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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月,我当“户籍民警”

2020-10-23 18:5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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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只如初见,当时莫道是寻常”。普通人的经历中,寻常的时光和事物居多,残留的念想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日渐模糊;但总有些非同寻常的情景却恍如昨日,留下清晰的记忆。五十年前,我参加工作在煤矿从事井下作业,三年后被推荐上大学,接受了三年半“大学普通班”的学习教育;毕业后适逢选调企业优秀工人充实公安队伍,有幸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分配上岗前,市局统一组织了短期培训。市局领导结合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进行了动员教育,各主要业务科队负责人分别讲授了业务知识、辅导学习必备的法律常识。记忆最深刻的是针对公安干警的纪律作风要求,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忠”:忠于党、祖国和人民;“二信”:坚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信念;“三白”:杜绝吃白食、拿白钱、看白戏,侵犯群众利益;“四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铭记不忘,始终遵循。

点开记忆的“百度”,搜索定格在1976年12月16日。

这天上午,冻云黯淡,寒风嗖嗖,细细的雨丝夹着细小的雪粒,纷纷淋淋地飘落着。在老城区一条仅容二人擦肩而过并不幽深的小巷里,我穿着新发的警用雨衣,跟着即将调岗的老民警,一步一滑地走在已结薄冰的狗头石地上,去居委会交接工作。走到巷头,看见墙上的蓝色搪瓷路牌“爱国南巷”,老民警特意介绍说:“别看这条巷子窄,它可是有历史故事的,1933年徐州的一群文化人在这里成立了艺波音乐会,培养了一批音乐家,当年还是中学生的马可,就是在这里受到启蒙教育的呢!因此,以前的名字就叫’艺波巷’。”咦,“艺波巷”——多么具有文化色彩的名称啊!对于我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油然而生了亲近感,温馨的内心感受抵御了冷风冻雨的侵袭。也就从这一刻起我走进了管理服务的“户口段”,开始了“户籍民警”短暂却丰富的工作历程。

翻开尘封的工作笔记,泛黄的纸面上当年的记录历历在目:“徐州市青年办事处爱国南巷居委会,辖区内有街巷17条,6个居民小组,住户462家、常住户籍2722人……”,这就是我所管辖的户口段的大致规模。由于前任管段民警走的匆忙,没来得及详细交接工作情况,只留下一本《居委会干部及治安危险分子名册》,好在当时所里有一位全市户籍民警的标兵和其他的老民警可以随时请教。就这样带着从警的光荣感和满腔的工作热情,一头扎进了户口段。

“摸着石头过河”是我最初的工作状态。按照当时对户籍民警“三知六熟”的工作要求,经过老民警的指教,自己揣摩制订了“走得勤、认得准、问得清、记得熟”的工作流程。每天带着户口底册走街串巷、登门入户,熟悉辖区地理环境、了解掌握人口信息。针对白天大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家庭成员见不全的情况,就利用晚上七点到九点的两个小时和星期天、节假日,逐门逐户地核对人头。同时,对需要掌握的重点人员信息,详细询问记录、查阅摘录所里备存的相关档案材料,做好资料积累工作。当时,人口管理的理念还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人的社会地位和是非界限是以政治身份划分的。因此,首先要分清“敌、我、友”,方能站稳立场做好工作。于是,我到文具店买了红、黑、灰封面的三个笔记本,分门别类地将居委会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四类分子”及治安危险分子的资料誊抄在“三色”本上,随身携带以便于及时补充内容,熟悉掌握情况,这也算是我在工作方法上的一个“小创新”吧。接下来,我将“三色”本中的文字串联成记忆的链条,讲述那个年月记录下来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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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本子里的故事

笔纪本首页是我手绘的“居委会组织体系表”,看着居委会成员们熟悉的姓名,眼前浮现出一个个亲切的面容,仿佛见到了久别的家人。当时除了文书是一名高中毕业的待业青年外,从主任到居民小组长都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们。居委会的工作是义务性的,没有任何报酬,大家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但凡有工作需要都会召之即来、积极参加,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就是一群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在计划经济年代,人财物流动性小,居委会的成员又都是老住户,可以说个个都是辖区情况的“百事通”,对于涉及治安的问题十分警觉,平日里只要遇到疑人疑事都会主动报告、协助处理,辖区内多年未发生刑事案件,治安状况良好。在群众基础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对于我这个新警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但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如果因自己工作不力而守不住“零发案”的底线,将是无法原谅的,何况我还想在分局组织的“安全小区”的评比活动中争得一席之地呢。我把这种忧虑和进行一次治安隐患排查的建议向居委会主任提了出来,得到了她的支持。在治保主任的配合下,结合“查四防”对辖区的角角落落来了一次“兜底翻”,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都隐藏在“防震棚”里。当时防震工作刚刚结束,居民们搭建在院落、路边等空旷地带的简易棚屋还没有拆除,很多人就把它用作了储藏室,大到自行车,小到破旧被褥、衣物等易燃物品堆放其间,极易引发盗窃案件和火灾事故。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组织各居民小组长逐户上门动员拆棚,彻底消除了治安隐患。为巩固整治成果,回到所里找来钢板、蜡纸,自己撰写刻印了《居民自防倡议书》,分送到家家户户,用这种简便的宣传方式,旨在增强大家的治安防范意识,得到了居民们的响应,我也体验到了发动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工作效果。

初进户口段,正赶上一年一度的“爱民月”活动。按照所里的安排加上自已的理解,我以上小学时看过的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民警马天民为榜样,主动为群众做好事。先是与文书一起到街道办事处领来照顾“五保户”过春节的票证和补助金,拉着平板车到粮店、炭店买来粮油煤,送到两户五保老人家里。听着老人一迭声感谢的话语,我的心反倒沉重起来,禁不住向文书询问老人平时的生活状况。文书回答道:“居委会对两位老人是非常关照的,指定居民小组长经常上门探望,加上院子里的老邻居们热心帮助,老人们的生活还是比较安稳的。我们这里是老小区,住的多是平民百姓,还有一些月收入不足8元(当时的低保标准)的困难户和残疾人家庭,他们的日子过的也很不容易啊!”这番话触动了我的侧隐之心,经过几天的访查,了解到因人口多、收入少的贫困户有21家,有6户居民系残疾家庭。对这些情况心知肚明的居委会主任早有扶贫帮困的想法,但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而苦恼。于是,我提出召集居委会成员开个“诸葛亮会”,请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金点子”自然来。果不其然,大家积极踴跃地发言,提出了不少想法,经过论证确定了两个可行性方案。一是为座落在辖区内的日用化工厂包装产品。前两年厂里曾征询把雪花膏、花露水装瓶、痱子粉、蚊香装盒等手工零活分包给居民家庭来做,但因费时费力、报酬低、异味大而少有人承接。如果把居委会现有的两间半公房腾出来,留一间办公、另一间半改成产品包装作坊,岂不是因陋就简、节省成本的好办法吗?二是有两位从国营饭店退休的老师傅,会炸油条、馓子的手艺,只要配几个帮手就能开张营业,这又是一个旣有营利也可以解决附近居民“买早点难”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大家统一了思想,立即行动起来,我和主任到办事处汇报批准了方案,商请民政助理、房管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办理了残疾人福利生产、临街公房承租等手续,争取了作坊改造、购置生产工具所必需的经费,与日化厂签订了产品包装业务合同,顺利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随后,由27户困残家庭各出1人,指派2名居委干部负责成立两个生产组,特意选择了“五•一”劳动节开工生产,经过一个季度的试工期,核算下来,除去集体提留和上缴税费外,人均月收入在30元左右,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年底,同时荣获了“安全小区”和“先进居委会”两块奖牌,实现了预期的“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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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本子里的故事

“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又加上了右派)是那个年月的一个特殊群体,戴上这顶“帽子”的人,是要被重点监管的。我所管辖的户口段里,有两个曾任敌伪军“少尉”而被划为“历史反革命”的老头和一个被定为“地主”身份的老太婆。每天早晨他们要在划定的街巷打扫卫生,进行劳动改造;每月28号要向管段民警和居委会治保主任报告当月的思想和劳动改造情况,接受训话教育。为加强监管的针对性,我通过查阅档案、到相关单位走访调查,掌握了他们的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

先从“两个少尉”说起吧。当时的专政对象和监管对象是根据《公安六条》划定的,对“军警宪特”中的军队职务规定为连长以上,少尉够不上这个级别,因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实施监管。李姓少尉系某中学美术教师,早年就读于1924年创办的徐州艺专,未及毕业即逢抗战爆发,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感召下,随高年级同学加入国民党军队,以美术专长从事抗战宣传,任少尉宣传员,抗战胜利后即脱离部队到学校任教;特殊年代中因这段从军经历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校方对李某的工作态度和教学水平评价良好。赵姓少尉系某商店的会计,汪伪时期参加苏淮特区大汉奸郝鹏举的伪军,任少尉军需官,解放战争中所在部队被新四军歼灭,按俘虏政策将其释放回家,开了一爿杂货店,当起了“小老板”;解放后以业主身份被公私合营,一直被列为控制对象实施监管,店方反映此人市侩气重、为人奸滑、工作表现一般。翻看两人每月上交的书面报告,李老师写的材料内容翔实,一笔端正的楷书刚劲有力;而赵某人则是用复写纸誊抄署上姓名、日期,内容完全相同,字迹似春蚓秋蛇气衰骨软,敷衍塞责的态度显而易见,正应了那句俗话“字如其人”。因此,我对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李老师以谈话的方式和颜训导,对赵某人则严厉训斥并责令改过,这倒不仅是因其字体潦草、体貌猥琐而生反感,实则是鄙视其失节行为而心生“膈应”。最近阅读《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看到启功向恩师陈垣先生坦白,迫于生计在伪政权里当了三个月的办事员时,从不对学生发脾气的陈先生从齿间挤出一个字“脏!”。回想当年我对赵某人的感觉,这个“脏”字是十分确切的。下面,再来说说“地主婆”的故事。张老太婆生于贫民家庭,幼年被卖给当时徐州的一户官僚地主家当“童养媳”,解放前夕已家道中落,成年后被娶为“孙媳”,本人没有剥削行为,随夫家划定为地主成份。因其中年丧夫,仅有一子又是下放知青,平日里靠困难补助和亲戚接济独居生活。由于是文盲,每月的书面报告都是花一角五分钱,请邮电局门口代写信件的人写好后盖章上交,要知道,一角五分钱可够她一天的菜金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准许她口头报告、我作记录,为其省下这笔花费。张老太婆连连作揖道谢,治保主任却以批评的口吻提醒道:“这可是立场问题,你不要因为发善心影响自己的前途啊!”也难怪,那个年月的人们都有很高的政治警觉,我只好以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来应付,并请他保守住这个“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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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本子里的故事

徐州市区有一条东西流向、贯通全城的“奎河”,在主干道口都架有桥樑便利通行。一段时间,居民反映在我们辖区的一座桥上,晚上经常聚集着一些青少年打打闹闹、影响治安。为了解真实情况,我连续几晚到桥边蹲守,发现人分两帮、隔桥相对、声嘶力竭地“斗歌”,演唱的都是当时被禁的“黄色歌曲”。赢的一方嘲讽起哄,输的一方气急败坏,转瞬之间变成了互相骂阵、抛砖掷瓦的“打斗场”;更有甚者,竟对过往的年轻女子言语调戏,名曰“打嗤花”。这些人都是高中毕业闲居在家的待业青年,其中领头的是几个时常惹是生非已列入我的“灰本子”准备实施帮教的“问题青年”。本想把这些人传唤到派出所,又顾及当时社会上把“进过派出所”的人视为有“污点”,会对年轻人的前途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将他们分别叫到居委会谈话教育,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规劝疏导,使之幡然醒悟,明白了“改身之过,迁身之善”的修身之道。经摸排,辖区内共有19名同类人员,为有效开展帮教工作,居委会进行了专题研究。针对他们刚刚高中毕业,中断学习的时间不长,正逢恢复高考的机遇,可以组织集中复习迎考。恰巧,主任的女婿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于是就请他一起商订了“三学一巡”的帮教计划,即每周三个晚上在居委会辅导复习、一个晚上进行治安巡逻。征求相关家庭意见时,家长们连声称赞,感谢居委会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细心的居委会文书制作了考勤表和学习成绩单,如实记录每个人的表现情况,督促落实帮教措施。当年有3人考取了大学,其他人陆续通过参军、招工等途径迈入社会,走正了各自的人生道路。多年之后,我在柯岩所著的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中,依稀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这也是我学习实践公安人口管理工作取得的一点“小成就”。

“户籍民警”是我从警的起点,也是我从警生涯中最短的一段工作经历。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居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调离岗位两年后,居委会大妈们得知我要结婚的消息,手绣了百年好合、鸳鸯戏水图案的帐帘表示祝贺,我也回赠了喜糖喜烟表达谢意;儿子从出生到上小学七年所穿的棉袄棉裤,都是大妈们帮忙缝制的。这种警民关系的建立,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拥警爱民的社会氛围有关,也是与公安机关注重理想信念教育,民警自觉继承传统践行宗旨的行动密不可分的。写作本文前,我专程回徐重访旧地,“艺波巷”的名称早已恢复了,当年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大多故去了,老街老巷也旧貌换新颜了,好在还是找到了几位回迁的老居民,彼此都有很深的印象;交谈中不免触景生情,生发出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昔日不再的感慨,也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充满期冀。其中一位爱好写作的朋友签赠给我一本自撰的散文集《永远的艺波巷》,且不说书中内容如何,单看书名即令我爱不释手了。刚才说到巷名的改换,现在连户籍民警的称谓也变更为社区民警了,但无论名称怎么变化,作为新时代的人民警察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去做,“警民鱼水情”的关系构成就能够历久弥坚、生生不息。

让故事照进现实,让传统得以发扬。

作者:王少鹏,现任江苏公安文联主席,全国公安文联理事,江苏省作协、书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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