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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抗美援朝老兵,也是遗体器官捐献者

2020-10-27 15: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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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谱写出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生前报效国家,身后造福社会。多年以后,英雄老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选择捐出“自己”,把最后的“礼物”奉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无言良师”。

厉立诚(男,1933.11-2011.2)

“我从18岁参军起,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眼看着自己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是自己为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厉老18岁参军,赴朝参战,屡立战功。战争胜利回国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桂林步兵学校并留校任教。1976年,厉立诚从广州军区转业到浙江省云和县工作,先后担任云和县粮食局副局长、工业局副局长、酒厂厂长、总工会党委书记。厉老一生艰苦朴素,思想开明乐观。当他了解到人去世后,遗体可用于医学研究时,就四处打听遗体捐献的有关程序。他说:“我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以作医疗科学研究和医治他人疾病、挽救他人生命之用。”并于2010年10月22日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2011年2月14日,厉老辞世。其家人遵照老人生前遗愿安排老人后事,实现了老人捐献遗体的愿望。“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们说,‘我从18岁参军起,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眼看着自己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是自己为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厉立诚长子厉俊说。家人很支持老人的决定,他们以父亲为骄傲。

张凤元(男,1924.5-2016.5)

“从小是国家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今天的生活。所以除了要把子女教育成才、回报国家外,自己这一辈子也要奉献给国家。”

张凤元是一位老革命,1940年,当时只有17岁的他参了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后来,张老带着老伴来到湖州生活和工作,直到离世。在子女的眼里,父亲的思想觉悟很高。张凤元老先生和他的妻子闻历波女士早在1994年4月8日就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子女一开始不理解,但是他们还是尊重老人的意愿。

闻历波女士也曾是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闻女士记忆力减退,但她经常提醒孙媳妇:“遗体捐献志愿书一定要随身带着,万一出事了,赶紧联系浙医大。”2019年1月15日,闻历波女士过世后,和丈夫一样选择了遗体捐献,他们的名字一起刻在了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纪念碑上。

靳根源(男,1925.1-2016.10)

“我们早就想捐献角膜和遗体了。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每年有很多失明的人需要角膜移植,而且医学院的学生学习需要人体标本,我们就想着,自己也老了,百年之后反正什么也没有了,如果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就好了。”

外敌入侵中国,靳根源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为抗日救国不懈奋斗。后来,由于内部泄密,父亲被捕牺牲。亲眼目睹父亲被日军残忍杀害的靳根源,毅然决定加入共产党,加入八路军队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此时他已是一名空军宣传干事,他要求深入战场,捕捉感人素材。之后,他在枪林弹雨中发表了一篇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快板书。

平安归来后,在组织介绍下,他认识了李文英女士。那时,李文英是一名解放军女战士,她被靳根源热血爱国的英雄气概吸引。他们在相互了解中,感情逐渐升温,最后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早在2013年,靳老就和妻子一起登记了遗体捐献,2016年10月,靳根源老先生过世后,捐献了遗体和眼角膜。

胡良彦(男,1928.5-2018.2)

“死后没有必要占用土地,也不需要繁琐的仪式让亲人再伤心。”

胡良彦年少时就读于浙江大学机电专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战胜归来后,他进入浙江省粮食干部学校工作。胡老性格温和,对人热情。他的亲人有过捐赠遗体的想法,这一决定影响了他。胡老认为,自己去世后没有必要占用土地,也不需要繁琐的仪式让亲人再伤心,于是做了身后捐献遗体的决定。他的夫人在他的影响下,也和他一起登记遗体捐献,子女们也都表示支持。2018年2月,胡老过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

洪玉琪(男,1931.3-2019.6)

“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朝鲜战场,我幸运地活着回来了。如果身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死后还能发挥点余热,我这一辈子也就圆满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开始全国范围内征兵,洪玉琪便带头报名。他的积极主动鼓舞了周边不少年轻的小伙,报名人数一下子超过30人。

刚过完年,未满20岁的他就踏上了从军之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4180团高射机关枪连2排4班”,这组数字,洪玉琪记了一辈子,这是他的连,他的班。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他和队友们平安从朝鲜回国。在接受一年多的军队训练后,1953年,他到解放军第三汽车学校学习驾驶。这次学习,让他一辈子和公路结下了缘分。

1956年,在老家待了一年多的洪玉琪,不顾家人反对来到新疆,在克拉玛依的全国石油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当起了石油运输工人,辗转于甘肃、青海。当过石油运输工,背井离乡打拼了一辈子,晚年回到了故乡富阳。一次,洪老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一名老党员在临终时,嘱托家人一定要帮他捐献遗体。自此,捐献遗体的想法就深深在他的内心扎下了根。洪老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还交代孩子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张天引(男,1927.10.3-2019.9)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愿故去后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存下来的抗战老战士最后的贡献。”

1945年4月,张天引参加新四军,参与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斗。1950年10月,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年代,张天引多次负伤,但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1964年,张天引转业后,在湖州市物资局担任副局长职务,直到1985年离休。2000年以后,随着年龄增大,张老开始想身后之事。当他从媒体上接触到器官、遗体捐献相关信息后,觉得很有意义,“如果自己的器官或遗体也能捐献,就更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终生的信念”。2006年3月9日,老人特地来到杭州登记。“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愿故去后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存下来的抗战老战士最后的贡献。”张老在《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上这样写道。2019年9月13日,这位经历了战火纷飞、见证了新中国成长的老人去世了,他实现了自己的遗愿,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吴福泉(男,1927.2-2017.4)

他出身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一生。1949年,他怀着拳拳报国心参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因战场上受到美军细菌武器的影响,吴福泉常年被肠炎困扰。

归国后,他回到南京军区服役,继续保家卫国。退伍后,吴福泉来到杭州工作,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认真钻研中医知识。古稀之年,吴老产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夫人钱梅华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两人都想捐献遗体。

钱梅华女士是一名仓库管理员,退休后,她就将“为医疗事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目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曾是浙大附中学生的她,在参加浙大校庆活动时第一次接触到遗体捐献,为此她决定身后捐献遗体。钱梅华女士对浙大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希望用捐献自己遗体的方式,为浙大科学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钱梅华曾说:“捐献遗体不能带来名利,但它带来的却是比名利更为珍贵的爱与奉献。”夫妻俩都坚信,死亡只是一个人自然生命的结束,遗体捐献能让人的社会生命长存。

2016年、2017年,钱梅华和吴福泉先后离世,他们的遗体捐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王恩松(男,1933.7-2013.4)

他幼年丧失双亲,二十岁入党,从军三十余年,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系列战役,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挺过了艰难的饥荒岁月。他生前常说,自己是孤儿,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就没有自己今天的一切,自己不信鬼神之说,唯有坚定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动摇。2004年他登记成为遗体捐献者。

2013年4月5日,王老过世后,捐献遗体到医学院。他的妻子夏珍芬说:“他走了,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想念他,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也要和他一样,登记成为遗体志愿捐献者。”

俞海青(男,1934.4-2018.7)

俞海青1951年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7年退伍后在家务农。2017年4月生病入院后,俞老先生签字决定去世后捐出器官、遗体,为祖国做贡献。2018年7月,俞海青老人过世后,他的亲属捐献了他的遗体。

谢谢您,最可爱的人!

(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原标题:《他们是抗美援朝老兵,也是遗体器官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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