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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卡地区的困境：冲突与情感，恐惧与希望

2020-10-16 14: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帝国：俄罗斯五十年》是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横越俄罗斯的私人报告，这部纪实文学是卡普钦斯基倾尽全力与心血的著作，为读者全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俄罗斯的过去。一路上，卡普钦斯基接触到的大多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捕捉了苏联即将解体之际，那片土地满载的冲突与情感，以及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惧与希望。这份“报告”见证了冲突，见证了苦难，也见证了希望。本书有大量篇幅谈及亚美尼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里节选了其中的一处。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波兰新闻和文学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四十余年驻外记者的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特别是深入拉美、非洲、中东等人迹罕至的蛮荒地带，他更亲临火线，发回大量弥漫着硝烟的真实报道和照片。他一生亲历二十七场革命和政变，四次被判死刑，四十余次被关押。作为作家，他创作了二十余部文学作品，六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20世纪较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生命中的另一天》（1976）、《皇帝》（1978）、《伊朗王中王》（1982）、《帝国》（1993）、《太阳的影子》（1998）、《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4）等。

前苏联克里姆林宫 20世纪50年代

纳-卡地区的困境（节选）

那些发生在1990年的事，我不能过早地讲出来，因为我不想暴露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在我去埃里温的前一天，我曾在莫斯科跟嘉里娜·斯塔罗沃伊托娃（Galina Starowojtowa，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当时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代表，后来担任叶利钦的少数民族事务顾问）见面。我那时是第一次与她见面，她是一位又高又壮的女人，但很有气质也很热情，面带友善的笑容。我知道她隔天也要飞往埃里温，她说，“那我们在那里见面，”还补充说，“也许我能帮上你什么，但我也不敢肯定，到时候再说吧。”

我很理解她那种带有不确定的口吻。因为那时我想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下简称纳-卡地区），实际上在那时这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因为你是没有可能从陆地上去那里的：那时整个纳-卡地区是在阿塞拜疆领土内的一块亚美尼亚的飞地，是被红军驻军和阿塞拜疆民警部队包围的地方。他们把守着所有通道、高速公路和大小路径，把守着所有要道、断岩层、山坳、悬崖断壁和山峰。想要突破这个戒备森严的严密封锁网比登天还难。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根本就不想去一试身手。时下只有一条空中之路，也就是从埃里温乘飞机去纳-卡地区的首府斯捷潘纳克特（stepanakert），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小型飞机的航班也很不固定，时有时无。坐飞机去那里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因为除了飞机票特别难弄到以外，还有人们为了等从埃里温飞到那里的航班，要等数周（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么多钱）。尤为重要的是，要想买到飞机票，还必须具有苏联护照另加纳-卡地区的身份证，或者持有莫斯科军队司令部的特许。我手中所持的证件不符合上述任何条件。

…………（编者按：此处省略作者来纳-卡地区的曲折经历。）

夜幕降临了。我们都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围坐在一张笨重的长桌旁。这是一个典型的亚美尼亚人的住房，桌子是家里最重要的家具，是房子和家的中心。桌子上总是要摆着各种各样的吃的，家里有什么就摆上什么，因此桌子不能是空的，因为光秃秃的桌子会疏远人际关系，而且会让谈话变得冷淡。桌子上摆的吃的越多，就越证明我们对人的真诚和尊敬。

晚上我们将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就是为这事是来的。我来到这里就是想跟卡拉巴赫委员会的人们见面，因为不允许他们外出，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能无声地抵抗，他们希望世界能了解亚美尼亚当地人的命运，了解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惨遭遇。这种意愿就是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传到某个地方，这是被奴役的人们的急迫需求，他们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板子那样相信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他们深信，只要人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能理解他们，以此来证明他们是有道理的，并赢得自己的胜利。

“我们的问题是，”在场的一个人说，“怎样才能继续生活下去？”这个问题已经悬在亚美尼亚人头上数百年了。数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十七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就是我们亚美尼亚的国教。但是我们的文化有种被动性，是贫民文化，是防御性的城池文化，我们从来就没有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我们从来没有过那种使命感和统治别人的欲望。不过我们却陷进了那些打着先知旗号的人们的包围圈之中，这些人总是想征服我们这部分世界。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伊斯兰健康肌体中的一根毒刺。他们一直在想如何拔掉这个刺，也就是说要把我们从整个地球上彻底抹掉。”

“现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就处在最危机的时刻，”另外一个人说道，“我们曾经是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军队踏入了我们的土地，把居住在今天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与纳-卡地区共和国交界的亚美尼亚人分割成了两半。因此我们的先辈们躲进了上卡拉巴赫的大山里避免了一劫，而高加索的土耳其人，也就是阿塞拜疆人进驻了在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人迹罕至的地带。这一地带只有13公里宽，但就是因为他们移居到那里，现在既无法开车过去，也无法步行过去。为此我们就成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伊斯兰心脏地带的一个基督教孤岛。加上阿塞拜疆人属什叶派教徒，他们的精神领袖是霍梅尼，只要我们还存在一天，那他们就一天都不会善罢甘休。”

“斯大林，”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人补充说，“斯大林很了解高加索，他自己就是高加索人，他知道在这片山区居住着一百个不同民族，而且他们之间的战争一直不断。这是一个被重重封锁的封闭的死胡同，同时还是被黑海和里海两大海分隔的世界，是一个被两座高耸入云的山脉分割开的世界。有谁会到这儿来？谁敢再往进深走？斯大林最会做火上浇油的事情。他知道纳-卡地区将一直会是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争夺的一块骨头，因此他没让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统一，而且把我们的这一地区留在了阿塞拜疆，由巴库统治。因此莫斯科就占据了最高决策者的位置。”

“尽管我们与巴黎和罗马相距甚远，”一位坐在桌边末端的老者说道，“我们是基督教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在很靠边缘的地方。让我们看一下地图，欧洲的西部有一条十分明显的海岸线，再往远处就是大西洋了。而在欧洲东部呢？怎样才能在这里画出边界线呢？在东部这个事情不是十分清楚，这部分欧洲在自行瓦解、在衰减、在消融。我们必须制定某种标准，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标准，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标准。欧洲地域应该包括所有那些忠实于基督教思想的人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亚美尼亚人就是在东南方最符合这一标准的人民。”

“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着两条对立路线，”另一位亚美尼亚人从桌子的同一个末端发出声音，“一条线是在地中海沿线，第二条线是在高加索山脉一带。如果大家都注意到了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居住在欧洲，可以推论一下，我们的后辈们将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即斯捷潘纳克特将会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城市之一。”

“但愿我们撑得了那么久。”又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为了表明与刚刚说话的那几个人的论点有所不同，房子主人把我叫到窗户边上。那时天已经暗下来了。排排灯光闪耀在高悬的天空上。“在那边的高山上，”房子主人说，“是阿塞拜疆的一个小城，叫舒莎，我们被他们掌握在股掌中，他们随时都会射杀我们。”

人们在这里能呼吸到的就是困惑、恐惧、仇恨的气息。“亚美尼亚人，”一个参加讨论的人说，“从来都没同意过让纳-卡地区分割出去。为此在亚美尼亚每隔几年就会爆发暴乱和起义，尽管斯大林的严酷镇压和勃列日涅夫的压制。1988年6月，亚美尼亚国家共和国议会同意纳-卡地区地区议会提出的与亚美尼亚统一的要求。但巴库说，不行！莫斯科总是会站在强者一边，因为阿塞拜疆一直比我们强很多。纳-卡地区只占国家面积的百分之五、人口的百分之三。莫斯科利用这一事实，即巴库威胁要占领纳-卡地区，因此在这里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处于莫斯科的占领之下，如果莫斯科撤离这里，我们就会处于巴库的占领之下。”

就在我们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单元门前出现了动静，门打开了，几个人簇拥着斯塔罗沃伊托娃走了进来。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而且神情紧张，尽管她努力保持镇定，营造一种愉悦、畅快的气氛。她给我们讲了自己的遭遇。她刚走出飞机，就被几个纳-卡地区军区司令派来的军官抓捕，他们对她说，她无权回到斯捷潘纳克特，他们想方设法劝她回到埃里温去。但是斯塔罗沃伊托娃坚决反对并说，如果一定让她回去，那他们就得把她抬上飞机。这些军官很清楚，这样做肯定会有问题。首先斯塔罗沃伊托娃是个又高又胖的女人，其次，这会成为极大的丑闻。于是他们就没完没了地请示，想办法，该怎么办？负责这件事的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博夫（Ayaz Mutalibov）（他现任阿塞拜疆总统），他从巴库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汇报如果不驱逐斯塔罗沃伊托娃，他们就要对她采取行动。而莫斯科希望能与穆塔利博夫、与伊斯兰、与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关系，谁还会在乎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纳-卡地区！于是斯塔罗沃伊托娃也立即采取行动，她尽一切努力留在这里并与人们见面，她想让大家知道，还有人记得他们。她的理由也很充分：飞行员看见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趁混乱之际飞走了。他们知道在斯捷潘纳克特机场没有照明设施，如果在同一天再次降落下来，时间已经太晚。

在巴库有人反对斯塔罗沃伊托娃，因为在阿塞拜疆，同样在亚美尼亚，人们被分成两个阵营：

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同盟者就是那个他们认为纳-卡地区对他们来说是个问题的人，其他人均是敌人。

对阿塞拜疆人来说同盟者就是那个他们认为纳-卡地区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的人，其他人均是敌人。

这些立场的极端性和结果非同一般。因为甚至在亚美尼亚人中间你不能说：我觉得，阿塞拜疆人有道理，或者在阿塞拜疆人中间你不能说“我觉得，亚美尼亚人有道理”这样的话。这样说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他们会把说这种话的人打死。如果在错误的地方或者置身于错误的人中间你这样说了，那儿有问题（或者那儿没问题），都足以让一个人被掐死、被吊死、被乱石砸死、被烧死。

不可想象的是，在巴库或者在埃里温你能公开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大家听着，几十年前（我们当中活着的人，还能记得那个时候吗？）有一位土耳其的帕夏和野蛮的斯大林向我们高加索的居民区投下了这个可怕的鸟蛋，为此我们世世代代受尽折磨和互相残杀，而他们在那里，在自己发霉的坟墓中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落后和污泥，因此我们真的该和解，是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了！

因此那个人的演讲永远无法达到目的，因为双方稍有一点和解之意，想说点什么，那个不幸的道德主义者和谈判者早已经丧失了性命。

有三种瘟疫、三种传染病在威胁着这个世界。

第一种是民族主义的瘟疫。

第二种是种族主义瘟疫。

第三种是宗教激进主义瘟疫。

这三种瘟疫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进的、万能的、绝对非理性的。任何人的思想染上其中一种瘟疫都无法自拔。在这种人的头脑中燃烧着某种神圣的火焰，只等着有献身者上门。种种冷静会谈的努力都会与其目标脱节。他不是要会谈，他是要宣言。就是让你点头称是、承认他有理、签署加入他的同盟。否则在他的眼里你毫无意义、你根本不存在，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道具、一个武器。如果你不屈从于他们，那你就什么也不是。

传染上这种病的头脑是一个封闭的头脑，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只围绕一个单一主题，也就是只能围绕一条线——自己的敌人——运转。心里总是绷着敌人这根弦，我们就激情满怀，就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敌人总是存在的，一直与我们形影不离。有一次在埃里温附近，一个当地的导游指给我看一个亚美尼亚古老的大教堂之一的建筑时，在他给我解说完时，用蔑视的腔调说：那些阿塞拜疆人盖得出这样的教堂吗？后来在巴库也有一个当地的导游指给我看以新艺术装饰的联排房子时，他也用蔑视的语调说：亚美尼亚人建造得出这样的联排楼房吗？

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有值得人们羡慕的地方。他们并不会为纷繁的世界的命运、也不会为人生的无常与脆弱担忧。他们根本不去费这种心思，通常他们对诸如这样的问题也都不屑一顾，譬如：真理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平正义？

他们根本不会怀疑自己有什么问题，不会像那些普通人一样，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这样做对吗？

他们的世界很小，就只有几个低谷和几座高山。他们的世界很单纯，一边是我们——好人，一边是他们——我们的敌人。他们的世界由纯粹的排他性定律所统治：要么我们，要么他们。

如果还存在别的世界，他们会让世界怎样做？他们需要世界给他们安宁。他们需要的安宁就是不要管他们的事情，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

早上太阳唤醒了我，我起身下床，走到窗户边。我站在那里，简直就被惊呆了。我真的是置身于世界最美的角落里啊！好像身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罗多彼山，好像置身在安道尔、圣马力诺、科尔蒂纳丹佩佐。因为昨天的紧张气氛，我根本没注意到我周围还有这么美丽的景色。现在才刚看到我周围的这一切。阳光，到处都是阳光普照。温暖，但伴随着刺骨的山风。到处是蓝色，耀眼的蓝色、深蓝色、透明的蓝色和钴蓝色。空气非常新鲜、清澈透明。远处的高山被白雪覆盖，近处的山已经泛绿，草木苍翠茂盛，那里有山松、大片草地、草坪、火光。

在这片迷人恬静的风景中矗立着斯捷潘纳克特城里的一片破烂不堪、破旧的水泥预制板居民楼群，大块沉重的水泥板粗糙、杂乱地随意拼凑在一起，显得十分贫穷破败。在我住过的那个地方，是个封闭的四边形楼群，在那些高楼之间，在阳台之间，居民们拉起了铁丝线，在这些铁丝线上有一些小滑轮在移动，在每个小滑轮上夹着人们晒的衣服，适当地移动这些小滑轮，就可以让这些衣服移动，以便移动到有太阳的地方，这样衣服干得快。因为空间不是很大，因此必须制定一个时间表，大家都能遵守的图表，什么时间，谁家可以晾衣服，能量晒多少件衣服。从衣物的种类、大小尺寸和外表可以了解邻居们的很多私生活的内容。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购物信息。那位住对门的邻居是从哪儿买到了这么精致的长筒袜的？这些铁丝线拉到了院子里，拉到了小树中间，她们想得是如此周到，铁丝线盘来绕去。肯定只有当地妇女才有可能很娴熟地去掌握这里的时间表，晾晒衣服，翻动衣服，往前走，往后退，往边上晾晒，完全是一个衬衣、裤子、裤衩和长袜的大阅兵。

斯塔罗沃伊托娃要回埃里温去了，一大早在这个我藏身的住房里，亚美尼亚人一直在开会讨论怎么安置我的问题。他们怎么能把我带出去？各种从机场反馈回来的消息和人们想出的各种办法都非常可怕。纳-卡地区军区司令（将军，我就一直也没能记住他的姓名）想缓解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和他的盟友莫斯科的怒气，决定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即千方百计阻止斯塔罗沃伊托娃再回到这里，让她在一种恐怖和敌意的气氛中离开这里。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他们检查每一辆车，飞机场遍布军人，别动队的人甚至沿着跑道站着。

我发现，我的这些亚美尼亚人非常着急，开始吵起来了。我听不明白他们吵架的内容，但是我敢肯定跟我有关，因为他们不断地中断争吵，跑到我这边来说：穿上你的制服！（我穿上制服。）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说：不行！换上平民服！（我又换了衣服。）然后他们又进行了一轮争吵：不行，你得穿制服回去！我认真地执行他们的互相矛盾的命令，因为我知道，情况肯定非常不妙：我陷于困境中。我肯定无法穿过这种天罗地网登上飞机。

斯塔罗沃伊托娃（她在这里非常出名）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这个城市，在我们住的这栋居民楼前聚集了一大群人。如果聚集的人多了，军队马上就会出现，如果军人来了，他们就会盘查，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等等，他们循着这条线往纵深走，就能发现我们的隐蔽所。亚美尼亚人越来越着急了，他们争吵的温度骤升。终于有一个打探消息的人（就是昨天那个非常能干的蓄着胡子的年轻人，昨天是他把我从机场带出来的）回来了，他对亚美尼亚人说了些什么，那些亚美尼亚人全都立即安静下来，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看见那辆转着顶灯的警车了吗？”在我们楼前停着的那辆车顶上有一个蓝色的顶灯在缓慢地旋转。“你下楼去，”那位亚美尼亚人说，“穿过人群，坐到那辆车里司机后面的座位上。你必须保持非常镇定。”

现在我穿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服，下楼往院子里走，看见拥挤的人群中一张张脸庞，我推开人群，径直走向警车。车上只有司机，军士军衔，亚美尼亚人。我坐到他身后的座位上等着。斯塔罗沃伊托娃出现了，人群围上前去，此时军事巡逻队来了，个个金黄色的头发，应该是俄罗斯人：情况非常危急。斯塔罗沃伊托娃迅速从人群中脱身，坐进了停在旁边的伏尔加牌汽车里。有两位民警上了我这辆车，坐在后座上，他们都是亚美尼亚人。一个民警上尉坐到了司机旁边的座位上，也是亚美尼亚人。

我们的车发动了，伏尔加牌汽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巡逻兵站在路上不知所措，按道理他们要检查所有的车，而这边是带着顶灯的警车。我们好像走在水泥大楼中间的迷宫里，然后穿过了一个半开着的路障。在这个巡逻岗上都是身材高大的金发年轻人——斯拉夫人，个个都是蓝眼珠，说俄语。

太阳、炎热，临近中午了。

坐在司机旁边的尉官神情非常紧张，他清楚现在是在冒着多大的风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的车开得很快，面前的道路还是变成了心理上无尽头的各各他山。

机场终于到了。我看见停在那里的雅克40型飞机。啊，飞机在这里！但我们离飞机还很远呀！因为还得通过最难的障碍——通往飞机跑道的大门。在大门旁聚集着一大群人——突击队员、军官们。我们在离那里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斯塔罗沃伊托娃乘坐的那辆车停在了我们的车的后面。有一个民警下了车，她坐在了他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到了大门旁，我们立即被军队围了起来，那时尉官拿出军官证说：“城区司令部尉官萨洛维杨，我有军区司令的命令，他命令我把斯塔罗沃伊托娃送上飞机。”然后这位城区司令部尉官萨洛维杨对着这些围在我们的车玻璃旁的士兵们重复着：“我有命令……”

这些军人们慢慢开始散到一边，抬起路障的护杆，我们的车朝飞机的方向开去。斯塔罗沃伊托娃让车停下，说：“我要去跟那些机场突击队员们告别，你们跟雷沙德一起在车里等一下。”苏仁和阿伟里克站在飞机悬梯旁。“快进机舱吧”，苏仁对我说（他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因为周围全是军人），“你坐到方向盘后面，戴上耳机。”我进到里面，士兵们正在里面用金属探测仪检查墙壁和地板，寻找着是否藏有武器。

过了一段时间，乘客们登机了，斯塔罗沃伊托娃也上来了。还有我、苏仁和阿伟里克。

飞行员们发动了飞机引擎，开始滑行。“他们还会让我们返回吗？”我问苏仁。“有可能。”苏仁说。在飞机跑道的两边都站满了突击队员，他们的钢盔用树皮和迷迭香伪装着。

我们飞向东方、飞向高山、飞向白雪，然后飞机一转身往西方飞去，那里是埃里温和亚拉腊山。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耳机里出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苏仁打开了他的麦克风，他们聊了一会儿。然后苏仁摘下耳机对我说：“他们不会让我们返航了，你已经自由了。”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然后递给我他自己的手绢。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我这个大檐帽下面，汗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