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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洗手不该是疫情发生后的事儿

2020-10-29 14: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王星读库收录于话题#读库作者访谈6个

按：从2013年开始推出的《日课》，已陪伴读者走过八年岁月，采用一日一课体例，辑录清末及民国初期的低年级老课本内容，浅显生动，图文并茂，适合儿童认识世界、记录人生，也方便成人温故知新、安排生活。

清末民国教科书编写，无锡教育人士贡献颇多，《日课》的编选者王星老师恰好也是无锡人，目前任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书记。他用二十多年时间打捞挖掘老课本，潜心整理，期望不负乡梓先贤，编成语文书总目。此次，读库编辑赴无锡采访了王星老师，听他讲述与老课本的相遇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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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母语

读库：《日课》已出到第八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国民手账”，能跟读者分享一下您编选《日课》的缘起吗？

王星：最早和老六认识是因为《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修复。石鸥老师有很多版本的老教科书，但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其中一册，后来便联系上我。我愿意把手头上有的提供出来，也愿意给老六提供帮助和支持，那是第一次打交道。

2012年，老六听说我到北京挂职，就相约见面吃饭。饭间，我们聊着老课本的话题，感觉很合拍，就说可以试着合作一个项目。我当时也想着能用老课本做点什么，聊天时老六提及老书《东方红》，我便隐约有一种感觉，可以每天介绍一篇老课文，叫做一日一课。老六听我一说，很当真也很重视，稍一皱眉：“两个‘一’有点重复，叫日课不错。”于是就有了《日课》这个菜单选项。

老六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只说你试着去选。最初开始编选时，因为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也没摸出规律，后来就发现有问题了，课文实在太多，漫无目的的选，好像缺点什么，很难把好东西串联起来，要想办法如何把它更好地呈现出来。

读库：为了更好地呈现老课本中的精华，您选择的标准和主题是什么？

王星：那顿饭后，我开始选编2013年的《日课》，当时凭感觉选有意思、有价值的，最后挑出来约三千二百张，每张都图文并茂，并且是独立的一篇课文。

现在我电脑里还留存着当时的文件夹，按照一周七天，分成六个大主题归类，不断循环，排出来以后，总感觉不对，不管是知识的连贯性还是主题的契合度，好像都不成体系，没有形成一种思路。

所以2013年的《日课》编好后，我和老六都不太满意，最后在印刷前一刻临时决定停印。宁可耽误一年，再打磨一下，到2014年再推出。

2013年，我又回到无锡，工作之余，每天对着电脑看这些图，慢慢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我有意识地细化主题区分，天文地理、花鸟虫鱼、时令节气、生活常识、读书游戏等，分类渐渐足够做到每周不重复。而选文，则确立了一个总体原则：所选课文内容，必须关系我们这个民族本身。

比如以节日为主题选材，不仅要让老课本贴近当下，还有对当下见解的纠偏。好多人认为清明节就是祭祀扫墓、缅怀英烈，但这个节日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是踏青。一个家族的人聚在一起，除了祭扫以外，还有团圆的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清明节也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清明节，呈现过郊游踏青，也呈现过上坟祭祖，更备选过民族危亡。

此外，《日课》的编选内容中也有对社会热点的回应。有一年社会上都在讨论“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这个话题，我便专门去老课本里找有没有相关的教育内容。

对扶不扶倒地老人的回应，选自《日课2021》。

恰好找到了这篇课文，便以文明礼仪教育为主题，把老课本中的相关内容整理出来，算是对当下社会关切的一种应答，正如我们编选《日课》的初衷——“愿百年前的母语，继续温暖当下的岁月”。

后一年《日课》的选材都会受到当年社会热点、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我尝试从老课本中寻找并印证以往的教育对一些问题的中国式解答，每年都在关注不同的热点问题。因此，每一年的内容都稍微有所侧重。

读库：在今年的《日课》中，有所侧重强调的内容是什么呢？

王星：今年我会特别强调常识。2021年的《日课》对于卫生教育的这一块内容有所加强，比之前更丰富。因为在疫情期间，我感觉很不正常的事情是，钟南山——一位大院士在教大家如何洗手。教洗手不是钟南山的任务，应该是幼儿教育中最基础的一个内容，是在幼时就应培养好的常识，可见我们的常识教育多么薄弱。

培养孩子日常的卫生习惯，选自《日课2021》

实际上在清末民国阶段，中国人为了洗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对于卫生教育非常重视，课本中有很多关于卫生习惯养成和防疫知识的内容。所以2021年《日课》的编选中就有对于疫情的回应和反思。

清末以来教科书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教科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给学习者建立常识。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无需拔苗助长，应该将基本的、普通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常识呈现出来，而不是将高深的、时尚的、多变的内容摆在孩子们面前，为孩子们幸福的未来奠基，离不开常识。

不能教书，那就研究教科书

读库：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机缘下接触到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并开始系统收集的？

王星：我最早开始收藏老教科书也得益于无锡这座城。以前集市上有旧书摊，我小时候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发现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里面有文字有彩图，其实就是老课本。但那时不懂，只感觉有趣，便买来放在家中。

这些书大多都是当时没有人要，书贩子随手带来，所以很便宜，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套好一点的。当时年纪小不懂事，买完就扔在家里，等到自己决定考师范院校，才知是教材。上了大学以后，我也会委托同学和朋友帮忙稍微留意一下，但收得的数量还是不多。

开始认真系统地收集整理，实际上是在2010年开始，这是我任教的第七年。那年我稀里糊涂地参加了副校长竞岗，又莫名其妙地入选，入选后又不可能马上任职。那年我才二十九周岁，可能是太年轻，教育局有意培养我，让我先挂职学习，后来阴差阳错，就直接调到教育局办公室去了。

调入教育局，我一想，不对啊，离开学校，不能教书，那我还能干嘛？每天朝九晚五，工作之余总要做点什么，于是就把旧书翻出来，不能教书，那就研究教科书吧。

刚好2010年孔夫子旧书网兴起，也得益于这个网站，我淘到不少老课本。这一年正处于中国城市大拆迁的阶段，很多学校也开始重新建设，改建学校也好，异地新建也好，城乡合并也好，这些旧书被书商收来，并进入到流通环节。

天时地利人和，大家互通有无，货源很多，流通也很快。当时价格相当便宜，关注的人也不多，我趁着机遇收了很多。到现在，很多书商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只要有老课本，首先会问我要不要。

读库：您恰好赶上了一个收藏老课本的好时机，后来在收集的过程中是否有发现什么问题？

王星：最开始的阶段，只要感觉好的，各学科都收，很杂乱，精力和金钱都顾不上，过了好几年才调整过来，决定只收语文书。

清末语文课本，证明“语文”说法并非始于共和国时期。

2012年是个重要节点，正逢民国百年，中国收藏界历来都有百年成史的说法，这一年掀起了一股热潮，开始关注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教科书也因此大幅涨价。那时教师的待遇相对较低，我一年的收入买书都不够，量又大，一边买还一边涨，后来便察觉到不能什么都买了，不然无法买到更多的精品。

最开始定下收1937年以前，即战前的老课本。因为战后的量相对大一些，后来发现不对，如果战后的东西不收，便都被市场消化了，后面可能越来越稀少，于是放宽到收解放以前的老课本。

可我还是犯了个错误，那时候对课本的认识不足，总认为解放区的东西应该很多，带着偏见，解放区的课本就没收。很后悔，早期可以收到很多精品，现在再去收，代价就太大了，还有可能买不到真货。

现在整个藏书圈，我收语文书收出了一定的知名度，估计没人像我这样只钟爱语文书。对于老课本，我只要看中的，就愿意出价。好书好价，只有这样，书商们才会把精品推荐给我，让我收藏到更多好书。

近几年，我所有的收入都买成了语文书。前几年，因为家里书柜不够，书开始放不下了，我便开始处理跟语文不相关的老课本。一来节约空间，一来回拢资金，以书换书，慢慢进入良性循环。于我而言，卖掉一本收回来的钱，再到网上去买一本回来，书的总量实际上没有减少，只不过是把其他学科的书全部变成了语文书。

王星收藏的清末民国教科书一角，共收藏一千五百余种语文书，近五千册。

为老课本编目

读库：您最早决定系统地给教科书做整理编目的缘由和初衷是什么？

王星：2010年，离开教学一线后，我开始将家里已陆续收藏了二十多年的老课本进行整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目录，很难理清楚，由此给书籍做编目。

在整理老教科书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究竟出版了多少种语文教科书？鉴于此，我决定以己之所见作为基础，编写一本可靠度相对较高的语文教科书总目，以供语文教材研究者使用。

这项工作从开始到现在已近十年，我深刻地体会到“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是什么意味。找实物，登记信息，删改信息，为了确保每条教科书信息的准确性反复校正，切实体会到了编写辞书的不容易，以前那些编写者真的值得致敬。

在整理编目的过程中，我发现问题所在——见不到所有实物。仅靠个人的智力和能力，很多书是看不到的，而所编书目都必须是我亲眼见过、确认过。如果仅是回忆录里有记载，但没有实物支撑，仍是存疑，因为记忆会出现差错，要见到教材本身才行。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恰好有幸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整整半年，在挂职学习期间把他们所藏的教科书全都翻了一遍。之后发现北师大图书馆也是一个教科书重地，于是我考了北师大的在职研究生。

当时我妻子也在考在职研究生，她想考华东师大，被我硬逼着考了上海师范大学，因为上海师大的图书馆里有中国第一本自编教材，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当时全国的实物只有这本，结果很悲剧，去了以后发现那本书已被征调到北京，还是没看到。

中国第一本自编教材，相当于是中国新式教科书的始祖，搞了这么久教材研究，这本书没有，是很大的缺憾。那时的心愿就是想看这本书、买这本书，一直在淘，但市场上未曾出现。前两年我终于淘到两本，但都是残本，最近又收到一本，终于是全本了。目前这本教科书，全国所有的资源不会超过十本，非常稀少。

王星收藏的三本南洋公学《蒙学课本》的第一课内页展示

遗憾的是，所有出现的《蒙学课本》，都是第二版。只有看到初版时间，才能够定下中国新式教材起始的年份，目前定下的1898年是一个带有问号的年份。所有教科书研究者都在寻找，这么多年了，只能继续期待下去。

读库：文明书局“蒙学教科书”的编纂，无锡籍人士占据半壁江山。如果说江南是新式教育的温床，那么无锡可谓近代教科书的摇篮。有哪些带给您触动较深的老课本编选者呢？

王星：无锡这座江南县城有400多位教育人士，先后出版了2000多种教育专著，即使在社会生活动荡和困难的环境下，无锡教育人著书立说的热情依然不减。

最令我感动的无锡编写者是顾倬，一生执着于无锡地方教育，创办学校，家教成功，儿子是革命烈士。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人，也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教育榜样。事实上，我们熟知的近现代名人大都编写过教科书，二十三岁的陈独秀出版了《小学万国地理前编》，年轻的蔡锷出版了《祖国文范》，逃亡中的蔡元培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

但更令我感动的是那些生平都无法考证的编写者，这样的人很多，我在编写书目过程中经常遇到。今天有很多的优秀教育者也如他们，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才智。

读库：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在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很多变种，版本多样而复杂，您在编目的过程中如何判定其版本类别呢？

王星：老教科书的版本相当复杂，版本最多的一种是读库出品的《共和国教科书》，这套书我见过最疯狂的版次有2800多版。不同版次之间，在编目时，是否算作新的版本类别，需要根据实物内容来判定。

读库修复并出版《共和国教科书》，历时十几个月，完成了从左边到右边的工作。

对内容的翻印，如果没有搞创新，没有进行版本杂糅，那么只能算作一种。如果选用了内容的一部分，又用其他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则算作一种新的版本。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还会出现同名教科书，内容和出版社完全不同，很有可能以讹传讹，误当作是同一种。所以编目时还得小心翻开来看，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各个版本。

另外有很多书，当时我不认为是教科书，比如《马氏文通》，这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今年我收到一套，是绍兴中学堂印行的，显然曾把它作为教材使用。那么就必须正视，将它编进目录。以后再去评价《马氏文通》，就可以添上一句，《马氏文通》也曾作为中学教材使用，这对其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王星老师妥善安置着发黄脆弱的老课本，中间一栏标记有《马氏文通》

“小书成就了大师”

读库：对照历史反观当下，您认为清末民国的教科书对于现在的教材编选与表达有哪些启示？

王星：过去编选教科书的自主性很大，现在要层层审阅，审的时候要考虑方方面面，最后等到大家都满意了，可能也代表大家都不满意，会把很多有个性、有特色的东西抹杀掉。

现在的编选者对于作者的因素考虑太重，写教材和编教材的人地位太突出。过去不是这样，随着对教科书了解的深入，我发现社会人群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认同与历史背景并不相称。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大师编小书”，但事实上，这些大师们，大部分是未成为大师时编写教科书，反而是教科书的发行使其名气传扬，不如说是“小书成就了大师”。

此外，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编写者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教师，要么曾做过老师，要么正在做老师。而现在编教材的很多人都不是老师，或者已脱离教学一线，和孩子距离太远，这是最大的问题。

民国时期的教材以儿童视角编写，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对话进行教化，表达亲和有力。比如扶老人这篇课文，没有跟孩子讲长篇大论的道理，而是用图片和文字直接表达要扶老人的事实。

有些道理需要时间去经历和领会，现在的教科书太急于想把世界上所有的答案和道理都告诉孩子，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事实上，急于求成毫无意义，孩子记不住也吸收不了，反而有了压力。

另外，我们现在特别容易接受西方的理论概念，清末民国时期同样也接受，但表达方式不一样，并非照本宣科地照搬西方，而是用中国的内容来表达西方的理念。

严复曾引用斯宾塞所言阐发对教科书编写主旨的看法和思考，提出说：“教科书者，固非教育家之所拳守也。人自为教师，各不同。且同一学期，而相其时地缓急为之，往往有所去取进退。”严复自己也编写过教科书《初等小学堂习字帖》，当时编选者的用心在于，用自己的表达重新进行了梳理，言辞恳切，意味深长。当下来看，要加强文化自信，体现中国表达，这是现代教科书编者需要多多学习的地方。

读库：从清末民国到现在，每个时期的教科书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表达，您如何看待其共性和差异性？

王星：课本无非是个教育工具，其作用和价值是培养人。清末民国时期，信息源少而单一，教科书成为接收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其启蒙价值要远高于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教科书的工具性更强了，但从本质上来说未变。

清末民国时期的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做不到人人享有，由于特定的历史状态，学校教学管理也比较混乱，学制多变，课本种类繁杂。这个时期的课本人人都可编写、可出版、可选用，其影响也往往只限于一时一地甚至一校。

但现在已完全不同，在普及教育的今天，我们的课本影响面之广，没有人能逃避，更应当慎重对待。清末民国和现代的课本都肩负教育使命，但前者相对随意、自由，后者则被赋予了更多关注，限制条件当然比较多。

如果简单把两者相比，甚至拿清末、民国课本的闪光点与当下课本的缺点比较，这不科学也不公平。事实上，我们所称道的老课本，是千千万万种教科书中沉淀下来的精品，是经过百年历史考验的产物。

今天，我们之所以指责当下课本的种种不堪，实际上是对普及化教育的高标准要求。说不定百年后，现在的课本也会受到后人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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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王星

采访/整理：读库编辑·田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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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读库修复再版了全套民国老课本《共和国教科书》；2013年底，由王星编选的《日课》系列，辑录清末及民国初期的低年级老课本，旨在让大家真切体验昔日的启蒙之光，愿百年前的母语继续温暖当下的岁月。

全套《日课2021》分春、夏、秋、冬四册，三百六十五课，一日一课，选取国文、修身、常识、音乐、美术等上百种老课本的精华内容，由浅至深、从简到繁，不厚古薄今，但求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