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的河道变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大家熟悉的一句成语，用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或世态炎凉。至于是否真有一个地方，三十年前在黄河的东面，三十年后又到了黄河的西面，恐怕大家并不一定在意。但在黄河的变迁史上，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这样的变化往往还要不了三十年的时间。

一、大庆关沧桑和洛水、汾水入河之谜

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三十里有个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改名大庆关。从战国时魏国设置起，一直是控制关中和河东黄河两岸津渡的重要关隘。由于大庆关正处在黄河河道频繁东西摆动的一段，所以随着黄河河道的改变，时而在河东，时而在河西。例如明朝隆庆三年（1569），黄河直逼朝邑县（治所在今朝邑镇）东门，大庆关所在地成了河东。第二年黄河突然东移到了蒲州府城（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西门，大庆关回到了河西。可是黄河忽然又转向朝邑县，在大庆关与县城间穿过，大庆关又变成了河东。两年之间，大庆关竟然两次变换了河东、河西的位置。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黄河河道再次向西摆动，大庆关被隔在河东，于是在朝邑县东七里设置新大庆关。但在这以后，黄河水道仍在不断地东西移动，仅仅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就改变了多次，以至旧大庆关和新大庆关（1929年后为平民县治）都已被冲得踪影全无了。老牛湾，黄河入晋

出现如此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中游的特殊地理条件。黄河中游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镇）开始，以下至禹门口约700千米，都穿行在晋陕峡谷之间，河床仅宽200—400米。然而一出禹门口，两岸突然开阔，有些地段完全是一马平川，毫无地形约束，河床扩展至几千米。到了老潼关和风陵渡之间，河道受到山岭阻隔，折向东流，形成一个狭窄的口子。一旦上游来水增加，无法从这个口子中及时宣泄，就会在禹门口以下这一段泛滥，河道任意东西摆动。

所以，自古以来受到河东河西影响的绝不止一个大庆关。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沟洫志》中记载洛水（今北洛河）的终点，一处说是流入渭水，一处却说是流入河水（黄河）。有人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作者提出了批评。其实这倒不是作者的错误，而是他记录了不同年代的情况，因为洛水的确有时注入渭水，有时直接注入黄河。要解开这个谜，也得从黄河这一段河道的摆动上找原因。原来在黄河向西移时，北洛河就流入了渭河。这种变化近代还在发生。1927年，黄河还是从旧大庆关西流经赵渡镇与北洛河会合的，但从1928年开始河道逐渐东移，到1932年某一天夜间突然改道直下潼关，北洛河就不再流入黄河而改入渭河了。

东岸山西的汾河流入黄河的地点同样经常改变。当黄河东移时，汾河就北移到山西河津县西南入黄河；而当黄河西摆时，汾河的入河口也随之移到万荣县西南的荣河镇一带。直到20世纪，这种变动还在发生。

在黄河上游也有两段经常变化的河道。一段是自宁夏青铜峡至石嘴山，黄河流过平坦的银川平原，河道经常东西摆动。另一段是出蹬口后，黄河进入了河套平原，在由南向北折向东，又折而南的过程中，既有东西摆动，也有南北位移，因而曾经有过北河、南河的名称。在6世纪以前，由于河水的决溢滞积，还形成过一个东西宽60千米的湖泊——屠申泽。

不过由于黄河上中游这样的地段毕竟不多，平原面积有限，即使泛滥，受到影响的范围也不会太大。加上这段黄河的水量和含沙量都还不是最大，比起下游河道大幅度变迁和造成的巨大后果来，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示意图（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鲍俊林绘）

二、变化莫测的下游河道

黄河在潼关折向东流后，继续穿行于山岭峡谷之间，河道依然受到约束。过河南孟津后，北岸虽已进入平原，但距岸一二十千米内有一道低矮的黄土冈，南岸仍然是邙山和广武山脉。因此尽管这一段河道有过南北摆动，但幅度不大，影响范围也有限。可是一出桃花峪（京广铁路西），向东直到入海口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北岸在太行山脉以东直至燕山山脉，南岸直到大别山，中间只有山东的鲁中南丘陵山地，这就给黄河的决溢改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根据现存历史文献记载，在1949年以前的300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至少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最重大的改道有6次。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海河，南至淮河，有时还越过淮河而南，影响苏北地区，纵横25万平方千米。如此频繁、如此大范围的灾害对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更难一一说清。但是另一方面，黄河下游曾经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舞台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也对黄河的变迁起着直接的作用。由于黄淮海平原到处都受过黄河水沙的洪流和淤淀，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地理面貌也已发生过巨大的变迁。

01

筑堤前的泛滥漫流

关于黄河下游河道经流的具体记载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山海经·山经》和《汉书·地理志》，大致反映了战国或更早的春秋时期的形势，再以前的情况就无法通过文献资料来复原了。但是如果注意一下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成果，就不难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论是新石器时代或是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在河北平原（包括今豫北、冀南、冀中、鲁西北）的中部都存在着一片极为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既无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

《山海经笺疏》（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清]郝懿行 撰 栾保群 点校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为限，在山东丘陵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商周时代的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在太行山东麓东至今河北雄县、广宗、曲周一线，在山东丘陵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春秋时代，邯郸以南太行山以东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东部的城邑已相距不过七八十千米；但在邯郸以北，平原东西部城邑的分布仍然没有超过商周时代的范围。

这是由于黄河流经河北平原时，没有堤防约束，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每隔一段时间又免不了要发生改道。这类泛滥和改道非常频繁，因此在其波及范围内，人类不可能长期定居，形成了这样一片空白区。这就说明，即使在战国以前的数千年间，黄河下游河道也已经改变了不知多少次，之所以没有留下记载，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改道的波及范围还是无人区，周围也都还人烟稀少，所以没有对人类生存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自然也就不会被人们重视而加以记载。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致成书于战国后期，记载了黄河下游的流向。《山海经》中有一篇《山经》，成书时间比《禹贡》稍晚，它并没有关于黄河下游流经的具体叙述，但其中的《北山经·北次三经》中却记录了不少黄河的支流。将这些支流注入黄河的地点连接起来，就能一定程度上复原出当时黄河下游的河道所经。《禹贡》河和《山经》河都是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开始的，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又东北经魏县东、曲周县东北、广宗县东，至深县南分道：《禹贡》河折东经武邑县北、青高县西南，又东北至今天津市东南入渤海；《山经》河自今深州市南北流至蠡县南，折东北至霸州市南，东流至天津市区南部入渤海。这两部著作是战国时的，但记载的河道却反映了战国前的情况。这显然是由于这两条河道的存在离当时还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而且这两条河道的局部依然由其他河流在使用。这两条河道并不是数千年间仅有的，只是其中比较经常流经的、主要的而已。有时黄河下游还同时并用多股河道，局部的多条河道并存就更多了。

《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

《汉书·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卷，写成于公元1世纪后期。它所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就是西汉时见存的，但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已形成了的。也就是说，除了《禹贡》河和《山经》河，战国以前黄河有时也使用这一条河道。这条河道在宿胥口以上与前两条相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自长寿津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折北至东光县西，又折东北至黄骅市东入渤海。但在筑堤以前，这也只是黄河主要河道中的一条。

02

战国筑堤，首次改道

在黄河下游两岸较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大致是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完成的，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频繁改道的局面，固定在《汉书·地理志》的河道了。这可以看作为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的改道，也是第一次人工改道。

河道经堤防固定以后，加快了泥沙的堆积，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西汉前期开始，出现了频繁的漫溢决口。西汉期间，见于记载的决溢有11次，其中10次都发生在今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一带，最严重的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洪水东南注入巨野泽，由泗水流入淮水（淮河）入海。这是见于记载的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当时任丞相的田蚡的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在河道北边，河水向南决口使他的封邑不再受到威胁，对他有利，所以他一直阻挠堵口。结果洪水泛滥于16个郡，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才将决口堵住。以后，在今河北大名县以下又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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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改道，长期稳定

王莽始建国三年（11），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下决口，向东泛滥至好几个郡。但因王莽的祖坟在元城，河水决向东流使元城更加安全，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听任水灾延续了近60年，造成黄河第二次重大的改道。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间，才在王景主持下，动用数十万民工进行治理，固定了一条新河道。这条新河大致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分出故道，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山东阳谷县西与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县入渤海。

新河道比较顺直，长度比原来缩短，更主要的，中游的泥沙来源有了显著减少，所以在形成以后的近600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见于记载的发生在下游的决口泛滥仅4次，灾情也不严重。

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黄河下游的决溢次数又开始增加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频繁，地点也越来越集中。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共决溢12次。从10世纪初至11世纪40年代的140年间，决溢95次，主要集中在今河南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治所在今滑县旧滑城）河段。这一河段河道狭窄，滑州（治所在今滑县旧滑城）两岸土质疏松，河岸容易崩溃。到唐末五代时河床已经淤高，割据政权在混战中又常常人为扒开河堤，以水代兵，造成这一段河堤残破不全，一遇洪水就容易溃堤成灾。如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曹、单、濮、邺等州，洪水积蓄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大为著名的梁山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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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改道，北流入海

北宋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县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市入海，形成宋代黄河的北派。这是宋代黄河北流由渤海湾入海的开始，也是黄河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改道。嘉祐五年（1060），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县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流经西汉的一段故道，以下循西汉的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称为二股河，是宋代黄河的东派。在这以后至北宋灭亡的近70年间，黄河有时北流，有时东流，有时两派并行，还有时向东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黄河下游的变迁极其紊乱。

《宋史》 （二十四史繁体竖排）（全四十册），[元]脱脱等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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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改道，夺泗入淮

南宋建炎二年（1128）冬，宋人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以上的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人为决河，新道东流经李固渡，又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又经鄄县、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水入淮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县、滑县与滑县南旧滑县城之间的故道，不再东北流向渤海，而是以东南流向泗水、淮水为主要趋向。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道。

原来黄河从浚、滑之间东北流后，西面有太行山，东南有山东丘陵的约束，只能在河北平原上摆动。现在在滑县以上就改了道，不再受到这样的控制。下游的河道就折向东或折向南，在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摆动了。黄河干流的摆动趋势是越来越向东南，决口的地点也越来越向上（西）移动。决口开始在今山东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河道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以后决口逐渐西移至今河南汲县、原阳东部和延津一带，河道已流至开封府境内。到元朝初年，黄河已经改由虞城（今河南虞城县北）、砀山（今安徽砀山县）二县南，东经萧县（今县东北）至徐州入泗水了。而且除了干流外，黄河还分出几股岔道来，同时并存，迭为主次，但都注入泗水，又由泗水汇入淮河，以淮河下游河道为入海口。

发生这样的变化有自然方面的原因，这是由于河道进入豫东北和鲁西南后，都在平原漫流，河床变得又宽又浅，很容易变化。两岸虽然也筑有堤防，却都是沙土构成，洪水一冲就垮。但人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属于金朝，但接近南宋，金朝害怕大规模堵塞决口、修筑堤防的劳役会引起百姓不满，让宋人有机可乘。而且金宋之间最初缔结和约曾规定双方以黄河为界，河道不断南移，金朝占有的疆域就越扩大，所以金方故意不固定河道，听任多股分流的局面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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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改道，夺颍入淮

1232年，蒙古军围攻金的归德（今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南），在归德凤池口（今商丘市睢阳区西北22里）决开河堤，河水夺濉河入泗水，这是黄河第一次走濉河。1234年，宋军进入开封，蒙古军南下，在城北20余里的寸金淀决黄河淹宋军，河水由此南流，夺涡河入淮河，这也是历史上黄河第一次走涡河。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分为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地，由徐州入泗河；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河而入淮河；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河而入淮河。这是黄河在历史上的第五次重大改道。至此，黄河已经在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西缘的整个华北平原上绕了一圈。

至正四年（1344），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向北决口，淹没了豫东、鲁西南各地。到至正十一年，由贾鲁主持治河工程。他坚决主张堵塞北流，让黄河向东南走由泗河入淮河的故道。最后修复的这条河道被称为贾鲁河，大致是经今河南封丘南、开封北，又经东明、兰考之间，又经今鲁豫交界处，又经商丘北、虞城南、夏邑、砀山之间，再东经萧县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河。

至正二十六年（1366）后，黄河的干流又向北移，流入今山东境内。明洪武元年（1368），黄河在曹州双河口（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双河集）决口，东流至鱼台县境内。但从洪武八年至二十四年，黄河干流又向南摆，恢复了贾鲁河的故道，并不时向南决入颍河、涡河等水而汇入淮河。

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原武黑洋山（今河南原阳县西北）决口，折而东南流，经开封城北五里，折南经陈州（今淮阳县）后循颍河入淮，被称为“大黄河”；原来的贾鲁河因水量减少，被称为“小黄河”。此后直到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黄河的河道仍然频繁地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主流，变化非常紊乱。另外由于人为的因素，河道逐渐向单股流入淮河的趋势过渡。

明代永乐以后迁都北京，每年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由南方输送大批粮食和物资。明朝的皇陵（明太祖父母陵墓）在凤阳，祖陵（明太祖祖先陵墓）在泗州（今江苏泗洪县境，已沦入洪泽湖）。因此在治河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保证南北大运河的畅通，二是保护皇陵和祖陵的安全。当时徐州至淮阴的黄河就是运河的一段，所以如果徐州以上的黄河向南决口，夺涡河、颍河入淮，这一段运河就会缺乏水源；同时因黄河南流入淮，又使淮河水量骤增而下泄不畅，引起决溢，威胁二陵的安全。但如果黄河向北决口，就会夺汶水由大清河入海，大清河以北以汶水为水源的会通河（运河的一段）北段将有断流的危险。

凤阳明皇陵

因此当时最理想的河道是由金乡、鱼台一带汇入运河，这样就既接济了缺水的山东运河南段，又保证了徐州以下河道的流量。正因为如此，永乐九年（1411）曾人工恢复了一条决黄河水入泗水的河道，以后也曾多次想引黄河水回到这条故道。由于治河的主要目的在接济运河，对黄河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所以在开封一带的决口仍然很多，终于酝成更大的决口。

弘治二年（1489），黄河在原武至开封南北多处决口，黄河分成南北几段。全河流量的十分之七由决口北流，十分之三由决口南流。到第二年开始，黄河下游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汴河、涡河、颍河三道，而以汴道为干流。经过弘治三年和七年两次大规模的治理，下游河道的险工段由开封一带移到了黄陵冈曹县段，特别是曹县境内。北决是当时河道变迁的主要倾向，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口也不断北移。总之，南北交替决口，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成为这一阶段河患的主要特点。

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后，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以后经过潘季驯的治理，河道大致固定在今天的地图上还能见到的淤黄河一线。尽管有时还有决口及改道，但不久就恢复故道。由于河道固定，泥沙开始堆积，干流的大部分河段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平线的“悬河”。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首都，保持运河的畅通依然是清政府治河的主要目的。所以明清两代对河南、山东河段的治理着重于固定河道，不断修筑和加固堤防。尽管决口仍时有发生，但一般不久就被堵塞。明朝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是人为的决河。崇祯十五年（1642）开封城被李自成起义军包围，明朝方面企图引黄河水淹李自成军，在城北扒开河堤，结果开封城被淹，洪水由涡河入淮，造成极大的灾难。清初黄河回复到故道，开始时在阳武、封丘、祥符、陈留一带仍有多次决溢，但从17世纪中叶起，河南境内的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持续了约一个世纪，这可能与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有关。

从乾隆中期开始，河南境内的河道又逐渐淤高。二十六年（1761）的一次特大洪水，造成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地15处同时决口，大溜（主要一股水流）自中牟直冲贾鲁河。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在武陟马营坝决口，造成以下河段普遍淤滩。如原武、阳武一带原来河堤和堤外滩地的高差有一丈八尺，决口后减少到八九尺，这当然会大大降低堤防的防洪能力。加上进入19世纪以后河堤又长期不修，两岸的决口就更加频繁。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在中牟九堡决口，正溜从今贾鲁河入颍河，旁溜（次要一支水流）从涡河水道注入淮河，豫东南、皖北大面积受灾，是中国近代史上黄河最大的一次水灾。

山东河段的变化就更大了。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的四五十年间，曹县以下的黄河、运河交汇口不断移动，又经常分成散流冲入运河。如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在曹县新集（今河南商丘市北30里）决口，分成秦沟、浊河等六股，在沛县至徐州之间决入运河；另一股在砀山县东又分成五股，至徐州注入运河。北面的六股以后并成了秦沟一股，但另外又有一股从丰县决出，分成13支流入运河和昭阳湖地区。到万历五年（1577），黄河在秦沟以上的崔家口（今安徽砀山县东北）决口后改走今地图上的废黄河至徐州入运河，以后河道基本固定，水患有所减轻。

徐州至淮阴段原来变化较小，决溢不多，但到明嘉靖以后成了下游决口集中的一段。如万历初年，桃源（今江苏泗阳县）上下就有崔镇等大小决口19处。所以到隆庆年间（1567—1572），这一段已经成为河工的关键，万历初潘季驯治河时也以此为重点，结果使这段河道在今地图上废黄河一线固定了下来。

今天的江苏淮安市是当时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口，又称清口。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淤积，清口淤塞日益严重，到万历时已只剩云梯关一道入海了。而在海潮顶托下，河口形成积沙，不断向海中延伸。从清初以后，下游河道决溢的重点有下移趋势，所以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靳辅就将治河的重点放在清口以下的河段。经过这次治理，大量泥沙排出海口，但河口泥沙依然不断堆积，河口向海中继续延伸，河道的坡降越来越小，这就加速了河口以上河身的淤积。

清嘉庆、道光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已经淤废至相当严重的程度，就是一般洪水都会普遍漫滩，稍不注意就发生决口。在乾隆年间，洪泽湖可以积蓄淮河的清水，使水面高出黄河水面七八尺或一丈余，能起到冲刷黄河泥沙的作用。但在黄河河床被迅速淤高后，嘉庆元年（1796）经过测量，才知道黄河底已比洪泽湖底高一丈至一丈六尺。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新的大改道就不可避免了。

06

六次改道，复归渤海

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了封丘、祥符等县，又向东漫流于兰阳、仪封、考城、长垣县后，分成二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河；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雷家庄后又分为二支，都向东北流至张秋镇，三支会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最后由利津牡蛎口入渤海。从曹州流出的那一股三四年后就淤塞了，后一股就成了黄河的正流。从此黄河结束由淮河入海700多年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这就是黄河历史第六次重大的改道。

决口发生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军据有长江流域，捻军活跃于江淮之间，清政府忙于镇压，顾不得黄河水灾。朝廷内部在将黄河挽回徐淮故道，还是任其从山东入海这一点上争论不休，这种局面就存在下去了。决口后的20年内，水流在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以南，今曹县、砀山一线以北、运河以西的三角冲积扇内漫流，没有固定的河道，洪水暴涨时就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到处决口。民间只能沿河修筑民埝以维护局部的安全，这为后来堤防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同治十二年（1873），南流北流之争还未结束。山东巡抚丁宝桢因山东受害最大，仍要求恢复徐淮故道，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决口已近20年，口门宽至10里，已无财力人力将黄河挽回故道。由于实际上已不可能复流，于是只能在民埝基础上筑堤。光绪元年（1875）开始在南岸筑堤，第二年菏泽贾庄工程完成后，河水就全部由大清河入海了，这就基本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

新河道形成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决口改道：一次是在1933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后，上游的蹬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200多千米内决口达52处，灾情严重。另一次完全是人为因素，1938年6月初，蒋介石为了利用洪水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西进，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大堤，黄河向东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洪水沿淮河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汇入长江。这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千米，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后果极其惨重。

黄泛区航拍照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黄河归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顾全大局，照顾黄泛区人民的利益，说服动员已在故道河床内居住的40万居民迁出，并自1946年4月起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在“先行复堤，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堵口合龙”的条件下，同意河归故道。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黄河复归故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同样经历了多次洪水和特大洪水，黄河再也没有发生决溢改道。

（本文摘自《黄河与中华文明》）

一本书读懂黄河的历史与现在，

权威学者倾力呈现全面而真实的中华民族母亲河

《黄河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4702-5

65.00元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那么，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呢？她和中华民族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孕育出辉煌的文明，她的独特面貌是如何形成的，又应该如何治理呢？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葛剑雄先生撰写《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即讨论、阐述了这些问题。葛剑雄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历史地理领域的一流专家，他师承谭其骧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河流文化领域。本书开首之“引言”部分，即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理论角度为黄河治理以及黄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以下八章，首先梳理黄河地理全貌，随后从黄河如何孕育中华文明、古人对黄河的考察与认识、黄河为何浑浊而容易泛滥、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如何治理黄河等各方面娓娓道来，梳理黄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最后展望新形势下的黄河发展，指出新的黄河文明的创建不仅是美好的愿望，而且有坚实的基础，期待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黄河儿女不断创建新的文明，黄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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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葛剑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的河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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