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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书︱清末的田赋到底有多重?

邹怡

2014-06-24 15:51 来自 私家历史
清末的田赋到底有多重?
       [美]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田赋沉重,民不聊生,是对历代王朝末年乱象最为常见的描述,清末自不例外。但因为税负承担者总期望税收的减轻,所以,何谓沉重?要将这一点讲明白,便不能仅停留于直观感受,而应进行缜密的财政分析,方能下一公允的判断。王业键的《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在梳理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剖析了清代田赋额度和税率的设定机制后指出:国家固定田赋,而以灵活的附加税来满足地方财政需求,是为清代财政运行的重要特色。结合物价变动,作者认为,清末的田赋并非日趋沉重。田赋固定,附加税权柄下落,令中央未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反而丧失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是清末动乱更为深层的原因。
洞悉中国历史人口问题的一把钥匙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1月。
       庞大的中国人口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消费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诸多中国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如何养活如此巨量的人口,以及如何发挥这一巨大人群的生产力。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自然不容忽视,然而,对于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陷阱重重,最大的困难并非缺乏数据,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历史人口数据自有其制度涵义,绝非现代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便是一部廓清中国明清人口数据制度涵义的奠基著作,该书同时对近世中国人口巨大增长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解释,个中分析理路,对理解中国人口问题极具启发意义。
       
中古时代的“理性”框架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月。
       阴阳灾异、星占气象,对当代的普通人而言,多是无稽鬼魅的迷信之谈。甚而至于,大部分史学研究者在读到有关谶纬术数、形法堪舆的文字时,亦难解其理,只能视而不见,或谓其穿凿附会。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貌似荒诞的内容,大量收录于严肃的正史典章之中,故于古人而言,它们是重要的行事指南,绝非“迷信”一语可蔽之,此一判语乃今人自恃科学理性所下。孙英刚的新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独辟蹊径,便放下了今人面对古代知识时的傲慢态度,从古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示了谶纬、术数知识在中古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些知识在政治变迁中穿插出入,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不啻为中古时代的“理性”框架。
       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而天命的证明,有赖于谶纬、术数。精研这些知识,旨在究明天人之际。当权的政治集团,自然对此不遗余力。在揭竿而起或是群雄逐鹿的政治动荡中,谶纬、术数更是论证合法、塑造正统、获得民心的重要工具。短短一句“帝出乎震”,在魏晋南北朝和武则天时代,便被多次用作指示正统的预言。而有意思的是,模糊的谶语,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又不得不顺应政治角力的格局,出现多歧的解释,于是,又引出了多种解释体系的竞逐。政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儒、释、道和谶纬之中,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解释。而各种解释体系,为提升自己的适应性,亦吸收内化来自其他解释体系的知识。这一竞争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精英阶层,还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精英所选择的政治合法性解释,最终还需在大众的知识体系中得到认可方能成立。
       这段故事,勾连起惊心动魄的政治变迁,孙英刚的新著摒弃今人的“理性”框架,终将这段历史自貌似荒诞的史料中剔抉而出。这,才是古人直面的时代、秉持的“理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教授)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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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天赋,人口,谶纬,迷信录入编辑:钱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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