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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我为什么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宜兰县。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要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于自身肩上。1978年12月《中美联合公报》公布。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身处如此之格局,何以报国呢?
此后,林正义根据那句从小熟记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改名林毅夫,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1980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林毅夫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的青睐,并于1982年远赴美国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林毅夫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拿到了大多数人要花五六年才能拿到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之后他又去耶鲁大学完成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
可他偏是那少数人。1987年他带着30箱资料毅然回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便立刻返回祖国大陆工作的经济学家。
几年中,他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论文,论文被引用次数,在华人经济学家中位于前两名。
1994年,林毅夫教授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创始主任),其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担任名誉院长),成为中国的高水平学界思想库和政府高端智库。同年,他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的理论解释了中国的发展之路。
2012 年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卸任,重返北京大学,致力于总结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倡导和推动理论创新。
2015 年 12 月,林毅夫教授创立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担任创始主任),后升格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林毅夫担任院长)。2016 年,在习总书记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南南学院成立,林毅夫担任院长,致力于培养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的专业人才。
在多年学术研究以及参与中国多项重要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践的过程中,林毅夫立足发展中国家实际,自主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发展理论思潮。
2018年12月,林毅夫以其对经济转型理论的重要贡献而成为受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锋之一。也正是基于此, 很多人猜测:林毅夫会不会凭借新结构经济学,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关于这个问题,林毅夫本人曾亲自做过回答。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本人的答案吧!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认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其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作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
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即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不仅新结构经济学有获奖潜力,
衍生理论也有获奖潜力
我相信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得诺奖。我相信不仅是新结构经济学应该得诺奖,新结构经济学衍生出来的很多领域也该得诺奖。
首先,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这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里面没有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金融问题。
过去的金融理论都建议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来发展其金融体系,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户、微小中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贫困问题不能解决。
其次,潮涌理论。它对现有的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很多新的思考,是对现有的主流宏观理论的扩展,使宏观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现象能够进行比较好的结合,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也是一个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潜力的题目。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我总结了十几个目前国际经济学界争论不清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这些问题都是一清二楚的,都可以用严谨的数理模型来回答,以及用数据作检验。
获奖的人不会是我,
但可能是下一代或两代人
我相信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三个、五个,甚至是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们这一代或是在你们下一代。如果你们努力的话是在你们这一代,要不然就是在下一代。
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过程都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邀请大约1500名著名的经济学家做推荐人,这1500个人包括北欧四国经济相关院系的正教授、先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再加上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我了解到这1500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半的人会推荐自己,因为有名的经济学家通常都觉得自己的贡献很大,有一半会推荐其他人,被推荐的人中相对比较集中的也就只能得到十几到二十个人的推荐。被别人推荐的,推荐他的通常是自己的学生。即使得到了十几到二十票,进入了前五名,也不是第一次进去就可以获奖,通常要连续几年才有机会。
我们不是北欧四国,我们现在也没有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中国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先教出50名能进入国际排名前1500名的经济学家来。
这不容易,因为现在所有顶尖杂志都是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控制。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论文难以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
因为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所以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如果我们写的论文是沿着他们的话语体系,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写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样就相对容易发表。而如果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理论体系去写,他们老是半信半疑,而且也不认为这些问题有多重要。
所以,即使现在有100个、200个经济学家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做研究,要有50人进入国际前1500名大概也很难。
既然得不到诺奖,
我为何还这么努力?
作为一名学者,首先,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引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结构的视角。
因为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没有结构,最近开始有人关心结构问题,但还很少。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还是没有结构,所以无法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希望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家先天地就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带进这个视角。
有了这个视角后,我还希望为经济学家研究结构时带进一个切入点。
我希望经济学家在研究结构问题时能够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我很确信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各种结构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可以把生产方法、方式内生化,而且,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自身的变化机制也是清楚的。
企业自生能力指的是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我希望企业的自生能力能够变成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的一个通用概念。
我从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以后,讨论的发展和转型问题很多,之所以能够自成体系、一以贯之,而且讨论问题时能够很快就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
有了这一概念,就容易找到现实世界中许多现象的微观基础,知道哪些制度或扭曲是不是内生的,哪些政策变动是不是会有预期的效果。企业的自生能力实际上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
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尚无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少数几个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获得成功的国家和经济体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时,从现有的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最后,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经济学理论有一天不仅能够作为批评的利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作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繁荣、共享的指南针。
林毅夫说,他希望他的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一个愿望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他就心满意足。
或许,在林毅夫的心中,与确能增进国民经济福祉相比,诺贝尔奖确实没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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