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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状元”郭方:我这人胸无大志,就是凭爱好活着

王维佳

2014-06-07 14:25 来自 澎湃人物
郭方是恢复高考后北京的第一个文科状元。

       37年前,郭方成为恢复高考后北京的第一个文科状元。
       成为状元前,他是下乡的知青,去过北大荒、内蒙古和山西,在无书可看的情况下,靠记忆把看过的书写下来;成为状元后,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昨日,澎湃记者专访了这位“老状元”。
       澎湃:会不会因为您是高考状元,大家特别关注您?
       郭方:没有,从来没人关注过我。就是你们这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关注。其他没有什么人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考上北大、硕士、博士,拿到牛津会员,周围人根本不会有什么反应。按现在一般价值观,我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从小到现在做这些事,绝不是为得到别人表扬或者崇拜,从来没哪一个老师或者家长表扬过一句,现在周围人也没有说我了不得。我认为做一个爱好、一个事业就是自己的事,跟别人关系不大。别人也这么认为,我周围人也这么认为。
       还有人觉得我不怎么样,说“你这书呆子”“百无一用”。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实际的,书呆子对他们来书就是百无一用,更不关注。现在还好,只是不关注,最起码不整你、不批判你。我还是被打过几回“反动学生”的。我当然没什么反动行为,就因为看书基本上就算思想反动。
       澎湃:考上状元,您有没有专门复习?
       郭方:基本没有复习。当时家里事情很多。我从小生活上学在北京。1968年,我上高二,下乡去了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内蒙古和山西。1977年,因为父亲病重,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我回到北京。过了25天,我就参加了高考。
       澎湃:那您觉得您为什么能考上状元?
       郭方:在内蒙古下乡的时候,我主要做民办代课老师。那时候,学生不怎么学了,但是我要认真地教,要靠教书锻炼自己。语文、数学……哪门课我都教过,代课老师嘛,缺什么就要教什么。初中、高中我教过,小学我也教过。
       虽然学生不听,但认真备课、讲课对自己是收获。后来之所以我能考得比较好,和这个有关。我当时想哪怕一个学生不听,我自己倒可以复习一遍。后来证明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我上北大的时候,我教的内蒙古的学生也有三四个,和我一起进北大,有英语系的,也有数学系的。
       澎湃:当时学校发备课资料吗?
       郭方:那时候哪有什么备课资料?就靠我在北京上中学积累下来的“老本钱”,把自己当初学过和看过的东西写下来。后来我有意识地多教英语,尼克松访华以后才可以教英语,以前没有英语课。之前,我教过语文课、数学课、历史地理课,高中数理化我也都教过,所以考试我没问题。
       澎湃:您把看过的书写下来?
       郭方:当时,靠回忆我把看过的书记到纸条和小本子上,然后藏起来。有时候风声紧,还得销毁。现在我还留着一些,那种小本子比巴掌还小,得用很小的小本子,要不然没地儿藏。记的内容有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一边背一边记。
       还有就是在内蒙古的时候,听英语广播,我把听的东西用英文记下来。我听的英语广播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教学节目,就是《美国之音》,算偷听敌台。在北大荒也偷听过敌台,那里苏联台比较多。内蒙古比较僻静,听《美国之音》问题不大,当然得用耳塞机,放出声来那是不行的。
       下乡没有什么书看,我和我同学还因为捡两本旧书被批斗过。像我们这些人,没有价值的故事太多了。最近下乡的回忆录写得够多了。
       澎湃:在下乡时您还干些什么?
       郭方:我这辈子经历,在北大荒和内蒙古,什么工作都干过。当时家庭情况也很惨,对我来讲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挺费劲的。去北大荒发的工资还可以,但是生活不行。那阵是备战期间,管得也很严。我下乡的地方离珍宝岛只有200里地,我还跑到那儿支援过前线,这就算上最前线了。在北大荒,200里地基本就算挨着。
       澎湃:下乡对您后来的人生影响大吗?
       郭方:下乡至少让我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懂得怎么生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没下过乡,你不知道基本怎么生存,生存的压力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光是物质上苦,当时环境是很险恶的,这个我不多讲了。不光基本生活成问题,政治环境也很险恶。在农村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农奴?什么叫奴隶?什么叫压迫?什么叫恶霸?下过乡,你就会有亲身体会。
       第二,在生存中追求精神提高的体会。在那种环境中,一个人怎样做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事,没人拿你当人。就是要在精神上提高自己。自己怎么提高、完善自己,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不是一个空话。
       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我小时候不明白,那不是容易的事儿。小时候看过的许多书,到下乡的时候就都明白了。
       澎湃:继续聊您高考的事儿。当时哪门考试对您来说最难?
       郭方:当时我总共考了5门,语文、数学、政治、英语,还有历史地理算一门。
       政治最难,估计我拉分也拉在政治上。政治没有复习资料,所以最难答,谁知道怎么答?英语最容易,不要求考。我说我想考,给我加一门吧,结果15分钟做完了。当时数学也很容易,考试用不了一半时间就答完了,比起语文和历史都要容易。
       澎湃:感觉您是轻松拿下状元。
       郭方:除了下乡当代课老师的经历,我上的中学也是不错的,北师大附中。当时教我们的都是名师,建国前就很有名,所以我听课印象很深。另外,我很爱看课外书,无论文学、历史、外文,还是数理化,都爱看。我小时候文艺体育都不算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
       我看书比较杂,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看古文书,比如古诗词。另外,我还爱看外文书。虽然当时外文懂得不多,主要靠自学,看的一般都是比较老的旧书。现在还是爱看古文书和外文书。
       澎湃:给我们讲讲您的中学吧?
       郭方:我的初中和高中分别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中。老师教课也好,学生学习也好,第一有兴趣,第二很活跃,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不是应试教育。现在有些不好。那阵学生对学习都有很大兴趣,当然有的偏向文科,有的偏向理科,有的偏向工科,都觉得课本不够,找课外书看。
       我当时就觉得语文课本、数学课本、英语课本里面东西都太少了,于是就找课外书看。看了课外的东西之后,课内的东西就更容易了。所以我不是特别用功,但考试从来不是问题。这种情况,我的同学里也有很多。跟现在学习风气不太一样,当然我说的是少数学习比较好的学生,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个别现象。
       当时主要时间就是看书,也没什么钱买书,主要就是趴书店、趴书摊、趴图书馆,能买就买,不能买就抄。我上北大后,很多旧书店的老店员都认识我。他们问我怎么好几年没见你了,我说前几年下乡了。我现在也爱逛旧书店。
       文言的东西对我不成问题。当时没有现在学外语的条件,但是英文看得多了,起码眼熟,阅读对我问题也不大,当然比起现在听说就差了,那时没条件。
       澎湃:您上中学时高考压力大吗?
       郭方:我那时高考压力也有,但那时候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和现在不一样。学生学习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不像现在算计得那么清楚。那阵生活条件都艰苦。
       在北师大附中,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有学生起来到路边拿着一本书自己看、自己背、自己念,不需要嘱咐,都靠自己。晚上在路灯底下看书的也有。这些都不是学校和家长强迫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喜欢学习,也有压力。那时候考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是统考,当然有压力。我想您是个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候生活环境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候当学生,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是非常厉害的,政治任务也很多,比如夹道欢迎、民兵训练、示威游行,要占很多时间。
       学习是自己加压,学校不敢给学生加压。学校要是加压,号召学习,学校领导是要挨批评的。老师也不敢说。那就自己给自己加压。即使不太爱学习的学生也知道要中考、高考。老师和学校不敢强迫你,否则就成修正主义分子了。
       在重点中学,自己给自己加压的学生比较多,重点中学的学生还是希望考大学。非重点中学的学生,我估计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也不一定非要考大学,更何况到我上中学的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成“臭老九”了。
       澎湃:您为什么后来报考北大历史系?
       郭方:学经济和法律,那时候都有保密要求。我对经济和法律知道得也不多。学哲学的政治要求也很高。我看学历史的政治要求最低,我就选历史了,正好我又爱好历史。我这人胸无大志,就是凭爱好活着,没什么大志向。
       澎湃:当年北大的氛围怎么样?
       郭方:北大也是“文革”重灾区,我去的时候正是百废待兴。但是,那时候学生学习的劲头很足,不像现在。许多学生夜里在路灯下学习,有讲座就听。北大当时比较活跃,许多老师有讲座,甚至还有老师和老师之间的辩论会,也邀请学生参加。
       澎湃:在北大,像您一样爱看书的人多吗?
       郭方:当时像我这样的学生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还是有一批的。就是比较志同道合的几个同学一块儿看书呗,说“这书不错!”,相互交流交流、讨论讨论。放到现在,就是所谓兴趣相投。目的性和功利性不是那么强。
       但不是大多数人爱看书,那时还批修正主义苗子,一般风气不鼓励学习读书。我们那时都是“地下工作”,有看书爱好的人被认为是落后分子,甚至有可能思想反动。看书这种事情并不是知道的人很多的,看书得偷着来,不能张扬。交流也得找特别爱看书人的同学,不能宣扬“我看了什么”“我懂了什么”。所以,不是特别熟的同学不知道我们有看书这种爱好。
       澎湃:您本科毕业以后没想过要工作吗
       郭方:既然爱好学问,就得学到底。学完本科还是不够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念硕士、博士。说老实话,等你搞到一个专业的时候,你能搞海滩上一粒沙子,一粒沙子就够你搞一辈子了。当然研究历史也得看看海景、沙景。对海景、沙景不了解,你这一粒沙子也研究不好。
       澎湃:您为什么选择英国史作为研究方向?
       郭方:我对英国史比较感兴趣,因为学英语我对英国了解比较多,不管是风土人情,还是莎士比亚、狄更斯这些文学大家,所以我就选了英国史。后来我到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拜了几个老师,现在也还有联系。
       澎湃:去牛津会觉得跟不上吗?
       郭方:努点力还跟得上,那阵虽然岁数比较大了,但毕竟还不到40岁。所以听了课,努点力,还勉勉强强吧。我在国内受得教育比较好,老师都是留过美的,上过燕大的,对英美史学的路数比较熟悉。我的老师不是很有名,但是资格都很老,教我的老师基本都是老燕京的。
       澎湃: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高考对您人生改变大吗?
       郭方:非常大。这个“非常大”不是说一步登天。我也不愿意诉苦,那就没意思了。我如果不高考,可能就活不下去,没地方找工作嘛。三十岁了没法找工作。高考以后我起码有一份工作,而且是比较喜欢的工作。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概念,一没有当官,二没有发财,还是老百姓一个,周围的人也没有特别看得起我。从低层次讲,就是有饭吃了。对于低层老百姓来讲,尤其之前十年被斗抄赶抓的,能找一份工作有饭吃,不那么容易。许多人误以为那个时代有饭吃,其实不是的。
       从高层次讲,我终于干上我感兴趣、爱好的事业了。我这人不太在乎有什么名,有什么利,我这一辈子也从来争不上名,争不上利,没那个本事,感兴趣就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评价我。倒不是说我多清高,已经锻炼出来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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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郭方,高考状元录入编辑:徐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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