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烨：用一种新的语言联结城市和乡村

采访+撰稿 / 韩烨（撰稿人、译者，现居西班牙）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中，已有的关于乡村的叙事有哪些值得商榷之处？生活在被遗忘的空间里，被忽视的群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西班牙青年作家玛丽娅·桑切斯（María Sánchez）在散文集《女性的土地》（Tierra de Mujeres）中探讨的问题。在书中，她从当地人和女性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她长期积累的对本国乡土社会现实和乡村女性权利等问题的反思，填补了西班牙社会公共讨论中的空白。本书于2019年面市后多次再版，不仅引起了西班牙文化界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当年国家青年奖的文化奖项（Premio Nacional de Juventud de Cultura），还被译成法语和德语，将在欧洲多国出版。

《女性的土地》西语版封面。
图片由玛丽娅·桑切斯提供

在成为作家之前，桑切斯是一位乡村兽医。她是继祖父和父亲之后家中的第三代兽医，也是全家第一个从事这一长久以来由男性主宰的行业的女性。由于工作需要，桑切斯经常驾驶着面包车在西班牙、葡萄牙各地旅行，对伊比利亚半岛的乡野物候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着直接而感性的认识。在《女性的土地》之前，她于2017年出版诗集《田野笔记本》（Cuaderno de campo），将关于动物的知识与自己的家庭记忆融为一体。在工作和写作之余，桑切斯积极地向公众普及与乡土有关的知识，致力于通过播客、演讲、对话等形式，将放牧、女性主义、乡村环境、乡土文化等社会议题带入更多人的视野。

Cuaderno de campo
María Sánchez Rodríguez
La Bella Varsovia 2017-03

《女性的土地》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围绕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土地”和“女性”展开，提出了一系列看似浅显、却往往在资讯传播和公共讨论中被选择性忽略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乡村的叙述者是谁？他们是站在何种立场上书写乡村的？桑切斯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乡村长大，当地有悠久的农业和畜牧业传统。对她来说，乡土社会无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桑切斯却发现，在书籍、电视、电影和媒体中，她熟悉的空间常以全然陌生的形象出现——乡村经常被设定为滋生仇恨和罪恶的场所，需要逃离的封闭落后的家乡或理想化的避世之地。而关于乡村的大量叙述，却并不是由居住在乡村、组成了乡土社会的人生产的。

桑切斯笔下的困境不仅发生在西班牙一国，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有限的资源在城乡间的分配不均，导致个体选择中乡村被疏离，也使作为叙述对象的乡村日益边缘化。而这些问题，又往往难以通过国家意志或从社会形态的层面加以改善。尽管如此，桑切斯作为独立个体来探讨人们如何由阅读局外人描述的“他人的生活”到阅读由当地人记录的“我们的生活”，仍然不失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实践。

如果说乡村是边缘之地，那么生活在乡土社会的女性则是被遗忘的空间中被迫沉默的群体。这既是《女性的土地》探讨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是在作者本人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谁是叙述的主体？是什么掩盖了乡村女性的声音，占据了原本应当属于她们的空间？

西班牙乡村女性联合会（FADEMUR）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欧洲，只有12%的土地登记在女性名下，与此相对的是，61%的土地都由男性所有。统计数据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映射出欧洲乡村性别权力关系的严重不对等，这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之中。桑切斯在书中提到，她从小见证着乡村女性如何日日劳作，参与放牧，同时还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乡土社会里，她们的劳作却被称为“协助”，而非“工作”。在遭遇城市指向乡村的歧视，并面对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同时，乡村女性至今未能享有与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男性平等的待遇，仍然是遭受双重歧视、双重排斥和双重遗忘的群体。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本书第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为了争取应得的权利，重建属于自己的空间，乡村女性可以如何行动？桑切斯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乡村女性和其他为平权而努力发声的群体一样，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这一相对容易获得的工具，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乡村的现实和她们的生存状况，来争取从法律层面上改善自身困境。比如，呼吁通过减少官僚手续、加强立法，从而促进共享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同时，桑切斯也指出了当下西班牙社会女权主义实践的不足之处，提议须将非城市的现实纳入源于城市的女权主义，了解乡村与城市生活在空间和节奏上的差异，以更平等的态度为行动赋予更多的想象力。

“我知道乡村和生活在这里的女性并不需要一种文学来拯救，但确实需要一种文学来真正地讲述她们，用诚实、真挚的方式，把真正的空间让给主角。不眼高于顶，不评判也不苛求，允许她们犯错误，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让她们能够讲述和书写自己的历史。”桑切斯如是说。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女性的土地》第二部分在行文风格上的明显转变。

在这一部分，作者不再密集地抛出问题，而是用四个章节的篇幅和诗意的语言讲述家中三位女性长辈的故事：虽然她们都拥有与乡村环境有关的独特记忆，却并不认为自己的历史值得书写。桑切斯决定成为这些声音的记录者，将曾祖母的西班牙软木橡树、祖母的菜园、母亲的橄榄树与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过程交织在一起，但这些更具文学性的章节仍然保持着不亚于前文的政治性。通过为身边的女性梳理生活史，桑切斯明确表达了希望通过本书开拓的道路——把自己作为平台，与更多生活在乡村的女性一起收复原本属于她们的空间，让人们在听到作者声音的同时，意识到她的呼声是由无数个“她”的声音汇聚而成的。

作家访谈

您曾在书中写道：“我不在乎离开城市，从此不再回去。而对我的村庄，我有一种天然的、内在的、难以解释的需要。”为什么乡村对您来说如此重要？

玛丽娅·桑切斯：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样，都出生于科尔多瓦，因为当时父亲在这座城市的大学任教。但我父母双方的家人都来自塞维利亚北部山区的同一个村子（Las Navas de la Concepción）。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是那种如果不是特意要去则永远不会经过的地方。那里有山丘、溪流、泉水、瀑布、西班牙软木橡树、冬青栎、橄榄树，有以放牧为主的畜牧业（山羊、奶牛、绵羊、伊比利亚猪），也有许多家庭菜园。对所有家庭来说，田野始终在场。

对我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的整个家族都与乡村和田野有关。我的童年，父母双方家庭的工作，以及他们与乡野的联系，都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常常会想，如果一切不是这样的话，我既不会成为兽医，也不会成为作家。葡萄牙作家玛丽娅·加布里埃拉·彦索尔（Maria Gabriela Llansol）曾经写道，在自己花园中度过的时间是她看不见的叙事。对我来说，我的村庄和田野也是如此。

乡村兽医的日常是怎样的？

玛丽娅·桑切斯：写《女性的土地》时，我在一家饲养“弗洛里达花羊”（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这种羊被叫作弗洛里亚，因为它们的颜色和皮毛让人想起春天开满花的田野）的畜牧者协会工作。“弗洛里达花羊”是一种产奶的山羊。六年间，我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近90处牧场工作过，因为除了西班牙，在葡萄牙也有不少畜牧从业者。我没有固定的日程，每周有三天要去乡间做野外工作，其余的时间则在办公室度过。

从今年3月起，我开始做和保护大规模放牧、游牧及本地濒危物种相关的工作。这些濒危物种包括拉帕尔玛山羊、帕胡纳牛、埃斯特雷马杜拉蓝鸡、加纳利绵羊，它们都是生活在乡村的动物，适应当地的环境，与历史和人类有着奇妙的关联。大部分本地濒危物种生活的地方也是自然保护区，因此，这项工作对保护土地和生物多样性来说十分关键。

基于在乡村的生活经历和对乡土社会的观察，您做了大量反思，是什么时候发现有将这些反思系统性地记录下来的需要？

玛丽娅·桑切斯：有许多这样的时刻，也许对我触动最大的是我接触媒体、电视、电影、书籍的时候。它们所传达的有关乡村的简单、平面的形象，与我生活、工作的环境相去甚远，毕竟我了解乡村，也是它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这也与我开始寻找农民出身或来自乡村的女作家却一次又一次碰壁有关。我逐渐开始发声，呼吁我们也许可以反思一下是谁在书写乡村，是从哪种性别、社会阶层、环境或空间的立场出发在书写乡村……

我厌倦见到千篇一律的表现乡村的方式：一个极端形象是瓦尔登湖边的小屋，或仿佛浪漫曲般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在那里你与世隔绝，无人打扰，只与寂静为伴；另一个极端是西班牙作家米格尔·德利贝斯（Miguel Delibes）笔下《纯真的圣徒》（Los santos inocentes）里的乡村，充斥着饥饿、贫穷、不幸、背叛、文盲、劳役、卑鄙……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不止有一种类型的乡村，乡村的居民也并非只有一种面貌。

乡土社会是多种多样的。来自格拉纳达的作家拉法埃尔·纳瓦罗·德·卡斯特罗（Rafael Navarro de Castro）曾经评论过，关于乡村的书里总要有杀人案、暴力或野蛮，仿佛没有悲剧便不成乡村。与此同时，人们同样忘记了在乡土社会中，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指向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傲慢心态。我想，现在是时候改变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局面了。今时今日，我们需要改变体系，需要改变这一体系强加在个体性上的种种既定形式。

Los santos inocentes
Miguel Delibes
Español Santillana-USAL 2010-2

《女性的土地》的第二部分是由您生活中的三位女性的个人史组成的。为什么选择这种写作方式？

玛丽娅·桑切斯：因为对我来说，家庭是我的出生成长之地，讲述家中女性的故事是最重要的。同时，这也是一种与悲伤和解的方式，一种为时已晚的触及我家中女性的方式。在寻找与女权主义相关的参照物时，过去的我首先想到的是环保主义、兽医学等领域的人，而忘记了我身边的女性。至少，我应该承认她们的价值，让她们成为这本书的主角。我则充当扩音器和平台，让这些被迫隐形、被迫沉默的女性从阴影中走出来，来到阳光之下。

在《女性的土地》中，您谈及在乡村实践女权主义的种种困难。在您看来，为了让来自乡村的女性的声音被听到、被重视，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玛丽娅·桑切斯：是的，在书中，我将这些问题与乡村特有的节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从城市人的角度出发来告诉乡村女性她们的女权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傲慢的、高高在上的态度。乡村女性应当得到陪伴和支持。在我看来，为她们让路，为了让其他声音被听到而发声，都非常重要。

像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西班牙的乡村地区正在承受着人口流失带来的后果。为改变这一状况，您是否关注到制度层面上有哪些举措？民间又有哪些行动？

玛丽娅·桑切斯：如今，这个话题终于开始进入公众讨论了。人们慢慢开始关注这个事实，尽管过程很缓慢。从2017年开始，西班牙政府开始派专员制定和发展应对人口问题的国家战略，为人口逐步老龄化、领土范围内的人口衰减和流动人口等问题寻找答案。

我相信这是一大进步，但我们需要多样的现实，而不仅是纸上谈兵的政治。减缓乡村人口流失这项工作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共情，与我们一起坐下来，抛弃偏见，抛弃阶级区分，重要的是倾听我们的声音。要防止西班牙的乡村最终变得空空如也，现在还来得及。

在集体层面上，有一些由乡村居民发起的运动很了不起。比如，西班牙阿拉贡大区特鲁埃尔的平台已经为当地村落缺乏基础服务和人口流失问题抗争了二十余年。也有不少民间组织在支持乡村，帮助村庄整修水渠，捍卫他们的环境、自然空间和传统行业……在我看来，我们国家最彻底、最具创新性的事情都发生在边缘，发生在乡村。

在书中，您提到城乡之间存在着语言层面上的差异，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联结城市和乡村。我们该如何搭建这座桥梁？

玛丽娅·桑切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放下偏见，抛弃很多人在接近乡村时常常不自觉带有的家长式的、等级森严的目光。除此之外，我认为，应当有意识地教育人们去观看土地，去讨论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而意识到我们不仅仅与他人有所关联，也与我们的环境、资源和其他生物息息相关。我想，谈论相互依存关系是关键所在。正因如此，我对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一句话深有同感：to be one is always become with many（欲成一体，须先成众）。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不教我们如何打理菜园，照料动物。这样下去，我们该如何去保护这些我们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改变观看的方式，需要更进一步。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拥有之物的价值。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