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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熊瑾玎：“最可信赖”的“红色管家”

2020-10-28 16: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党史故事

熊瑾玎，188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今江背镇五美社区）张家坊村。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在湘鄂西苏区任工农革命政府文化部部长兼秘书长。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晋绥日报》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3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熊瑾玎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不畏艰险，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赞誉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老新华人称他为“红色管家”，“是新华日报唯一不可缺少的人”。

在革命低潮中加入党组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时的熊瑾玎已接替徐特立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政变发生后，他参加了长沙10多万人的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湖南省各地工农群众经过讨蒋大会之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工农武装普遍建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但是湖南土豪劣绅和各种反动势力磨刀霍霍，朝向人民。5月初，驻扎在武汉的反动军官、35军军长何键派他的亲信余湘三回到长沙，密谋策动反革命政变，决定在5月21日突然发难。21日晚11时，长沙城突然枪声大作，叛军分路向省市党部、省市总工会、自卫军总部等革命机关猖狂进攻。由于反动势力突然袭击，各革命机关均被捣毁、查封。这个事变后来被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当晚，熊瑾玎被枪声惊醒，披衣起床，想要出门探听下消息。这时全校的其他师生也被枪声惊醒，纷纷跑来向他问出了什么事情。熊瑾玎根据近期流传的反动派将要发动政变的消息，猜想很可能是反动派已经动手了。但他估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是反动派进攻的目标，一边安慰大家不要害怕，一边叮嘱大家不要外出，以免被流弹打伤。5月23日，许克祥等5个团长以国民党“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发出“清党反共”通电，24日，彭国钧等为首组成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都以“拿捕暴徒分子”的名义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纷纷离开长沙，躲避起来。而熊瑾玎因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联络国民党左派的任务，继续留在城内。徐特立离开长沙前一再叮嘱他要特别小心，白天不要外出活动，并赠送全唐诗120本。熊瑾玎写诗致谢：“酷热熏蒸未敢当，犁头巷里小修藏。唐诗一部供吾目，忘却炎炎夏日长。”“犁头巷”是熊瑾玎居住的地方。当时国民党省、县两级通缉他，他却镇定自若，安闲地吟诵着唐诗。

从5月下旬到10月上旬4个多月中，熊瑾玎除了隐蔽在犁头巷之外，还常去长治路惠济车栈楼上唐贻成家、织机街潇湘酒家熊裕禄家、北门外大王家巷菜农江海青家等处。有的时候是为了约人谈工作的事，有的时候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熊瑾玎之所以能够在敌人遍布的长沙城中行动自如，这和他平时扶危济困，深受当地群众爱戴和拥护有很大关系。有一次，他在湘江岸边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放声大哭。熊瑾玎经过询问得知这个妇人因孩子生病，无钱医治，欲跳江轻生。他当即将身上所有的钱相赠，叮嘱她赶快回家抓药给孩子治病。他平时喜欢购置书籍，书店给他一个折子，每次不必交付现金，只需把购书款记在上面，年终一并结算。他常把这本折子送给贫穷学生去买所需的书籍，最后由他一次付款。因为他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总是尽心尽力、慷慨相助，所以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身边的人也愿意冒险去帮助他，这是他在敌人封锁严密的长沙城能够行动自如的重要原因。

到了这年10月，因为反动派进一步“严厉铲共”，熊瑾玎的处境更加困难。他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隐蔽斗争，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工作很难取得成就，于是下定决心到武汉寻找共产党组织。在一个傍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熊瑾玎终于混出长沙城，搭上去武汉的火车。到武汉后，他住在汉口五三南里一家湖南人开设的木器店楼上。此时，武汉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獗，报纸上常常登载敌人“破获共产党机关”，革命同志被逮捕枪决的消息。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熊瑾玎经过多方打听，到汉口谢弄北里找到著名共产党人郭亮，毅然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郭亮也为其精神所感动。经过郭亮介绍，熊瑾玎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他被党组织分配到湖北省委秘书处担任文书和交通工作，主要任务是收转各地给省委的报告和省委给各地的指示，接待、掩护外地来武汉的同志。熊瑾玎经过10余年的艰难探索、不懈追求，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道路。

福兴商号的“熊老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用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镇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艰苦时期。许多党的优秀干部被杀害，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8年4月，由于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作很难展开，熊瑾玎离开武汉，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汇报了武汉党组织的损失以及他在武汉开展工作的情况。李维汉知道这位早已熟识的熊瑾玎富有理财经验，稳当可靠，善于交友，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合适人选，便要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以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同时，李维汉要求熊瑾玎另找地方，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

李维汉为什么要嘱托熊瑾玎建立这样一个机关呢？为了缩小目标和防止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人都有自己的住处。周恩来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李维汉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以南的淡水路，瞿秋白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民厚南里（今慈厚里）附近，苏兆征住在福煦路马吉里。为了方便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开会，同时保证安全，建立开会的秘密机关成为迫切的需要。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如中央组织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中央文件处（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中央秘书处等都设在沪中区。熊瑾玎根据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中央各机关的分布，认为中央领导人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也应设在沪中区为宜。

熊瑾玎打扮成一位很有身份的商人，亲自去别人介绍有房屋出租的地方查看。他四处选址，最终在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一所门牌为云南路447号的二层楼房（今云南路171号至173号处），经过观察，熊瑾玎认为这所房屋是设立党的秘密机关的合适场所。进出这所房屋要经过一条不为人关注的小巷，巷子比较脏乱，一般人不大从这里经过。房子的全部楼面共有三间，一间面积较大，作为客厅，可容纳10余人，其余两间一间作为卧室，一间堆放东西兼作厨房。楼下是一个周姓医生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正好可以掩护往来的地下党员。这所房子使熊瑾玎最感满意的地方还在于它位于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后面，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直接到二楼房间，不必经过楼下医院的房子；万一出事可以从楼梯撤退出去混入来往的市民之中。租好房子后，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福兴商号”的招牌，经营湖南纱布，他就成了这所商号的“老板”。此后40余年，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直亲昵地称他为“老板”或“熊老板”。

福兴商号开业后，中央领导人常来这里开会，大都按照当时商人的装扮，穿长衫，戴礼帽。人到后，熊瑾玎就会搬出一些布匹放在客厅中央的大桌子上，再在旁边放上算盘之类的东西，万一会议中间有人进来，开会的人就赶紧装成看货议价的样子。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张小条桌，负责记录的人就坐在这里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