴瑞霞，与同样在北京读书的镇原才女田维岚，创作了百余首诗歌，在各类报刊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二人作品结集后，寄送于先生求教，先生十分赏识，亲题书名，并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此之外，于先生还给旅京陇东学生创办的杂志《泾涛》题写了封面。

《松芸诗集》封面、《泾涛》封面

二是赏识提携李世军，并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静宁人李世军（1901—1989）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于1924年12月到天津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召见，投入到进步运动中。1932年9月，他应于先生之邀，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从此开始了20多年的深交。于先生出于对舅氏故里青年才俊的赏识，对李世军多有扶掖和教诲。而作为晚辈的李世军，对于先生一直视为师长和父执。1947年，李世军父亲去世后，于先生应其所请，专门撰文并书写了《李公早勤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