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蓉︱对联的世界:《中麓山人拙对》与《翰墨缘》

曹蓉

2020-10-20 11: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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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典藏丛刊·上海博物馆藏楹联》(上下),上海博物馆编,2020年4月出版,640页,698.00元

《上海博物馆典藏丛刊·上海博物馆藏楹联》(上下),上海博物馆编,2020年4月出版,640页,698.00元

有段时间,观看了大量清人对联,发觉许多对联,其内容既非摘句,也非集联,而是近乎散对的形式。倘若列出数据:散对约略一百六十六副,诗联七十九副(包含摘句五十六副、集联二十三副,以上收入新刊《上海博物馆藏楹联》集)。如此数量众多的散对,引起了“它们的文本从何而来”的疑问。随即遇到了两部联稿,一部明刊本、一部清稿本,消释了部分疑惑,也由此一瞥了对联书写兴起的时代,及其普遍流行后的变化。

以上所称“诗联”“散对”“摘句”“集联”,均是借用自诗学的概念。诗联,指上、下联摘取自古诗;散对,指不明显袭用、化用成句。摘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集联,是“夕阳无限好,高处不胜寒”。
这些概念的产生,与对联形成独立的文学样式共时,本身也是对联文学成熟的标志。然而,对联也具备不同形态:口占对联,是其语言的形态;定格在各类书籍中,便成文字的形态;题于亭柱、门楣、纸绢,则是书法的形态。联语作为本体,流动在三者之间。
三者之中,书于纸、绢一类软材料上的对联流行最晚。具体何时,实物的留存指向清初,然而明季的文献中,已经散见个人书写对联的明证。因此经过修正,人们普遍认为,大约清代以前,对联书法便已逐渐为人熟知,进而书写了。
始刊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李开先(1502-1568)《中麓山人拙对·续对》(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4459),是一部成书较早的对类书籍。收录对语千联,附刻题跋众多,前有作者小序:
……近世士夫家,或新岁,或创起亭台楼馆,门楹之间颇尚对语。......余自罢太常,归旧里,稍稍广田园,葺庐舍,傍水依山,足以乐而忘老。遍设对扁以见志,林泉花鸟耕稼之外无他辞。游客往往见取,录之而去,但得此遗彼,因总成小集以应客,而并述其由如此。……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书影

李开先《中麓山人拙对》书影

由此可知,明代以来有三种对联的应用已颇成风尚。“新岁”,对应春联;门、楹间的“对语”,对应门联、楹联。这三种类型,在前代并非完全没有,如隋之“桃符”宋之“春帖”,然而“桃符”书于整块桃木板上,“春帖子”一般作绝句,与上下两句彼此对仗的对联,毕竟不大相侔。
观察《拙对》中的联语,上卷前半所录多属门帖、楹帖的范围:它们为堂、斋、楼、阁、台、亭、轩、别业而作,转移到建筑物上,即所谓“门联”“楹联”。还有若干因为亲故离世,为治葬而作,如《为岳父发丧作》《为王秀才乃尊发丧作》,本质与“挽联”无异,尽管当时尚未形成固定的叫法。
此外,仍有三分之二为“散对”(沿用书中的名目)。内容丰富,有些可以直接入诗,如“木落山应瘦,舟行岸自移”;有些只宜视作文学的游戏,如“国虚黠虏来侵,清宵传箭,攘外少良谋,梦中还说梦;路涩穷民作梗,白昼操戈,赈饥无奇策,愁上更添愁”。(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辽宁博物馆藏)所绘楹联,观察所属建筑的规格,应为较高的门第

(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辽宁博物馆藏)所绘楹联,观察所属建筑的规格,应为较高的门第

这些对联,不论最终转录于何种材料——或刻于木板,或书于纸、绢、绫、布,起初恐怕都要经历写上纸绢的环节。如附刻逯希闵跋云,李氏为某人作书,“至堂室亭楼对扁悉备,无可书者,……乃破戒更作春对十五联。”这里所书“对扁”“春对”,显然是以纸笔的传统书写方式写就。即令挽联,料想也应如是,只是散对,尚不能立下判断。
不过相比书中收录哪些对联,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性质,《拙对》附刻李思禄跋云:
……或资之以作表判,或揭之以辉门庭,不独教童子以能知声律,亦可使儒生触类于诗文。他刻书者,或不切于日用,此则非其比也,观者料必于予言而是之。
由此可知,这些对联的写作,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趣味,而是要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其曰“日用”,申明了此书的实用价值,包含四个方面:用作“表判”装饰门庭、启发声律、触类诗文。这里面,发蒙的对象是儿童;诗文、表、判(用于断案的法律文书),适用于有志科考的儒生;装饰的范围则更广,可以是任何想要自我表达的人家,甚至商铺。
因此可见,《拙对》设定的读者,并无特定的人群偏好。在最好的情况下,凡是书籍所能到达之处,识字的人群皆可取用。在移用的过程中,书中上下成对的联语,也将移动位置,转成现实中的“并驾齐驱”的对联。医馆也有使用楹联者,(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医馆也有使用楹联者,(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李开先的《拙对》一经刊行,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显然符合了广大读者的期待。嘉靖三十八年(1559),续集《中麓山人续对》又再梓行,其序略云:
(《拙对》)误为世所珍尚,刻行久矣。乃后求者不已,散作亦时或有之。
这段序言说明了续集写作的缘由:因为索求不断,自己也时有创作,才有了续集的诞生。今日看来,这里面肯定有托辞的成分,因为作者的心中不会没有“观众”的概念。即使写作本身是个人的行为,但是结集成书、再行刊刻,不能直说没有市场的驱动。作为戏曲书出版行家的李开先,更是应当了解个中的道理。
《续对》当中,应用对联的数量大幅增加了,不仅如此,还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以叶为单位,为人新建园亭所作者,占据若干叶,如《近山亭为高鹤泉作》,这仍属楹联的范围;赠人对联若干叶,如《赠雪蓑》:“静养为宜,终日直须穷妙;浪游何益,老年不必弄轻狂”,这是新出的类型;此外还有“春帖”三叶,也是初集当中不曾独立类目的。
这些变动,反映着读者需求的变化。赠人的对联及春联,成为市场新兴的需求。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内容有所拓宽,更有了便于检索的独立类目。可见这些对联,已经很好地为人接受,并且进入了日常交往的领域。
倘若将《拙对》与《续对》投入更广阔的出版环境考虑,会发现两书的刊行,实具有普遍的意义。明代中期以来,对类书籍的出版已不稀见。并且呈现出彼此竞争的局面,如附刻陈德安跋云:
近世坊间,所刻对句不下数十种,往往皆以巧名,彼岂不自知其弗巧耶?然而必以巧名者,欲其易售也。
这一风气持续颇久。查考明中后期的对类书籍,诗联选粹如《芸桂堂摘名公诗联谱》,联语汇编如《奇联摭萃》(赤心子)、《金声巧联》(冯梦龙)、《玉堂巧对》(钱德苍),皆为此风的延续——此中颇有几种炫目的书名,如刘启化辑《精刻芸窗天霞绚锦百家巧联》,藉由铺陈精善、优美、众多之义,招揽读者,引发广告的效应。
与此并行,个人联稿的刊行亦未停止。天启六年(1626),乔应甲刻《半九亭集》,收录偶句五千余;崇祯四年(1631),林兆恩刻《林子全集》收入《林子联语》,其内容出入联语、清言、警句之间;至于李渔刊行《笠翁文集》,设“对联”门,其中收录的联语,基本已尽是应用对联的内容了。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各色杂联”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各色杂联”

还有一类值得注意的书籍,即日用类书。同一时期,这些类书当中也出现了单独分类的联语。以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为例,“四礼门”下设“各色杂联”,分“书斋联”“登科䌽联”。此时,登科的贺联、一般的书斋对也已产生。
与其说是产生,不若称为流行。因为日用类书的读者,原本就是社会中最为广泛的识字阶层。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其内容、体例、版式、插图、书名,往往需要紧随市场的需求。当中的变动,自是市民趣味最直接的体现。
平心面对这些书籍,正是嘉靖以来不同类型的对联书相继流行的证明。在其出版的潮流中,应用对联的比重逐渐增多,适用的范围愈益广泛,分类也更加细致。这些变化,无不反映着对联应用的日趋成熟。而其中书法的形态,不论作为中间环节,还是最终形式,也在经历着逐渐普及,进而流行的必经阶段。

洎乎清代,对联的书写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支配其中的观念改变了,对联书写逐渐扩散成为整个知识阶层,包含上层文化精英甚至帝王、贵族,日常书写的内容。清代诸帝都曾书写对联,此为康熙行书七言联,句摘唐李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楹联》集

清代诸帝都曾书写对联,此为康熙行书七言联,句摘唐李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楹联》集

根据白谦慎先生的研究,晚清官员中最受欢迎的书写群体,每日写对常常接近百副。譬如吴大澂、曾国藩、翁同龢、曾纪泽、何绍基,这些较受欢迎的书家——一般是上层文人或职业书家,大量书写对联,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
这是相对晚近的状况,并且适用于最受欢迎的那批书家。至若普通的文人,是否面临相似的局面,因为材料的倾斜,一直很难获得感性的认识。幸运的是,一部不具撰人的对联小稿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一位不曾留下姓名的普通文人因为书写对联,日积月累的小小努力终于具体而微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清佚名《翰墨缘》,藏于绍兴图书馆

清佚名《翰墨缘》,藏于绍兴图书馆

此稿题名《翰墨缘》,今藏绍兴图书馆,绿栏格,小字行书。尽管不具作者姓名,但根据字体,大体可以判断是清中期以后人书。全书分类辑录联语,诸如“男寿”“冥寿句”“女寿”“挽联”。首载“男寿”,四叶,是写给男性的寿联,如:
黍谷春回,筵开七秩;蓬壶日永,诗咏九如。(七十岁)
富贵花舒,图开花甲;芝兰林立,欲进林壬。(六十岁)
绛箓云披,春开五秩;紫霞觞泛,黍结三华。(五十岁)
璞玉浑金,是寿者相;和风甘雨,惟世之祥。
除了成对的句子,还有四言的散句,彼此并不对仗,因此很容易看出是独立的单句,留待拼合成完整的对联,譬如:
惟德延龄 香泛琼觞
礼重宾介 南极星辉
梁孟齐眉 苍松翠柏
然后是为亡人的生日纪念而作的“冥寿句”,如:
群仙赴瑶台,五色祥云辞白鹤;
开筵设玉殿,一点红日照青鸾。
其后是“女寿”句,如:
诰锡五花,莱衣舞映;
筵开八秩,萱荫辉敷。
“女寿”类目下,也有前文所说的对联“组件”,如:
金母齐年 春暖瑶池
此外还有“挽联”若干,如:
正气荫儿孙,芳馨尤在;讳名垂梓里,懋德常昭。
“散对”若干,如:
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自有诗。(集联)
有古尊彝常保用,得名书画谨收藏。
才名东观西昆外,心地瑶山玉水间。
就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些句子的水平不高,祝寿、冥诞,往往采用流俗的套语,即如散对,也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以应用的场合而言,范围倒是颇广,不过距离李开先的时代,却也变化不大。然而此书的分类单位更小,眉目更细,并有一些十分好用的独立组件,这些设计,显然都是为了快速调用而准备的。
除去各类联语,书末还附有半叶官名及妇人的封号。首行“光禄诰授、荣禄、夫人”,意即:官员正一品,授“荣禄大夫”;从一品,授“荣禄大夫”;其女性尊长或妻子,封号“夫人”。依次而下,直至九品。经查,这些内容符合清制,因为更加确定了作者的时代。而抄录行为本身,也显示出作者的官场身份,因此才需要准确无误记录各级官员及女眷的正式称谓,确保不在使用中出错。
整体而言,此书的内容、编排的体例,均以实用为先,只求取用便利,不大拘于文采。可见对作者而言,写对联实在只是平常之事,不必大费心力,只需聚沙成塔。这样的创作态度,对比李开先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恰恰说明了,至少在作者这里,写作这一类的对联不大需要炫耀技巧。
我们猜测,应当存在更多这样的小书,那么一种平常的写作对联的心态便会突显出来,与那种苦心孤诣摘句、集联、展现知识的心态并列而行。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对联世界的认识,也将很好地说明那些不明出处的“散对”创作的过程。
在文献的世界里,存在许多这样“渺小”的书籍,它们似乎始终处在边陲的地带,未曾进入阅读的中心。然而书籍的产生,有其自在的情境,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小书都可能成为史料。何况它们曾经存在,也曾焕发生命的光彩,就此遗忘未免太残酷了。
附记:
近来拍场新见另一部对联小稿,名《西鹣东鲽集》,是集联的意思。作者邓尔雅(1883-1954),东莞人。书尾附有题识数通,一云“旧集联语稿多散失,值寒璚社兄索观,随意抄录数联为一卷,取临池时备用,不尽工致也”。可见是赠人之物。一云“别有集句自用之联,切姓氏或切郡邑者,另为一卷于所通用联及寿、挽等联而已”,更加言明了实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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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上海博物馆,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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