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布里坦去世，他在英国知识界的地位无可取代

10月12日，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去世，享年86岁。在英国知识界，塞缪尔·布里坦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核心著作是关于经济的，但也广泛涉及其他主题，例如政治和伦理，所有这些都沿袭了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

塞缪尔·布里坦是英国《金融时报》的第一位经济通讯员，后来长期为《金融时报》撰写专栏。对于想要了解近50年来的经济政策的人来说，他的专栏文章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他的文章以优雅而诙谐的笔调著称，内容涉及从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尖锐见解到对他所关注的学术论文的讨论。

塞缪尔·布里坦

2014年，在接受时任英国《金融时报》编辑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的采访时，布里坦称自己是“某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对政治标签持怀疑态度。他说：“大多数有趣的问题不能轻易地用左翼或右翼的方式提出。”

“他是一位体制内的逆行者。为自由与市场经济呐喊时，他像个托利保守党人。为全民医保和教育力争时，他又像是个工党。他从不相信左与右的简单对立。他毕生走在边缘，那是他的世界中心。”布里坦逝世后，与他相识和共事多年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如此评价他。他称布里坦是自己的忘年交，也是他经济问题方面的导师。

有人说，在美国，经济学教授为报纸撰写专栏；而在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书。布里坦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的第一本书是1964年出版的《1951-1964年间保守党执政时期的财政部》（The Treasury under the Tories 1951-1964），它首次将对经济政策的描述与对财政部内部流程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这让一向行事隐秘的财政部感到不适。

他用一个词解释了那段时期的错误：官员。在政策方面，主要错误是在没有引入有效的收入政策或让英镑贬值的情况下，坐视英国工业竞争力下降。他的建议是创建一个新的政府顾问阶层，以区别于主流的公务员制度。依据部长们的个人喜好选择，他们的工作兼具政治性和技术性。

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上台后，英国工党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布里坦也参与其中。1965年，他在命运多舛的经济事务部工作，次年该部门关闭前，他选择了离开。在他的退休采访中，他把1967年威尔逊的英镑贬值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塞缪尔·布里坦出生于1933年，他的父母是立陶宛犹太人。他的弟弟莱昂（Leon）后来担任了保守党高级部长和欧盟专员。布里坦如此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早熟，但算不上天才。”他在基尔本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和剑桥的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接受教育，在那里他获得了一级经济学学位。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直到1961年成为《观察家报》的经济编辑。在白厅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于1966年回到《金融时报》，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余下的职业生涯。

他的著作包括《左或右：虚假的困境》（Left or Right: the Bogus Dilemma），还出版了散文集和演讲集，包括《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Capitalism and the Permissive Society）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

布里坦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主题是他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他相信经济、个人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他试图说服思想开明的读者，正确的市场经济可以是人类自由的工具，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式，而不是安抚商人良知的空洞教条。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本能地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他却支持对当前经济问题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贬值；上世纪70年代，经济政策制定者将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名义上的国内总收入作为目标；欧洲汇率机制的会员制；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利润分享。不那么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政客、财政部和经济预测的持续的敌对态度。

他的尖酸刻薄和在辩论中与任何人较量的意愿，使他成为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演讲者和讨论参与者。他通常会问出第一个（通常很尴尬）问题。他是英国广播公司财政委员会的成员，该公司提议从执照费转向订阅，并总是愿意进入新的思考和辩论领域——例如，新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进化。

布里坦有一种奇妙的、不安分的智慧，在《金融时报》的同事眼中，这使他成为了一个理想的、虽然要求有些苛刻的同僚。在退休之前，他一直喜欢与更年轻的同事争论。

巴伯表示：“塞缪尔•布里坦是一位巨人，一位有绅士气质的记者，他让经济学成为了主流。英国《金融时报》和英国欠他很多。”

1993年，布里坦因对经济新闻的贡献而被封为爵士，并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他的地位如此独特和重要，很难想象会有谁能够取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