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的“小鲜肉”，是一种克里斯玛权威表现吗？

“小鲜肉”浪潮

这几年，娱乐圈刮起了一股“小鲜肉”的明星浪潮，他们带动了巨大的流量和讨论热潮，也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感叹明星偶像们的巨大魅力。

我们看到，无论是鹿晗、吴亦凡、朱一龙、杨洋，还是《偶像练习生》出道的蔡徐坤，或者是TFBOYS这个“00后”的中国内地人气偶像组合，“小鲜肉”作为流量明星，有着强大的粉丝团和应援团。

蔡徐坤

有的时候，他们只是发了一张自拍，发了新的短视频作品，或者是说了私生活里的一件小事，就会把微博挤得瘫痪。如果有人对“小鲜肉”稍微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这个人就会被“小鲜肉”的粉丝们团团围住，而如果再有点出言不逊，就会马上被粉丝们炮轰。

如果你不是粉丝的一员，那么你心里一定也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些“小鲜肉”有如此强大的魅力，他们的魅力是否等同于韦伯笔下的克里斯玛型魅力呢？如果不等同，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克里斯玛型魅力？

小鲜肉的魅力=克里斯玛型权威？

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小鲜肉”的魅力，和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型权威，也就是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样的，因为在英语中，形容一个人有魅力，用的是charming，而魅力的英文正好是charismatic，这两个单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在“小鲜肉”的粉丝心目中，这些明星们就是这样拥有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有着非常优秀的品质和巨大的吸引力。

但事实上，韦伯所描绘的超凡魅力，或者说克里斯玛型权威，还真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小鲜肉”们。韦伯笔下的超凡魅力，其实有着很深的政治社会学意义，甚至常常和革命浪潮相联系；而“小鲜肉”们的魅力，则更多来自于娱乐时代之下商业经济的包装，常常和消费主义以及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

韦伯认为，一般来说，克里斯玛型人物往往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

当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期待英雄的出现，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这种强烈的欲望，导致这个社会一旦出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人，并且，这个人凭借自身特殊的能力和气质，带领大家打破了危机，那么，人们就会对这样的人物产生疯狂的崇拜和迷信，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而这一位克里斯玛型人物，也往往会被人们称作伟人。

韦伯还指出，有着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拥有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这里，他指的是政治层面的对社会的变革。

如果说法理型权威是一种外部的改革力量，它对社会的改变是首先改变社会的结构，最终慢慢地改变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那么克里斯玛型权威则不同，它会依靠领袖的超凡魅力，从而彻底地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态度，是一种内在的激烈的变革力量。

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困境

但是，再有魅力的伟人，也不是永远伟大的，更不是永远正确的。

韦伯非常明确地说过，克里斯玛型的领导者往往带领人民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中摆脱了困境，但是这样的权威类型是不可持续的，英雄式的人物可以领导革命，他的权威也来源于他超凡的能力，但是在革命之后，国家和社会就会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维持统治的问题。这是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第一大困境。

要想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个人魅力，还需要更多的理性制度建设、法律规范。

另一方面，克里斯玛型权威通常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因为整个权力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这一位领袖，如果领袖人物不再有魅力，或者他的领导时期结束，再比如他去世了，那么整个社会也会陷入到飘摇不定的困境中。

那么如何解决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困局呢？答案有两种。

一是寻找新的“英雄”，或者是实现统治权力的世袭或禅让，向传统性统治过渡。

二是转型进入法理型权威。韦伯所支持的，是转型进入到理性统治的法理型社会中，权威的来源是合法的规则，还有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同，而不是个别领袖或者伟人的个体超凡魅力。

历史上，克里斯玛型权威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列宁、戴高乐、罗斯福、阿拉法特、卡斯特罗等政治人物都是这样。人们对这些领袖的德行和能力深信不疑。而这些政治领袖，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戴高乐将军的故事。

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戴高乐可以说是法兰西的“再造元勋”，是帮助法国在战后取得战胜国大国地位的英雄人物。

在1940年6月14日，德国装甲师进攻占领巴黎，巴黎沦陷，法国傀儡政府向德国宣告投降。四天之后，流亡伦敦的法国将军戴高乐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著名的抗击纳粹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

戴高乐的声音十分有感染力，他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允许法兰西的抗战烽火被扑灭，我们的战火也永远不会被扑灭。”在这之后，戴高乐组建了自由法国流亡政府，和德国继续战斗，立志恢复法兰西的尊严。

1944年，凯旋门下的戴高乐将军

二战结束以后，因为戴高乐的超高威望和个人魅力，他接管了临时政府的政权。1958年，戴高乐修改法国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上了第一任总统。

但是，戴高乐在国家治理上并不如在战场上得心应手，甚至还做出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判断。但是，因为他在二战期间的成就，让戴高乐依然在普通法国民众心目中占有重要甚至神圣的地位。

到了1961年4月，法国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发动反动戴高乐的武装政变，呼吁法国民众响应，总统戴高乐陷入到空前的管制危机。

面对危局，戴高乐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为了让大家听从他的指令，共同反对阿尔及尔叛乱的将领，他脱下了当总统的时候一直要穿的西装，再次穿上将军的军装，走到电视镜头前，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演讲中，戴高乐痛骂叛乱者在干一场“可恶和愚蠢的冒险”，禁止所有的法国人执行反叛者下达的命令，并且要求维护“民族授予我的法国的共和政体的合法性”。演说结束的时候，他说：“士兵们！你们正面临着忠实于谁的抉择。我就是法兰西，就是她命运的工具。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宣言，历史何其相似。人们好像又回到二战时法国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戴高乐将军一次次通过广播发出号召“我是戴高乐将军，跟我走”的场景中。

一句“跟我走”，身为将军的戴高乐再一次激起法国民众团结一致的精神，导致在电视讲话之后，成千上万的巴黎人涌向街头，将巴黎的各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以表示自己对领袖的支持，戴高乐也就这样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这里，很明显，依靠选举合法性成为总统的戴高乐，他的权威和统治认受度，要远远低于拯救法国人民于侵略水火的将军戴高乐。所以戴高乐才会在出现统治危机的时候，再一次穿上战争时期的将军服，通过展现自己超凡的个人魅力，来获得民众对他的支持。

当他选择克里斯玛型权威去鼓舞大众，而不是法理型权威时，也许他早就意识到了，在某些情况下，以个人魅力和殊荣为代表的克里斯玛型权威甚至比法理性权威更加有威力。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是非比寻常的，群众对他的支持和拥护也是非同一般。

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也说：“穿上将军服出现，戴高乐就拨动了深深地藏在法国人心中的感情之弦，激发了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精神，而这种团结的精神是只有在情况最坏而又渴望改善的时候才有的。”

不过，个人魅力虽然扭转了一次危机，但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取得最好的政治成效。随着法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终于在1969年4月，总统戴高乐在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之下，选择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当然，我们并没有说这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依然有着很多的支持者。作为一个在法国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的领导人，他当时的“激流勇退”也可以看作是他伟大的另一个面向。

韦伯是第一位把克里斯玛独立出来，并且分析了它的社会起源的人。可以说，这种类型的权威非常依赖“个人”的魅力、威信和影响力，在特殊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尤其是动荡、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出现，的确可以安抚民族的迷茫，甚至可以担当起解放大众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

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局势的平稳期，对于经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时，那么这类型的权威便可能无法再满足国家和民众的需求了。这个时候，最被韦伯所赞同的另一种统治类型，法理型权威便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了。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刚出版的新作《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11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