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分裂时代中的监狱与……解放愿景

李公明

2020-10-22 14: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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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英]多丽丝·莱辛著,田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140页,39.00元

《画地为牢》,[英]多丽丝·莱辛著,田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140页,39.00元

英国作家、2007年诺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画地为牢》(原书名: 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初版1986年;田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是一本关于时代思想与社会问题的评论、随笔和演讲文集,只有一百二十多页的小开本,但是视野很开阔,议题和观点都很重要;所讨论的是人类的天性与政治、二十世纪的历史与现实,却有一位美国的评论者认为它简短易读,认为应该强烈推荐给“十二岁以上关心人类的人”。从这些反差中或许可以看到这本小书所蕴含的信息与思考空间有很大的张力——就如封底的简介所描述的:莱辛回望二十世纪和自己的一生,看到的是使我们无法理性思考的一系列大型群众事件、狂热的党派热情;莱辛阐述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如何频繁地受到人类野蛮本能的控制?心理学的进展和科技的进步又如何被专家们利用,变成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一再重复党同伐异的历史?透过分享她的生命经验、政治生活、思想历程,以及对于社会的敏锐观察,结合最新的心理学实验、有趣的历史掌故,莱辛为这个分裂的时代绘制了一幅肖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
虽然由于文体和单篇汇集的关系而在总体上显得有点散,但就所谈论议题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莱辛并不逊于欧美思想界的很多明星,而且由于她不装,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话术”包装和故作姿态,因而真实、感性、接地气,也更犀利。前几天“澎湃新闻”有一篇介绍莱辛的短篇小说集的文章,题目很好:“写短篇的莱辛,像扎进某些人心头的小刀子。”分裂时代中的监狱与解放愿景,一把扎心的小刀,也正是这本《画地为牢》给我的感觉。
原著初版于1986年,中译本比这个版本增加了作者于1992年在一个名为“中东欧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变革”的会议上的演讲文稿,应是以原著的后续版本为依据,实为可贵。把原书名“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译作“画地为牢”看来是费了心思,但是与原意有差异,其实即便直译为“我们选择生活在里面的监狱”也无妨。作者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我们活着就会生存在权威之下,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监狱。这里的“监狱”当然有很丰富、复杂的涵义,比如群体意识、意识形态、体制化和技术化的压迫关系等等,其核心问题就是韦伯所讲的那种工具理性的“铁笼”。她要追问的是:难道真的没有办法逃出这个监狱吗?
莱辛在书中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左翼思想以及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对于我们来说既不陌生,同时也很重要。在她的人生经历中包含有地缘、文化、政治和工作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生于波斯,父母为英国人,五岁时移居非洲;少年因病辍学,十六岁开始工作谋生,做过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等,青年时期积极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她曾经在小说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加入罗得西亚左翼组织,是因为“左派是这个镇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坚决反对种族主义。这是很真实和充分的理由。她在处女作《野草在歌唱》(1950年)中直接表现了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灾难遭遇;后来在代表作《金色笔记》(1962年)中则又记录她了对斯大林主义由憧憬到幻灭的思想过程。1997年莱辛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她从年轻到老,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不仅因婚姻,而且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的人和赤色分子”。她是一个独立的、激进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但不是一个狭义的、被教条固化的左派,她深刻地看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西方左翼运动中的来源与危害:“基督教给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为留下的一个比较容易被观察出来的遗产,便是宗派主义。我们都知道……各派别彼此憎恨的程度超过对敌人的憎恨,甚至像对待敌人一样彼此攻讦;我们都知道,教条越是极端,攻击也就越极端。就好像基督徒们因为《圣经》里的一个字、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正确解释,花了好几个世纪彼此杀伐,现如今社会主义者各派别也在相互谩骂与审判。”(36页)这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的左翼运动史所能证实的。她懂得如何反思左翼思想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她说“回想我们曾经完全委身于一套教条,如今又觉之可悲,脸上不禁泛起一阵扭曲尴尬的微笑”。她承认即便那些当时感觉是“最高尚的、最优秀的和最美妙的情感”在多年之后会受到“他们怎能相信那玩意儿”的质疑,承认它们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第9页)但是作为过来人,她对向往革命的激情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一个严肃的年轻人应该待的地方是革命中的古巴或尼加拉瓜,跟持异见者待在一起,为底层社会民众的受难而呼喊,或者站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警戒线上。……在这些对革命的白日做梦式的幻想里,只有灾难、暴政、酷刑、监狱、汽车炸弹、塑胶炸弹和英雄式的磨难”。(124-125页)因此对于同样经历着左翼运动的后辈青年,她所许下的善良、明智的愿望是他们能够避免在集体疯狂中把那些凶残和愚蠢的想法付诸实践;希望他们会明白“在公众整体陷入疯狂的时期,正常人谋杀、毁灭、说谎、颠倒黑白是完全可能的”。(40-41页)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真诚的二十世纪左翼知识分子留给二十一世纪的反思和忠告。
但是在另一方面,直到后来她也没有在价值观上背弃真正的理想主义和左翼气质,她说:“我们已经忘了共产主义本脱胎于人们对人人都能获得公正对待的古老梦想。……不能因为现状,就认为真正的公正理念无法获得新生。”她仍然看到权力与压迫的真相:“这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结构不是由特权阶层和贫苦大众构成的。握有权力的精英总是存在的,没有财富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的人民大众也是存在的。”更令她感到沮丧的是看到苏联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就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精英阶层在财富和特权方面别无二致;一些非洲新兴国家也是如此。(95页)正是这种深中于内心的左翼批判精神,使她一以贯之地揭露国家、教会、党派、技术机构等所有权力对个体的压迫和对社会的剥削。例如关于基督教与独裁者,她指出:“有数百年,整个欧洲都处于一个独裁者——基督教会——的统治之下,它不允许其他的思考方式存在,切断任何外部联系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从不犹豫以上帝的名义杀戮、清除、迫害、烧杀和折磨。将这一段历史牢记于心,不是为了保存关于往日独裁者的记忆,而是为了辨识当下的独裁者,因为这些模式仍存于我等心中。……我相信我们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模式,我们要熟识它们,当它们出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时要立马辨识出它们来。”(35-36页) 这与前面关于源自基督教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放在一起,正是两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左翼运动最大的歧途和带来的最大灾难。
对于独立思考和坚持异见在狂热的集体氛围和牢固的群体意识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挫折,是莱辛的该书中反复思考和论述的主题。“当我们身处群体之中,我们倾向于以群体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我们甚至会为了寻找志同道合者去加入某个群体。但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加入群体后想法发生改变。这世界最难的事莫过于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同时保持自己的个人异见。”(70页)当独立思考和个人异见被彻底压抑的时候,一切的讨论、争鸣、探索真理的可能性都荡然无存,愚昧、盲从、极端的偏激和语言暴力就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随之而来的是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社会的撕裂,“你们该死,我们得救”(该书第二部分标题)成为对立与撕裂的逻辑结果。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大众运动,包含一整套的大众观点:支持与反对战争,反对核战,支持与反对技术。而且每一套观点都支持起某个思维框架——暴力的、情绪化的、党派间的,这些思维框架总是压制那些无法与之匹配的事实真相,它们说谎,使冷静、平和、理智的低调讨论不再可能,而在我看来,后者才是唯一能产生真理的讨论方式”。(61页)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越来越严重的舆论场景观。
对权威和群体意识的服从,似乎是难以破除的人性中的弱点,所反映的是深中于人类思想深处的与本能混合在一起的生存意识,在每个人的身上只有程度不同的区别。真正能够自觉反抗并且成功“越狱”的人从来都极为稀少。如果这种服从仅仅是对个人有所影响的话,问题不至于那么严重。关键是这种服从往往都造成对他者的压迫、摧残,并且使自己免于道德上的拷问,如果再联系到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由这种服从所构成的体制性残暴就成为人类在二十世纪的最大悲剧与噩梦。在权威、群体意识与权力压迫的论域中,莱辛更具体地从洗脑、信息控制、社会心理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公共教育的操控等各种议题揭露了国家权力机构对社会和个人的压迫是如何实现的,也就是那个“我们选择生活在里面的监狱”是如何炼成的——这里可不是我们自己“画地为牢”那么简单。
“人们通常在毫无察觉和务实的情况下被洗脑技术利用。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所洗脑。”(47页)莱辛归纳出“洗脑”有三大核心(或曰过程):紧张与放松的节奏、不断重复和使用口号,“这三点一直都在被政府、军队、政党、宗教团体和教派所利用,从未断绝”。(48页)所有这些机构都通过洗脑来操控人民,通过向人民灌输非理性的狂热、极端思维方式而实现自己的统治。洗脑成功的直接成果就是民众无条件地服从命令,通过大量的行为心理学实验证明,大多数人无论其性别、年龄和身份有何区别,“都会按命令行事,不管这命令是多么野蛮和残忍。这种对权威的服从,简而言之,不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专有之物,而是普遍的人类行为中的一部分”。(82页)然后,从来自外部的命令、压力发展到发自内部的顺从需求。真够扎心的,莱辛就是这样的一把小刀。从洗脑到服从,再到自我审查,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我们选择生活在里面的监狱”。说“监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压迫我们的力量也来自我们自己,从理论上讲是不错的,但在实践中却不一定。人其实往往在很多情况中都是无法选择的。就如扉页上作者引了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的一句话:“光关上思想的大门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思想不可阻挡。”这说的应该是历史的普遍真理,但是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以及几代人的思想化石,都已经证明“关上思想的大门”并非无用。
作为作家,莱辛对语言有特别敏感的洞察力。在最后一篇演讲文稿中,首先论述的就是语言问题。她从那一套习焉不察的系统中挑选出一些专有名词,然后从它们成为口号、不断重复、产生认同等过程中分析了一种语言与思维系统的固化过程:从简单化到立场化,从不容异议到形成固化思维模式,最后成为语言与思想的生死过滤器。“我们可以看看,当一个社会坚持正统、单一思想和口号式的思考时,它必须为此付出何种代价。莱辛对语言的敏感甚至表现在20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对授奖辞的反应当中,当诺奖委员会新闻主编打电话询问她对授奖辞的感想时,莱辛回答说“真不明白当他们写评语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面对着令人吃惊的一大堆五花八门作品。要确切地加以概括,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对语言的简单化归纳与表述的警惕和不信任。事实上,授予她诺奖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把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锋作家,但是她自己并不承认这顶帽子,她说自己从来不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
把思想的形成与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奇怪,但是莱辛进而把国家在这两者之间的立场、态度作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提出强烈的质疑,这又是一把扎心的小刀。问题竟然是这样提出来的:“这世上任何地方的哪个政府会愿意让它的民众学会如何把自己从行政修辞和国家压力中解放出来?”“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开始教导它们的孩子成为反抗修辞、审视既存体制的人?”她说她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在美国刚诞生、刚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个令人兴奋的时期,绝不会延续到南北内战爆发的时候。(86页)接着是否定式的回应:“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国家会教导其公民成为一个能对抗群体压力的个体,即便有也无法持续多久。……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这么做。”(87页)“我们无法期望一个政府对孩子说:‘你们会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宗教类和政治类群众运动、大众意识和大众文化的世界。每时每刻你们都会被淹没在批量生产和反刍的意识与观点里,这些意识与观点的真正活力来自群氓、口号与模式化思维。你的一生都会受到压力从而参与群众运动,而如果你胆敢反抗,那你每天都会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群体的压力,通常来自最亲密的朋友,以使你顺从他们。’”(104页)这是期望与无法期望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教育作为体制的一部分参与对体制的修补固化中去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关联的是国家机器与社会底层在运用科学知识方面的悬殊状况,她指出“现在的政府会雇用社会心理学家、群体或群氓行为研究专家来做自己的顾问。选举是精心布置的,公共事件会依据大众心理学的规则被呈现出来。军队会利用这种信息。审讯者、秘密特务和警察也会利用这种信息。但据我所知,那些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党和团体并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87页)莱辛在全书中列举了许多心理学、行为科学、信息研究的相关实验,但是关键还不在于这些实验所证明的道理,而在于揭示在权力机构与无权者之间的重大差异,前者不断研究和运用这些“软科学”增强对大众的控制力量,而后者则没有相应的研究和实践。权力与权利以及可运用资源的极端不对等在知识生产与实践方面的真实状况是极为严酷的,又往往是容易被普通人忽视的,或者说根本不在他们可能了解的范围之内。
正是因为这样,莱辛在她的诺奖演说中强调了书和阅读的重要意义,谈到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人图书馆,还有二十世纪津巴布韦的村民们饿着肚子却还在谈论图书,讲她和朋友们如何把书送到那里——在汽油奇缺的情况下,开车把一箱书送到一个村庄会受到热泪纵横的欢迎;那个图书馆也许只是一棵树下砖头堆起来的一个支架而已,但是在一周之内就会出现几个识字班。这令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也有一位朋友倾注全力投身于乡村教育,募款筹建了很多间乡村图书室,后来……
在书中当然有对种种以“主义”为标识的意识形态及其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残酷实践的反思与批判,可能有人会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看作是作者的自我矛盾之处:既然你批判那种总是认为“自己正确,他人错误”的观点,为什么你又会反对和批判某种思想体系和体制呢?其实这完全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暴行的认识和批判,一种是在思想方法上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既要警惕、反思和反对“唯我独尊”“唯我独革”,警惕简单化的选边站队,同时也要对基本底线有明确认识和坚持,这应该是在这个时代的舆论场中应有的理性和立场。
书中讨论的看起来都是令人痛苦和绝望的问题,她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似乎日渐恐怖的世界,有时我们很难看到什么好的、有希望的东西。光听新闻就足够让你认为自己活在一个疯人院了。”(91页) 她说这句话的语境是对新闻的灾难嗜好和扩大效应的反思,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另外一种现实语境中,你可能会觉得它戳中了现实的痛点。她还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会因为一个字、一句话就被屠戮的时代啊……”(96页)但莱辛不是一个悲歌主义者,她认为现实中也有鼓舞人心的事,比如过去二十年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巴西等独裁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她仍然相信总有一小部分人能坚持独立思考,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朝着民主和多元的方向发展。个人能做的就是学会读书、思考,并且传播,让越来越多人普通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知识与实践的重要性,投身到改善现实的行动之中。全书最后的一句话表明她的期望:“我们需要学会密切注意我们的思维与行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认为,确定清晰定义的时候已经到了。”(129页)
在文学文本之外的思想文本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作家莱辛的完整形象,一个多产作家与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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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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