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新华社特稿：致敬！英雄城市丹东

编者按

70年前，新华社派出100多位记者、编辑及工作人员赴朝。耳边是隆隆的炮声，头顶是美军侦察机，手中的笔仍在纸上沙沙作响。志愿军战歌歌词是他们“发现” 的；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儿女”是他们“发掘”的；有记者甚至还临危指挥了战斗……他们为世人记录报道了一段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让世人知道了鸭绿江边的英雄城市——安东（现丹东）。

正是从那时起，新华社与丹东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以来，新华社一直关注、记录丹东人民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对遗址遗迹的保护，与丹东一道弘扬“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红色文化。

70年弹指一挥间，追思从未远去。今天，新华社旗下《新华每日电讯》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推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专题报道《致敬！英雄城市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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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爱的人”从这里出发在这里凯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力、李铮、包昱涵

△归国的志愿军列车驶过凯旋门。

历经苦难、见证牺牲、奋起反抗，丹东这座英雄城市一路浴血而来，在一个个艰难的支点上留下坚实的脚印。大堡机场、三马路、东门外村、凯旋门……细数那些抗美援朝时期留下的遗址遗迹，或许已不复当年模样，但英雄的精神早已融入丹东的骨血，成就它永不褪去的鲜红底色。

大堡机场：

志愿军的战鹰从这里起飞

秋日长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站在大堡机场那条由六边形石板铺就的旧跑道上远眺，眼底是山峦，耳畔是劲风，仿佛下一秒就能感受到志愿军战鹰起飞掀起的轰鸣气浪。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机就是从这里启程，呼啸着飞往中朝边境线。70年后，这座位于凤城市大堡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原空军机场挺立依然。

大堡机场于1950年初始建，距中朝边境42公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重要的前线基地，空军第2师、第12师、第15师曾进驻这里，为志愿军空军立下赫赫战功提供了坚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大堡机场一直用于空军飞行训练，直至1987年12月停飞，由留守部队管理。

在大堡机场内部，仍保留着不少抗美援朝期间使用过的场地与设施。现驻扎于此的中国陆军航空兵某部副参谋长王国权向记者如数家珍：机场联络道两侧在土坡掩映下的凹槽空地，是当年用于停放飞机的“机窝”，若遇敌机轰炸，周围的土坡可作遮挡隐蔽之用；红砖的二层平顶小楼是当年的塔台，地面人员就是站在塔台的二楼楼顶上指挥战机的起降；建在山坡顶端占据制高点的苏式建筑则是机场的气象台，所有影响飞行的天气数据都从这里观测而来……时间飞逝，这些当年“叱咤”于大堡机场的设施同那碧空、远山和疾风一起，见证并记录着志愿军空军的英勇与无畏。

“咱的志愿军空军作战，主要靠勇敢。”家住大堡机场旁边的80岁大堡村村民张永志说，当时敌机经常袭击大堡机场，“我们的飞行员没子弹了就用飞机撞，那股子劲头最让敌人害怕。”

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告诉记者，从大堡机场起飞参加空战的众多飞行员中，有一位年轻飞行员在大堡机场创造了惊世战绩。

1953年4月7日下午4时左右，已在朝鲜战场上出动过175次，击落飞机10余架的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被年仅19岁的韩德彩击落，跳伞后成了俘虏。

当时，韩德彩在与美空军F-86机群空战后返航，正准备降落，突然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命令：“快拉起来，后面有敌机！”韩德彩立即拉起机头向四周搜索，发现美机正在攻击前面的友机。为解友机之危，韩德彩不顾自己飞机的油量警告灯已经闪亮，加大油门，向敌机冲去。敌机慌忙逃走却敌不过韩德彩紧追不放，当两机距离逼近300米时，韩德彩按动炮钮，一阵猛烈射击，将这架美机击落。而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正是费席尔。

在抗美援朝对敌空战中，先后有116位飞行员牺牲，其中有23人长眠于大堡机场北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烈士陵园”，他们都是从大堡机场起飞参加空战后壮烈牺牲的。

秋日暖阳下，陵园正中的“抗美援朝飞行员烈士纪念碑”巍然挺立，上面镌刻着23位烈士的姓名。碑前，来人敬献的菊花随风轻摆，碑后，悠悠哀思笼罩着没有姓名的23座烈士墓碑。

王国权为记者讲了一个鞋帮的故事。原来，这23位烈士之中，曾有位老父亲来到这里想见孩子最后一面。孩子的战友们百般热情地接待了老父亲，称要为他养老送终，称部队绝对不会亏待他。可老父亲却什么都不要，只是跪下来求着再看儿子一眼。万般无奈之下，战友们只能打开了那座小小的棺椁——里面空空荡荡，仅有一个炸烂的飞行靴鞋帮。

“飞行员一旦牺牲，大多很难找回尸身，所以这些烈士之墓都是衣冠冢，里面存放的可能仅仅是一枚没炸烂的铜腰带扣，或是从宿舍取来的一顶帽子、一件衬衣。”王国权说。

“他们的故事是最好的教科书！”大堡村村支书于发政介绍，近年来，经常有中小学组织学生前来烈士陵园缅怀英雄——他们生于长空，长于烈日；为国捐躯，英雄无名。

三马路：

安东人民的怒吼从这里发出

仲秋时节，丹东市振兴区三马路一带道路两侧的银杏叶，悄悄染上了金边。这里是丹东的市中心，街道上车水马龙，路两侧商户林立，一派热闹繁华。

家住三马路附近的95岁老人王景兰说，70年前的安东（现丹东）三马路也曾是这样的一副盛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直到1951年的4月，美机越过中朝边界，对三马路一带先后实施两次轰炸。

在这次惨案中，99名安东市民被当场炸死，39人受重伤，196人受轻伤，1508间房屋被炸毁。至此，三马路被夷为废墟，血流成河，成了安东人民永难忘怀的血泪与伤痛。

“当时三马路东段有个老戏园子，往常最是热闹，第一次轰炸时的炸弹就投在那里了。”据王景兰说，当时爆炸结束后，老戏园子被炸飞了，它前面的马路上被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里面都炸出水了，还混着些血，通红。”

当年的惨状在老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也在安东每一位市民心中烙下了泣血的印记。轰炸发生后不久，义愤填膺的各行各业纷纷举行集会，控诉暴行。当年5月，包含受难者家属在内的代表团更是赴京控诉。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台上是声泪俱下的怒吼，台下是阵阵口号的回应，更有全国广大同胞从广播中收听实况转播。一时间，安东人民的控诉掀起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高涨爱国热情，甚至出现了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广泛群众运动。

然而，此后美军仍不断侵入安东上空，对城市进行轰炸和扫射。“有时候扔的是燃烧弹，大火烧起来黑烟滚滚，把太阳都遮住看不见了。”王景兰说。

但安东人民从不认输，这座英雄的城市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红色是他们心中永远留存的初心与本色。

光阴流转，70年倏忽而过，自废墟上重建的三马路旧貌换新颜，又一次恢复了勃勃生机。

从曾经的热闹街巷到一片瓦砾的满目疮痍，再到如今的繁华商圈，三马路一路走来实属不易，丹东人民一路走来更属不易。历史无言，但几经变换的风景之下，总有一股精神长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振兴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三街社区书记庄雪梅介绍，他们经常会邀请一些老党员来社区讲讲当年三马路抗美援朝时的相关事迹，既是为了铭记三马路惨案中安东人民遭受的苦难，也为了传承当年安东人民奋勇向前的英雄精神。

东门外村：

反细菌战的枪声从这响起

从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镇东门外村东滨河（原东漏河）二号桥的干道上下车，沿着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走上几分钟，就会到达一处毫不起眼的小空场。这周围有狂放生长的杂草、堆积成山的施工用料和不明用处的小平房，着实显得有些“荒凉”。但据头前领路的孙文军老人说，这里便是当年指证美军撒布细菌地遗址。

1952年1月，美军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妄图造成疫区，削弱中、朝军队的防御力量。而宽甸地处中朝边境，也成了美军首当其冲的细菌撒布地点。

1952年3月，宽甸中学学生李思俭在上学路上途经一片苞米地时发现路边有一土色很新的大坑，坑边上尽是炸出来的苞米须根。正当李思俭疑惑时，他发现坑内的苞米根上爬着许多苍蝇、蜘蛛，周围散落着似石膏一般的白色粉末，坑内还有一个裂成两半的炸弹壳。细心的李思俭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老师。后经证实，李思俭在该处发现的为一枚白垩质细菌弹。

原来，早在几日之前，当地的商贩韩永斌便目击到8架美机由西向东飞越宽甸县城，其中一架投下一白色物体落入县城东部，但搜寻未果。

这一次，县政府再次组织人员前往事发地，当时在宽甸县民政科任职的孙文军便是这样来到了这处细菌撒布地。“那会儿为了避免接触传染，我们都戴着纱布做的大厚口罩，鞋底也用布缠着，全副武装。”

当日，由国内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到达宽甸，经调查检验发现，该枚细菌弹撒布的黑蝇、狼蛛及羽毛上带有革兰氏阳性炭疽杆菌。至当年3月22日，宽甸县14个区镇普遍发现美机撒布的细菌毒虫，155个村受到毒害，受害区域内出现人、畜感染毒菌患病或死亡现象。

退休前任宽甸县党史县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的张瑞发告诉记者，为消除美机撒布的毒菌危害，宽甸县当时全县出动捕捉毒虫。“我当年还在上小学二年级，那会儿老师就领着我们到东门外抓虫子。”张瑞发边说边从地上捡起两根木棍做起演示，“我们那会儿每人拿着一双木筷子，一头用绳子绑住，制成一个简易的镊子，再配一个纸袋子，就去抓虫子了。”张瑞发说，他抓到的主要是苍蝇，“那些苍蝇小而细长，头黑，翅长，非常好辨认。”

1953年秋，李思俭以见证人的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会议，以严正的事实揭露美军发动的细菌战争。

经此一役，宽甸人民不仅没有被细菌战争所吓倒，还开展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卫生工作会议上，荣获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锦旗一面。

时过境迁，当年的细菌撒布地遗址犹在，当年宽甸人民抵抗细菌战的无畏精神亦在。

凯旋门：

最可爱的英雄从这里归来

鸭绿江上，碧水滔滔。“中朝友谊桥”静卧其上，凝视着这不舍昼夜的奔腾。

1958年，就在如今悬挂着“中朝友谊桥”青铜匾额的桥头处，曾架起一座象征胜利的“凯旋门”。丹东人民就是从这里，用最热切的心情和最饱满的状态，迎接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回家。

时任安东市人民委员会文化科副科长的程源泉曾描绘出凯旋门当年的轮廓：门体使用木结构建造，“凯旋门”三个大字在门的正上方，两边饰有精美图案。门的立柱两侧画有和平鸽，标语上写着，“庆祝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归国！”

1958年3月16日，首列归国志愿军军车从“中朝友谊桥”上驶入丹东。在桥头和车站月台上，丹东市民组成了千人欢迎队伍翘首等待，直到那一声高喊响起，“热烈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

一时之间，凯旋门下尽欢歌。作家老舍曾为此情此景赋诗——鸭绿江波涌，日照凯旋门。欢呼：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

王忠云老人是当年第二批撤军回国的志愿军。几十年过去，他仍鲜明记得，当军列轰隆隆驶过雄伟壮观的凯旋门时，他忍不住振臂高呼：“祖国，您的英雄儿女回来了！”

“当时其实已经是夜里两点多了，但火车站仍是灯火通明，锣鼓喧天，欢迎的队伍载歌载舞。”在王忠云的记忆里，他们乘坐的专列插满了鲜花和彩旗，就像一条彩色的巨龙，从鸭绿江畔飞驰而入，开往祖国大地。“我们经过的每一座城市，不论白天夜晚，站站都有欢迎队伍。每当那种时刻，都会让人真正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上荣光。”

今年84岁的许衍珍的荣光则有所不同。当年，仍是小学生的许衍珍在老师的带领下，也来到鸭绿江边欢迎志愿军归国。“我们手上都挥舞着自己用红纸做的小红旗，在江桥边上唱着欢迎的歌，我那会儿还是班里的小指挥呢。”许衍珍如今回忆起当年迎接志愿军时的场景，依然笑容满面。“就是特别高兴，我们高兴，志愿军们也高兴，一直向我们挥手。”

许衍珍当时不曾想到的是，她日后会与一位志愿军战士共结连理，相伴一生。“嫁给他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

喜相逢、团圆饭、尽情跳、鱼水情、惜握别……程源泉的女儿程华回忆父亲和她说的场景，当年的欢迎活动前前后后持续了8个月，每一趟列车到站都要经过这5道欢迎程序。在两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丹东人民不分昼夜地迎接，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当滔滔江水裹挟着岁月奔涌而过，临江而立的英雄城市在时间洗礼下愈发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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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雄赳赳跨过鸭绿江上多少桥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力、高爽

△著名照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队伍正在通过简易浮桥——马市浮桥。

△10月13日在丹东市拍摄的河口断桥。

你的脑海中，可能有这样一幅画面。

鸭绿江面上白雪皑皑，巨龙般的志愿军队伍正徒步通过架设在冰凌上的简易浮桥，夕阳将战士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队伍的前端已经步入朝鲜，后端还连接着祖国大地。

照片中，战士们背对着祖国，我们无法得见他们脸上的表情；画面是定格静止的，可勇士们身上一腔热血护沃土、万条铁臂换乾坤的气概，却在肆意喷薄。

照片的名字叫作《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由志愿军第64军政治部摄影组组长黎民拍摄，最初刊发于《解放军画报》1951年第4期扉页。近70年间，它频繁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成为讴歌抗美援朝的经典之作。

照片上的浮桥就是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马市浮桥”，位于丹东振安区九连城镇马市村。

马市有座浮桥不能忘

“马市这座浮桥不能忘，1951年1月下旬，我就是从马市浮桥跨过鸭绿江的。”站在马市浮桥遗址前，93岁的志愿军老兵王万经目光灼灼，夕阳在他的脸上映出一道金黄，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现在看不到有桥的影子了。”王万经手指向江面，“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多数浮桥是以数以百计的木制帆船相连，然后在帆船上铺上很厚的木板。志愿军经常夜里过江，浮桥也多是傍晚搭建、次日凌晨拆除。”

与很多志愿军战士不同，王万经是乘车从马市渡江的。时值隆冬，水位下降，志愿军在封冻的冰面上铺上土石、木板，车辆便得以通行。“除了是战士过江的便道，浮桥还是为前线战士运输军需物资的重要通道。当年，我所在的部队驾驶着嘎斯汽车从浮桥通过进入朝鲜。”

王万经的手中，有一本剪报册。多年来，他只要看见与抗美援朝相关的报道，就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在浮桥遗址前接受采访时，老人手中一直捧着剪报册。“当年一同出国作战的战友，很多没能活着回来，我为了纪念他们。”

如今，时过境迁，马市浮桥的踪影早已不见，但它却被牢牢雕刻在如王万经一样的万千志愿军老兵的心间。

如果将志愿军过浮桥照片的镜头拉近，还能在浮桥桥头捕捉到这样一个画面：在江与岸的连接处，在志愿军队伍的身旁，一支乐队正在慷慨激昂地演奏。

《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军乐声声送战友，天地寒，不多言，前程漫漫，望君珍重。

“画面中负责指挥的年轻战士就是我父亲韩文昌，他当年只有21岁，”韩文昌二儿子韩雪松说，“演奏的目的，是欢送志愿军战士赴朝参战。”

“1950年冬天特别冷，部队一般是傍晚过江。我父亲回忆，为了让长长的志愿军队伍都能听到演奏，一场演出要进行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乐器被冻住，有的团员会解开棉衣护着。”韩文昌大儿子韩绿松说。

“父亲在送别部队时，还见到了他的中学老师高树凯。两人相见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谁都说不出话来。父亲说，见到自己的老师也投身志愿军队伍，他的心情非常复杂，有同仇敌忾的激奋、有送别的心酸，还有担心。最后他只对老师说了一句话：早日凯旋。”三儿子韩东松说。

报道发出后，记者将报纸和照片寄到了韩文昌家中。“我们将照片放大了一幅，现在还挂在我大哥家中，让抗美援朝精神也在我们小家中传承。”韩东松说。

2017年韩文昌因病去世。生命后期，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三个儿子为了让老人开心，经常开车带他到鸭绿江边游玩。

韩雪松回忆，游览时父亲的目光常常是茫然空洞的，可当车行驶到当年他指挥过乐队的马市浮桥时，他的情绪突然激动，双手用力地挥舞着节拍。

“那时他已经分不清我们哥仨是谁、叫不出我们的名字了，可他仍记得那段岁月。”韩东松说。

鸭绿江上“姊妹桥”

在鸭绿江上，有两座“姊妹桥”并肩横在鸭绿江滔滔江水之上，一座是鸭绿江大桥，一座是断桥。

“断桥是鸭绿江上第一座大桥，是一条公路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该桥朝鲜一侧被美空军炸毁；鸭绿江大桥最开始是铁路桥，后根据战事变化，被改成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是几经被炸后修复，和平时期担负联通中朝往来的重任。”85岁的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秘书长宋群基介绍说。

“姊妹桥”曾承担着志愿军过江、军用物资供应、后方支援前线的运输任务。

侵朝美军很快意识到“姊妹桥”的重要作用，开始连续不断地对两座大桥进行侦察、扫射、轰炸：1950年11月8日上午，美军派出近百架B—29型轰炸机飞入新义州和鸭绿江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公路大桥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朝方第8孔桥梁被炸落江中；11月14日，美军派出飞机再次对大桥实施轰炸，朝方的三座桥墩被炸毁，大桥彻底“瘫痪”，成为断桥。

如今，当记者走上断桥，抬头看钢架，桥体上炮弹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当年的炮火犹在耳畔。

断桥被炸毁的同时，鸭绿江大桥也受到了严重创伤。朝方一段的钢轨被炸断、炸弯，枕木、桥板被炸起火。当时安东铁路分局200多名干部职工经过5个小时的拼搏，才将大火扑灭。并经过日夜抢修，修复了大桥，保证了物资运输。

断桥被炸毁后，汽车无法通过鸭绿江。为保障运输，1951年1月，两国将鸭绿江大桥的双轨铁路中一股铁轨拆除，铺设公路承担起断桥被炸毁后的全部运输任务。“1950年11月8日到1950年底，敌机共对大桥进行了14次轰炸，轰炸一次，我方铁路工人就抢修一次。”宋群基说。

1951年4月7日，美军动用B-29型轰炸机和喷气式战斗机24架，投下50多枚炸弹，对鸭绿江大桥进行了狂轰滥炸，我方组织铁路工人、部队共1600多人抢修四昼夜后，大桥于11日开始通车。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鸭绿江大桥成为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鸭绿江大桥也成为许多志愿军老战士终生难忘的桥，“1952年换防，我从鸭绿江大桥步行回国。”27军战士王广照说：“当年我从吉林集安出发到朝鲜时，周围静悄悄的；可当我从鸭绿江大桥上回来时，丹东人民守在桥头夹道欢迎，大喊着‘欢迎志愿军回家’，那一刻别说多激动了。”

于很多志愿军老战士而言，鸭绿江大桥是他们从祖国奔赴朝鲜的地方，也是他们回国的“凯旋门”。“我从大桥上过江，也从大桥上回国，当我们乘坐火车回到祖国，一下车，大家欢呼雀跃，‘小命拿回来了’。”87岁的志愿军老兵胡长哲说。

看不见的桥与看得见的桥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家乡……”鸭绿江水绿如碧，一岸桃花艳百里——如今，迎春盛开的万亩桃花，已经成为三面环水一面傍山的丹东市宽甸县河口村的标志。

而在河口村，有几座桥的故事比桃花更吸引人。

第一座，是座浮桥。

“学英雄精神，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伟业，做英雄传人。”走进毛岸英学校，只听得读书声琅琅——这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建成于2003年，如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校，是因为当年毛岸英就是从校址斜对面的一座浮桥上走向朝鲜的。可以说，他在这里留下了自己在祖国最后的足迹。”毛岸英学校校长于满泽说。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距他来到朝鲜，仅仅过去了34天。

第二座，也是座浮桥。

“桥上主要是走汽车火车运物资，还有很多志愿军战士也是从浮桥上通过的。”今年90岁的熊厚祥回忆，“江面有的地方没有冻结实，为了快速通过，部队在结冰处搭上木板，所有战士取下背包，然后一人抱一把枪滚动过江。一个营1000多号人，滚了一夜才完全过江。”

“我是一名文艺兵，13岁从河口浮桥渡过鸭绿江。”12军34师文工团战士、今年83岁的邹凤过江后在坑道里为志愿军演节目。“首长来视察的时候看见我，告知部队‘赶快把这小孩送回祖国，打死了白瞎了’。”就这样，邹凤又从上河口铁路桥上回国。“是部队成就了我，是祖国养育了我，我一生都感恩。”

河口村村民在浮桥上送走了最可爱的人，也用另一种痛苦的方式迎回过他们。“战争爆发后，很多伤病员和牺牲的战士被一车车运回河口。”河口村村党支部书记冉庆臣说，“当年我父亲是民兵连长，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带领民兵迎回伤员和牺牲的战士遗体，在我们村山脚下埋葬不知道故乡是何处的战士。”

两座“看不见的”浮桥中间，有座仅存半壁的桥——河口断桥。与鸭绿江断桥一样，它也曾惨遭美军飞机多次轰炸。

事情发生在1951年3月。“听我父亲讲，轰炸持续了很多天。最开始是小飞机顺着江流方向炸，可能因为没有瞄准，炮弹多是掉到水里。有一天来了架大飞机，在空中与桥体平行停留后投下炮弹，朝方一侧的桥就被炸断了。”冉庆臣说。

“我二大爷活着的时候，经常跟我们描述大桥被炸时的场景。”河口村村党支部副书记郎显坤说，“那天，当时只有10多岁的二大爷在田间放猪，突然看到头顶有飞机。起初他并没有在意，但当看见飞机投下炮弹，随即发出巨大爆炸声时，他被吓得跑到墙根底下蹲下，好久站不起来。”

如今，河口断桥上插着很多写着志愿军各部队番号的旗子——当年，一大批革命先烈从这里走过，他们或牺牲在战场，或已垂垂暮矣，但他们用血肉之躯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却如飘扬在空中的旗帜一样永存。

站在河口断桥桥头，冉庆臣指着周围的绿水青山说：“如今的河口村凭借万亩桃园和发展旅游成为全县最富的山村，百姓过上好日子是对埋葬在这里的烈士最好的安慰。”

河口断桥被炸毁后，由于短时间内无法修复，各部门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保护位于上河口的铁路桥之中。

“上河口铁路桥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才真正建成投入使用的。”据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馆长解本胜介绍，铁路桥最初没有与国内铁路连接在一起。随着鸭绿江上的桥不断被美军破坏，为了保证前线供应，修筑国内铁路线迫在眉睫。

“国内铁路线有74公里，当时东北军区组织几千名铁路员工，加上当地上万名民工，用了大概不到两个月就将国内铁路线建好了。这条铁路桥也成为丹东地区继鸭绿江大桥、断桥之后的第三条铁血大动脉。”解本胜说。

“敌军当然不会让我们如此轻易就搭建起运兵运物资的线路，桥被炸断过两次，炸伤次数更是不计其数。”解本胜说。

桥被炸毁后，为了快速恢复运输，铁路工人冒着枪林弹雨用木头重建桥身。“但蒸汽机车特别沉，车头一上去底下的木头桩根本无法承受。后来我们将车厢连接成超过桥长的长串，用车头将其顶上桥，再由朝方机车头牵引车厢过江。”

为了保护铁路桥，防空部队506团将9个连布置在各个山头上，架设高射炮，与朝方一起形成火力网，防范敌军破坏江桥。

一座断桥、一座铁路桥、多座难寻踪影的浮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它们是后方支前和作战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也因此成为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

如今，河口村早已从满目疮痍变为“新桃花源”，而这些桥，永远是属于河口村的抗美援朝记忆。

它们，将那段硝烟弥漫的历史，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3

“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牛纪伟、于力、高爽

1950年，当战火烧到家门口时，刚刚获得和平生活的安东（现丹东）人民又一次遭到战争的威胁，没有惧怕，没有后退，只有勇敢面对！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刘静媛介绍说：“为了全力支援前线，当时的中共安东市委提出，只要前线需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血给血，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就给多少’。”

站在了战争最前沿，安东人民以大无畏的勇气迅速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从城市到乡村，妻送郎、父送子、兄弟携手参军处处可见，孤山镇张家村模范军属陈书山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往前线、岫岩县葛藤村农民胡宝林兄弟三人互不相让最终一起报名参军……截至1950年底，丹东全市有8646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涌现出栗学福、许长有等战斗英雄。

“只要鸭绿江水没被炸干，

我们的生产就不能停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过往部队、伤病员要在安东做各种准备、休整，之前的民工担架队也要在此停留，根据需要安东市于1950年11月专门成立了招待站。招待站成立不到两个月，就接待供应担架队员万余人，收容并及时与有关部队联络归队的志愿军战士、汽车修理工以及转送到部队医院的志愿军伤病员近千人。为了切实做好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一些企业工厂加班加点生产，安东机械厂承担为志愿军修理军械的任务，当时敌人飞机对安东疯狂轰炸，工厂设施也屡遭破坏，工人孙行昌、刘洪文提出了“只要鸭绿江水没被炸干，我们的生产就不能停”的口号。

1951年4月初，安东热闹的商业街三马路被美军飞机连续轰炸，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

安东人民没有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倒，反而更坚定了全市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1951年4月25日，安东市委组织全市各界代表1500人参加追悼死难同胞控诉美帝侵略暴行大会，在全市掀起声讨美帝罪行的怒潮。1951年6月，中共安东市委动员群众响应全国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在全市掀起制定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热潮。

当时被誉为“爱国老人”的宋传义居住在安东市镇安区临江街（现丹东市振安区鸭绿江街道临江村），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与老伴商量订立增产捐献30万元（旧币）计划，后又改为70万元（旧币）；在他的带动下，周围200多户菜民定下捐献3000多万元（旧币）计划，并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交齐了捐献款。

85岁的丹东市民宋群基至今还记得当时全市动员起来一切为了前线的场面。“当时的安东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捐献三架飞机的号召，飞机分别命名为‘安东市号’‘鸭绿江号’‘镇江山号’。号召发出后，群众积极参与，踊跃捐款，最后超额完成任务，统共捐献99.7亿元，可买6.6架飞机。”

记者在抗美援朝纪念馆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组数字：“1950年至1953年期间，安东市参战民工220947人，其中随军赴朝参战民工2万余人次；出动战勤大车41814台，岫岩县5000多名民工冒着战火连续三天三夜为志愿军抢运弹药；3万名妇女参加拆洗、缝纫、护理等拥军队伍；青年和学生自愿组织输血队，仅元宝区青年便为志愿军献血达58万毫升……”

刘静媛说：“这些数字，体现了这座城市的英雄气概，体现了这座城市人民的英雄本色。”

拼命也要保护好这两条“血脉”

提到抗美援朝，70年来，有两条“线”丹东人一直引以为傲：一条是运输线，一条是电线。

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敌机空袭鸭绿江上的桥梁5391架次，多时每天3架次以上。面对强敌，为解决前线部队作战物资保障难题，东北军区提出“建设铁路、公路、小路相结合，火车、汽车、手推车相结合，快装、快卸、快运相结合，抢运、抢修和防空相结合，纵贯道路和横贯道路相结合的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当时，活跃在交通运输保障线上的不仅有志愿军的铁道兵、后勤兵，还有数十万的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此外，担任各种运输和勤务工作的铁路员工、各单位抽调的汽车司机等各种专业人员达万人。

“过了鸭绿江就是前线，无论火车司机还是铁道兵，都得随时做好战斗准备。”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馆长解本胜说，“例如志愿军烈士王景洲，原本工作只是登记车号，但在战场上磨炼成所在车站的‘排爆能手’。”

1951年2月8日夜间，王景洲在抢修铁路线时发现一股铁路线上有两颗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为保证铁轨不受破坏，他在与另外七名战友将插入土地的炸弹挖出后，徒手将两颗炸弹抱离铁路线，可谓与死神擦肩而过。

“仅过了一个月，王景洲在一次运输中为避免两节车厢相撞献出了生命，年仅22岁。”解本胜说，王景洲的故事，是抗美援朝时期万千铁路职工用生命守护钢铁运输线的缩影。

钢铁运输线“打不烂炸不断”，两组电线也点亮着希望的火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的指挥部、后勤部、仓库、医院、兵工厂等都设在安东。1950年11月8日上午9时，鸭绿江大桥上通往丹东市唯一一条66千伏送电线路“新六线”被炸断——安东断电，势必对前方战事造成重大影响。

“新六线”被炸断后，以苏发成为代表的安东电业局员工临危受命，在美军飞机低空扫射之下、在滚滚江水之上，夜以继日地抢修“新六线”、架设“义东线”，保障了丹东电力供应。

“抢修位于朝鲜新义州一侧的2号电力塔是此次维修工作中难度最大、最重要的一项，只有接通电力塔上的电路，安东市电力才能恢复供应。”苏发成的儿子苏宝山说，父亲登塔不久，耳边的防空警报就响起，他不顾塔底工友的呼唤，大喊：“就差3米就接上了！我现在不能下去，我在上面继续干完，你们赶紧隐蔽！”

冒着敌机的疯狂扫射，苏发成在两位工友的配合下，靠着腰绳的拉力，两脚死死蹬住铁塔，用肩膀扛起引线用力拖拽，终于将电缆线连到了2号塔上。

电通了，可没过两小时塔上的电线又被炸毁。每当空袭警报解除，苏发成和工友们就冲出防空壕一次次维修，就这样坚持了七天七夜。

“缝缝补补”终究抵不过“狂轰乱炸”，开辟一条新电路迫在眉睫——1950年11月15日，500多名民工、200多辆大马车、40多辆汽车，以及从辽宁各地临时抽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安东电业局员工一起，准备架设新线路“义东线”。

一天，苏发成正在电线杆上架线，一架敌机飞来，呼啸着的子弹从苏发成的身前身后飞过，落到地上、溅起泥土。“我父亲说他感觉脚底传来一阵抖动，敌机扫荡后他从杆子上下来时，才发现离他脚不远的地方，有一颗子弹把电线杆都打穿了。”苏宝山说。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义东线”施工完成时间比预计时间提前20小时，送电时间提前1小时10分钟。

这里是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家

“亲爱的宋大爷：离开您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您对我的关怀和亲切的照顾，使我感到祖国的温暖，我以有这样可爱的祖国而骄傲。”

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张校瑛介绍说，这段话摘自志愿军战士张明庆1951年6月11日写于朝鲜战场的一封信。信的收件人，是时年65岁的宋传义老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频频轰炸丹东，很多人劝宋传义离开，他却坚持留下，只因他所居住的临江街是志愿军部队经常路过和宿营的地方。一次，宋传义发现队伍中有一位伤员，立刻迎上去扶到自己家，对老伴说“当年咱送儿子参军，他牺牲在解放战争战场，他是革命青年，志愿军也是革命青年，都是咱的儿子！”

这位伤员就是张明庆，他在被宋传义夫妇照料两个多星期后奔赴朝鲜战场。两个月后，他给宋传义写了这封信——类似的信，宋传义先后收到300多封。不论前线战事如何紧张，战士们都忘不了跟“老父亲”聊聊近况；宋传义也经常给志愿军写信，介绍祖国建设和后方照顾军属等情况，鼓励战士在前方安心、勇敢杀敌。

抗美援朝期间，凤城出了一位有名的拥军模范，被称为“志愿军妈妈”的于大娘。1950年11月，有部分伤员在凤城养伤，于大娘照顾了一位发高烧昏迷不醒的战士，经过细心的照料，战士恢复健康再次奔赴前线时激动地对老人说：“您比我亲生母亲还要亲！”战士还把自己的一件衣服送给于大娘留作纪念。

在这座英雄城市，像宋传义、于大娘这样的拥军模范实在是太多了……

87岁的丹东市民吕孝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家有两间小屋，把炕都留给了志愿军战士，我们兄弟姐妹7人在地上打地铺，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无数丹东人民将志愿军当自己的家人，无数志愿军战士将丹东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段历史，也使丹东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联系得更加紧密。

70年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踏上这片土地走向朝鲜战场，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环绕大街小巷，红色的烙印就深深镌刻在丹东的每一寸土地上。

70年斗转星移，如今硝烟炮火不再，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已深深融入这座边境城市和每一个丹东人民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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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力、丁非白、吴子钰

悠悠边陲，巍巍国门，鸭绿江畔，一座座大桥横亘江中，连接着中朝两岸。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走的是这些桥；1951年初，东北军区后勤部为志愿军运送后勤供应，必经的是这些桥；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运送大宗物资时，依靠的还是这些桥……

从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敌机空袭鸭绿江上的桥梁共5391架次，多时每天3架次以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狂轰滥炸下，中国军民靠着血肉之躯打造出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以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纪念日前夕，记者来到位于丹东的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在馆长解本胜的带领下，探访当年铁路运输线上的英雄事迹。

奇迹源于军民同心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事交通部门，志愿军运输、铁路、工程、防控部队，以及援朝铁路和公路员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的领导下，同“联合国军”及南朝鲜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美国空军实施的所谓“集中轰炸”“重点轰炸”和“绞杀战”等疯狂封锁和洪水带来的灾害，创造了随炸随修、此炸彼通的“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和运输、防护、抢修三位一体联合作战的宝贵经验，卓有成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军事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今年已有93岁高龄的关云庆曾在志愿军897部队担任608号机车副司机，70年前，关云庆告别新婚妻子，自愿报名支援前线承担运输任务。

“当时单位提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在家里是独生子的职工不批准；一个是刚刚结婚的不批准。我当时刚刚结婚，按规定是不批准的。但是我想，我是共青团员。我一定要争取第一批支援抗美援朝。”关云庆说。

经过积极争取，关云庆如愿以偿。关云庆又做了妻子半宿思想工作，随后给远在吉林的妹妹打电话：“我要上战场了，你找个时间，把你嫂子接过去照顾一段时间，我要回不来，家里一切就都托付给你了……”

“过了鸭绿江，就是前线，无论火车司机还是铁道兵，都得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解本胜告诉记者，当时在朝鲜境内的铁路工人虽然在名义上并非一线战斗部队，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要面对时刻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不但需要学会用枪、识别敌军特务，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排爆、医疗技能。

“例如援朝工程队成员李庆春，原本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车站联络员。但在战场的磨练中，他在铁路线排爆、抢修等工作中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解本胜说。

战争期间，敌军常在朝鲜境内的运输线沿线空投定时炸弹。

1951年2月25日夜间，敌机在李庆春所在的路下车站附近的铁路线旁投弹轰炸，一颗重三百磅的定时炸弹落地处距铁路只有一公尺远。为了争分夺秒排险，李庆春顾不得安危，带着一位朝鲜战友赶到现场，将定时炸弹挖出，抬到离铁路线三百米的地方，保证了运输的畅通和同志们的安全。

“1951年6月，李庆春还在一次军列因敌机扫射起火中，顶着汽油燃烧的烈火，将着火的车厢脱钩，避免了军列更大的损失。”解本胜说。李庆春的事迹，是抗美援朝时期普通铁路职工不顾安危、拼尽全力保障钢铁运输线的真实写照。

奇迹源于军民不断创新

在辽宁丹东振安区的鸭绿江岸边，目光敏锐的人们可以找到一列横贯江面、已经破损的圆木桥墩。

这列桥墩是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铁道兵所临时搭建的一座铁路便桥的遗迹。根据岸边石碑上的描述，这座桥桥面贴近江水，涨潮时就隐没在江中，难以被敌机发现。因此，这座看似简陋的铁路便桥实际上是志愿军向战场运送物资的“秘密通道”之一。

除了利用自然规律隐蔽的“水中桥”，为保证后勤保障的畅通，志愿军铁道兵还想出了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法。有的桥在通车后可以立即拆除重要部件，夜晚再搭上，成为昼拆夜架的活动便桥；有的在正桥远处修造便桥和便线，即使敌机炸毁一处，另一处仍可以通车。

而在面对被炸毁的桥梁时，战场瞬息万变的环境决定了志愿军铁道兵必须争分夺秒、用最快的速度将桥梁恢复至能够通车的状态。解本胜说，面对这种情况，铁道兵就用圆木架起临时桥墩，搭好的桥墩上铺上钢轨，火车就可以通行了。

“朝鲜战争中，包括清川江大桥在内的重要桥梁，都是用这种方法快速修理完成的。”解本胜说，“当然，志愿军用这样的方法修桥，可以说是边用边修。火车在上面跑，铁道兵就在下面加固桥墩。”

为了加快运输物资的效率，志愿军后勤部队采用了“续行法”的行车方式，让数列火车在同一时间内向同一方向行驶，发车间隔不超过五分钟。这样的行车方式，有效地节省了站内调度列车的时间，让运往前线的物资数量成倍增长。

志愿军铁道兵还发明了一种名为“顶牛过江”的方法，在紧急抢修不堪重压的桥梁地段，以机车将车皮顶过桥，而机车不上桥，用这种办法，仅东清川江桥通车一夜即抢过340节车皮的物资。

铁道兵们的聪明才智，让志愿军奇迹般的建设能力赢得了国内外的关注。美国合众社曾在相关报道中惊叹：

“共产党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使供应品持续在铁路上运送。共产党军队不仅拥有无限的人力，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建造能力，表现了无可非议的技巧和决心，修理、新建的便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坦白地讲，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建设铁路的人。”

奇迹源于百折不挠

冲天的大火、燃烧的房屋、奔逃的人群和被夷为平地的火车站……自1951年8月起，侵略者为在停战谈判中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施加压力，倚仗空中优势，把轰炸重点目标放到铁路运输线、车站、桥梁、隧道等处，进行所谓的“绞杀战”，妄图掐断我前线作战物资的供应。跑在铁路运输线上的列车更是重点被轰炸的目标。

1950年11月8日10时，美机近百架轮番轰炸鸭绿江铁路大桥，江桥受损，行车中断。经10多个小时奋战，于次日凌晨恢复了通车。9日，敌机数十架，再炸大桥。11日敌机更加疯狂，一天连炸3次。破坏程度越来越重，行车再次中断。安东分局从灌水、本溪调动260多名工务段线桥工人，充实抢修队，组建江桥抢修工程队，轮班作业，不停顿地抢修，于13日午夜恢复了通车。

位于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上河口铁路桥始建于1938年，桥长673米，桥高20.8米，共29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这座桥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1950年11月9日，美军空军连续6天，对上河口铁路桥狂轰滥炸。铁路桥12号桥墩被炸损毁。经10余天抢修，解决了运输过江的难题。后来又加固了桥墩，用机车牵引车厢过江。1951年3月30日，美机将桥南段炸断，但很快被修好。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这座桥基本保持畅通。

解本胜说，面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被破坏问题，敌炸我修、随炸随修、白天炸晚上修；而对于运输力量不足的矛盾，则是汽车不够就人畜同上，人挑肩扛马驮，硬是在各种复杂地形上完成了现代化工具难以完成的保障任务。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后方战场修复铁路路基640公里，修复桥梁2294座次，加宽公路8100多公里，新修公路2510公里。

“当时物资紧缺，志愿军铁道兵们就地取材。机车被炸毁了，就搜集可用的零部件。”解本胜说，“志愿军能在如此艰苦的战场环境下、利用如此稀少的资源，最大程度地保证运输线的畅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70年过去，鸭绿江上，作为历史的见证，鸭绿江断桥依旧挺立。70年后，中国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运输保障基础。伴随着交通基础建设的发展，结合高速公路建设修建飞机跑道，结合铁道发展落实军运设施建设……交通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而“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精神，至今仍在汶川抗震救灾行动、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不断地散发光芒，给予中国人民激励与启示。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视觉/于蕾

原标题：《【关注】新华社特稿：致敬！英雄城市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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