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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城的伦敦搬到德国，临行前我把床垫撕成碎片

2020-10-17 08: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Veronica 三明治收录于话题#三明治 · 短故事79#Post - COVID77

在今年的疫情之中，很多人被困在某个地方，想要回家或逃离而不得，不流动，也无法流动，可能是从自己的家流动到工作场所，或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跨国搬家怎么办？简直无法想象。上个月的短故事学院，来自英国的Veronica记录下自己和先生从伦敦搬到德国小城的经过，在伦敦经历第一轮lockdown的时候。离开伦敦的前一夜，Veronica忙于将床垫撕成碎片。

文 | Veronica

编辑 | 依蔓

小时候你一定有听过“将大象放进冰箱有几个步骤”的故事：第一步，打开冰箱；第二步，将大象放进冰箱；第三步，关上冰箱。仿佛所有事都可以如此简单。

那么，如何拆卸一张沙发？

第一步，挪开坐垫与靠垫，它们都能够被简单丢弃。第二步，用剪刀划开沙发的背部布料，以观察内部结构。框架由木板搭成，布料被钉在木板之上，扶手处由木板与硬纸填充，底部排列的弹簧是舒适感的源泉。第三步，从一边的扶手开始，剪开布料，先折断联结别处的木条，再折断更为小型的木条……第四步：休息。

这像是一个暴力的叠叠木游戏，寻找有机可乘的木块，然后移除。布料从沙发上撕扯了下来，露出张牙舞爪的尖锐钉子，每一步都需很小心。折断木板不是件易事，有时候，站在上面又碰又跳，它都毫发无伤。艰巨的任务都落在了家属身上，他却挺乐在其中。

白昼的光渐渐消散，满地的布块和碎屑，装袋下楼，顺利地塞入高大的垃圾箱中。精疲力尽地拍拍手，我们失去了一张沙发。

这场拆除沙发的“游戏”发生在四个月前，那时我们正准备从英国搬家到德国。

年初时我并未想到搬家这件事会来得如此之快。

元旦刚过，我定下了除夕回国的机票，列好了想去的餐馆，约好了想见的人，流连于“后圣诞时期”的商店街，用心采购伴手礼。结果突然被国内疫情的新闻所包围，听到的看到的都是症状与数字。感染人数持续上涨，隔离措施越来越严，回还是不回成为了我时刻纠结的话题，最终还是在除夕前一天取消了机票。

回国的机票取消了，但年假可不能浪费，百无聊赖之下，我提议不如来一场搬家考察之旅。

我们要考察的城市是德国的格尔利茨，一个位于东德的美丽小城，它幸运地从二战的烽火中全身而退，仍然保有了各个年代的古老建筑，也因此成为了知名的电影取景地，当地人戏称“格莱坞”。格尔利茨位于德国、波兰和捷克的交界，距离波兰只有一桥之隔，距离布拉格也不过几小时的火车。

哥特式的圣彼得教堂是格尔利茨的城市标志之一

从伦敦搬家到格尔利茨的提议家属提了多次，之前我却总是以语言不通、无法工作来抵挡，尽管我也心知肚明在伦敦并不是长久之计。伦敦像一个万事屋，给与着无限的惊奇与美好，却也收取着高昂的门票。家属的工作虽很自由，但一直想要搭建自己的专业工作室，这在伦敦好似天方夜谭。我们也曾探访过类似的工作室，不是挤在伦敦三区以外狭小局促的民宅中，就在英国中部火车不通的乡村别墅。如果在伦敦就代表着止步不前，那么搬家的确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家属做了全面的调查，最终选定了这个德国小城。

到达格尔利茨时是周五，并不是一个好天气。习惯了人声鼎沸的伦敦，那里冷清得像是一座空城。路上行驶的车辆甚至比行人更多。漫步于城市中能看到风格各异的古老建筑，这里保有了不同时期的欧洲建筑，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彼此相容，浅色系的建筑在配色上颇有诺丁山之感：浅粉、雾蓝、鹅黄和米白交错，城市看起来明快敞亮。

城市的边缘是一条清澈优美的河，过了桥就是波兰，桥上并不受限，通行来往都很自由，是傍晚散步的好去处。唯一能看出边界之意的是桥两边分立两个矮柱，一个涂上了黑黄红三色，一个则涂了红白两色，分别是两国国旗的颜色。到了周六的时候，天气转好，城市摇身一变，充满了生机。成群结队的游客热热闹闹地在街头巷尾漫步，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悠闲的人群。

我们在这里看了房，参观了语言学校，去了推荐的餐馆，圆满完成了与城市的首次会面。正聊着天，喝着当地的啤酒，我随意瞄到了手机上的新闻推送：捷克封国。

疫情期间欧洲的封禁措施层出不穷，每天都有新的讯息。第一眼我并未在意，待戏谑般地读出标题后，我顿了几秒，突然意识到：为了让这趟“探城”之旅更像是旅行，我可是特意将回程机票订在了捷克的布拉格。

一时之间兵荒马乱。

匆忙回到酒店，电脑平板手机摆成一排，研究对比地图和skyscanner，俨然一副研究军事战略的模样。距离格尔利茨最近的机场在德累斯顿，然而前往伦敦的飞机却不是每天都有。下一班飞机就在隔日上午九点，即使是最早的火车也无法赶上，若是选择巴士，就意味着彻夜不眠。研究了各个城市的路线，结论是我们所拥有的选择并不多，搭隔日德累斯顿的早班飞机，或者是两天后柏林的晚班飞机。两者均价格不菲，且旅途劳顿。

家属灵机一动：从德国去捷克行不通，何不从波兰过去？毕竟我们和波兰的距离也才只有一桥之隔。这个提议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从波兰去布拉格或者从波兰飞伦敦成为了我们的新选项。

至少不用费劲去赶早班飞机了，我松了一口气，打开新闻网站想看看疫情的最新消息。映入眼帘的标题正是：波兰封国。

疫情的魔幻就在于，它所带来的恐慌并不只是对疾病的畏惧，还对有生活的限制。一瞬之间，病人成为了罪犯，出行成为了逃亡。习以为常的自在被突然剥离，手脚受缚地身处其中，直面一粒沙的无力感。一场短暂的旅途让我在欧洲体验了疫情初期流落在外之人的生活，想必那时他们的返乡之路更为艰难，因外乡人的身份在陌生的城市处处被拒，寸步难行，而他们所希冀的只是回家而已。

波兰封国的消息一出，此前所收藏的波兰飞往伦敦的机票不是售罄就是价格翻了几番。或许也有陌生人如我们一般，为回到自己所属之地而努力奔波。

最终，我们订了两天后从柏林出发的机票，彼时柏林的学校已停课，餐馆显得冷冷清清，公交上的司机位被隔开，超市也有即将关闭的传言。晚上提前很久去了机场，在候机厅疲惫地等待。若此时收到飞机被取消的通知，我大概也不会惊讶。

飞机倒没有被取消，新闻里赫然写着的是：德国开始封国。

我想起波兰宣布封国那晚，我走过连接德国与波兰的那座桥，行人三三两两漫步吹着晚风，桥的正中央有一对情侣正接吻。也许他们来自桥的两侧，无声地做着离别的告白。

城市边缘的河流，隔岸就是波兰

原本只是用于消耗年假的一场出行，最终演变成了搬家的催化剂。

彼时英国开始lockdown，远程工作成为了大多数企业的新常态。英国经济的停摆有目共睹，与其等待着疫情的结束，在封城期间挥霍大把时间，不如将搬家这件迟早都将面对的事提上日程。

我也疑虑过是否能在疫情期间顺利通过海关，事实证明，只是需要额外办理疫情期间的特殊通行签证。疫情期间使馆采用预约制，直到我们抵达门口，迷茫地四处张望，保安才慢悠悠地走了出来，徐徐升起卷闸门。办理人员只是清点并收下了材料，据他所言，他从未处理过签证材料，只是人手不够才出来工作。签证的材料很简单，出签速度也非常快，一切都很顺利。

远程工作也给与了我充足的时间用来处理搬家事宜。搬家的事零散琐碎，是一支时刻悬在半空的剑。构筑舒适圈边缘的大概就是这些琐细小事，像一颗颗小刺，让你在举步时犹疑。

我早早地理好了行李，但家里却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整洁清净，家属的行李却几乎分毫未动，生活用品与厨房用具也得等到最后时刻才能打包。穿行在一片杂乱中，时常令我感到懊恼。直到临飞前一周，这种感觉才改变。因为，飞机被取消了。这是我并未料想到的，家属却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

好在机票能改签，Uber也还能取消，只是此前购买的额外行李就付诸东流了。机票改签至两周以后，但是否真的成行，我们满心怀疑，决定不购置额外行李，而是直接寄去德国。

我仍着急地敦促着家属收拾行李、购置纸箱、联系货运公司……我实在太不喜欢last minute的匆忙，于是制定了详细的timeline，以保证一切都可以井然有序地进行。

邮寄行李的速度出奇地快，3天左右就能送到。而家具的搬运是最麻烦的事，跨国搬家，又是疫情期间，货运公司纷纷报出几倍于往常的价格，我们挑选了一家相较之下稍为合理的公司，尽管事后证明，这个选择并不怎么样——司机不仅临时加价，最终还损坏了家具。而当时的困境在于，司机无法确定取货与送货的时间，只能提前几天告知我们，而离奇的是，在知悉我们机票日期的情况下，司机竟然告诉我们将于出发当天上门取家具。

好在这个难题最终自然消解了，因为机票再次被取消了。这一次我们两人都毫不意外，甚至觉得大概是走不成了。再次改签了机票，但收拾行李这件事几乎被抛至脑后。大概这张机票依然会被取消，但却又暗暗地藏有一丝希望。

搬家前几周，常常有一种等待戈多的感觉。不知道下一张机票是否仍会被取消，有一种或许根本无法成行最终还是会留在伦敦的错觉，又好像处于某一个时光间隙中，事物停滞不前，时间也患上了拖延症。

在机票第三次被取消后，我们彻底放弃了英国的航空公司，英国当时正采取着严厉的防疫措施，对飞机上的安全距离有着明确的要求，航线的收缩与载客量的减少使得航班数骤减，我们不再想要碰运气了。查询了各国的飞行政策以及各类报道，我们订了价格最高同时也是航班取消几率最低的汉莎航空。

这张机票最终终于顺利成行了，而在这张机票之前，单我一人，今年就已取消了9张机票。

订完了这最后的两张机票，内心有了些笃定，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我们的打包计划才真正根据此前的timeline徐徐开展。

在英国，家具等大件物品不可随意丢弃。如果不想要了，可以捐献给慈善店或是请council上门回收。疫情期间，这两个选项都被画上了叉。除了超市、邮局、银行等生活必需的店铺还开着，其他店早已门窗紧锁，甚至封上了木板木条，彰显出主人的决绝之心。至于Council，官网上针对大件物品回收有着详细的指南：别扔！再等等。

我们自然不打算带走所有家具，剩下计划丢弃的家具中，有比较小型容易丢弃的，比如椅子，有可拆卸成小型零件的，比如书柜、衣柜和桌子，也有令人束手无策的，比如沙发，比如床。恰巧还是最常使用的两样家具。

我的观点是：不如就将它们放在公寓楼下垃圾间的空地上，毕竟是特殊时期，我们也无计可施。尽管垃圾间的门上就贴着不要丢弃大型物品的告示，但是疫情期间我也曾在里面看到过桌子、椅子，甚至还有一台电视。

家属却坚持我们不应该违背规则，向来不走寻常路的他观察了一会，然后提议：我们可以拆掉它们。尽管我百般不情愿，还是成为了“帮凶”。于是，拆家具成为了我在封城期间消耗量最大的运动。我们徒手拆除了沙发，也用大致相同的方式拆解了床框——在金属感光泽的丝绒布料的包裹之下，床框是整齐排列的木板，最终它们也化作了一片狼藉。

拆完沙发和床框之后，我们与床垫的告别留到了临走前的最后一刻，当时高价买来的床垫即将成为一无是处的废品，不免惋惜，但又似乎别无他法。

划开厚厚的床垫，里面是紧实压制的类海绵填充物，不同色彩不同密度的海绵连接在一起，粉色、浅绿、淡蓝……浪漫而天真的色彩，梦幻得像是游乐场的装饰。我们徒手将海绵撕成小块，高密度构筑了高质量，也为这项拆解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努力的结果时常只是手掌大小的碎片，这个听起来颇为解压的行为足以令人精疲力尽。成袋的床垫碎片堆满了电梯，仿佛有种海绵版海洋球的感觉。

如果有人问起离开伦敦的前一晚我为何一夜无眠，那么答案是：那时我正忙于将床垫撕成碎片。

打包完成的行李，堆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

九月下旬的德国，28度以上的温暖天气变得珍贵。每个洒落阳光的周末，我们都会去附近的湖边沙滩，带上充气船，将毯子、Kindle和柠檬气泡水塞进包中，这成为了今年夏天独有的惯例。这款游湖专用包是去年红极一时的伦敦V&A博物馆Dior展的周边帆布包，如今随时可抖落一捧沙。

这个夏天最常去的湖边

因为搬家，我原本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却幸运地被公司允准可以继续远程工作。疫情下的英国中小企业摇摇欲坠，自lockdown以来，公司就不断调整着员工工作，从短时工作到强制休假，再至裁员。最初我还很羡慕熟悉的同事们拿着政府补贴快乐地休假，但不久他们就面临裁员后的告别时刻，反而想要离职的我却工作至今，真有些魔幻。

在德国小城远程工作，不用早起也不用通勤，闲暇生活从购物和逛博物馆变成了游湖和逛动物园。朋友们纷纷觉得我已经在瓦尔登湖边过上了退休生活。

回想四个月前，伦敦正经历着第一次lockdown，我和家属离开了那个承载着大多数共同记忆和过往的城市。

大件家具通过货运公司运送，个人行李则打包成了十余个纸箱，直接邮递去了新家，会在我们达到后三天以内收到。而我们则轻装上阵，只带着随身行李。希斯罗机场平时热闹得像是霍格沃茨开学时的9¾车站，疫情期间却是一片冷清萧条，五个航站楼只开放了一个，机场店铺纷纷关门。搭乘同班飞机的有许多全副武装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小留学生，在回国机票一票难求的时候，幸运地买到了转机机票。乘客们都戴着口罩，登机时工作人员甚至略过了审看护照的这一步。飞机上挤得满满当当，丝毫没有保持距离，隔空入座的迹象。

带着困倦与疲惫，我们到达了格尔利茨，一路无风也无浪。

四个月后的现在，我已能轻车熟路地穿梭于格尔利茨的街巷，商店的营业时间与电车时间表也已熟记于心。常常去花团锦簇的中心公园，仰着头欣赏阳光下闪着光亮的喷泉水柱，时而会有街头音乐人伴着手摇风琴唱着小曲；也常常流连于老城区的城堡与古旧建筑，去市政厅边的粉色咖啡屋喝下午茶，观看游人用相机记录下时光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