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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陨落150年︱1856:成也杨秀清,败也杨秀清

陶短房

2014-07-15 23:16 来自 私家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上,1856年是个独特而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是大清咸丰六年,也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大清和太平天国这势不两立的内战双方,正如远在英国、一个叫卡尔•马克思、对远东风土文化和地缘政治一窍不通的德国侨民一系列有关中国内战文章中难得有道理的一句——看来北京的咸丰和南京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彻底伤害对方。
       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清朝新崛起的湘军在长江中游势如破竹的攻势,已因前一年在九江、湖口的失利而归于徒劳无功,湘军被分割在湖北、江西两个战场,和当面的敌人进行互有胜负的拉锯战;长江下游方向,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几万清军牢牢包围着太平军的根本重地——天京、镇江和瓜洲,却一时半会找不到攻破坚城的手段(也并没有攻破坚城的士气和准备)。
       由于上海小刀会的失败,和广州的解围,清朝度过了最艰难的财政危机,几处口岸的海关收入和购买的西洋军火,可源源接济各战场。而太平军水师在此前两年间损失殆尽,一度拥有的“制江权”拱手让人,宁-镇-瓜核心区的补给线开始出现问题。但皖北的巩固,和石达开在江西一举攻克八府四十二州县的胜利,又让中立的观察家们不敢小觑这个“苦力王的朝廷”。
       根本重地的被围,让太平军在这一年年初不再高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暂时放弃了“扫北”攻打北京的打算,而清廷的隐忧,则在于西南各省的反清势力此起彼伏,而曾帮他们解了广州之围的英国人,还有法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似乎正心怀叵测——更要命的是,上至咸丰,下至被当作“夷务专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都不太明白“洋鬼子”究竟要做什么,“入城(进入广州城)”、“进京换约”等奇怪要求的背后,究竟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因此,在弄清这一祸心之前,清廷尚不敢放手集中兵力去剿灭“长毛”,北方僧格林沁、胜保等部精锐固然把精力用于“拱卫京畿”,南方那些装备相对精良、又刚刚在对抗“红军”(天地会)的血战中积累丰富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也不敢随便抽调北上。
       如果没有意外,这一年本该是平稳的一年,内战双方均势已成,谁也无力轻易打破。
       但一个意外的因素,却在一年间两次打破了这个看似牢固的战略平衡局面。
       这个意外因素,就是实际执掌太平天国军政实权的杨秀清。
1856年的太平天国先因杨秀清之兴而趋于极盛,再因杨秀清之亡而陷入危局。

第一次打破平衡:杨秀清的战略
       如前所述,1856年初,太平军的战场形势并不容乐观。
       宁镇瓜战场,尽管江南、江北大营暮气沉沉,毕竟在水师的帮助下对三镇形成合围之势,且三镇之间的相互联络,也因“红单船”(广东大型商船,在当时是一种优秀战船)水师的到来,而被切割开;长江中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座重镇虽然牢牢控制在手中,却因对面强敌不退,而无法回顾天京根本。至于江西,石达开部虽然处处得势,但刚刚拿下偌大地盘,又扩充了数倍的兵力(其中还包括成建制投入、保持相当独立性的天地会武装——“花旗”三四万人),也需要有个整顿、消化的时间。
       应该说,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来,杨秀清这个太平军实际上的统帅,在军事指导上犯过许多错误。最致命的错误,是贸然派出最精锐的两万人马“扫北”,其次则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战线拉得过长,导致了1853—1856年初各战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形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而稳定的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杨秀清并非真的能让“天父下凡”附身于己,更不是如部下的马屁作品《天情道理书》中所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在这一年,他似乎比他的对手们更早、更快地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变战略平衡的那支机动部队。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五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此时都已升至太平军“佐将”中较高的级别——六官丞相(仅次于王和侯),所率领部队老兵和基层军官较多,本就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
       那么,将这样一块决定性砝码投向哪里?
       其实清军早已注意到这支人数超过两万、集中了众多新生代“贼首”的大军,并猜测这支大军的去向,最大可能是用于收复不久前被清方攻下的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其次,则可能被抽调去增援被湘军胡林翼部围困的武昌,因为此前太平军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从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规用兵的套路,及杨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杨秀清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赞叹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具备了更敏锐的战略头脑和眼光。
       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这支人马的五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三丞相一检点)和扫北援军(三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燕王改称,级别高于侯爵)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湖口之战有石达开、胡以晄等大人物在,但那次是各方向军队或败退、或驰援的“巧遇”,而非有组织地集中兵力)。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江南大营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江北大营经此一败便形同瓦解,几年都未曾恢复元气。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此时杨秀清似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秦日纲部太平军则分成江南、江北两路,江南由周胜坤守仓头清军旧营,江北是主力,沿江东进,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六天,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和吴如孝汇合;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十天休整。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三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这就缠住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张国梁部。孝陵卫的向荣本部固然空虚,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则更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几乎全歼了这支曾消灭小刀会的清军人马,于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的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四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而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杨秀清显然胸有成竹——到了击溃江南大营的时候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四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败,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同时让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此时清廷一片恐慌,咸丰前脚因江南大营战败,发出将向荣撤职查办的诏谕,后脚又因向荣“以身殉职”,赶紧发出开复处分、从优议恤,并手忙脚乱地拆东墙补西墙,惟恐太平军乘胜夺取东南。上海、香港的外国人则纷纷预言,中国内战胜负已分,太平军将很快夺取江浙,并随即再次北上,清廷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战略平衡似乎再度被打破——这次同样是因为杨秀清。
 太平军 

天京事变:战略平衡的逆转
       就在连清方都认为,太平军将轻松攻下江浙,席卷长江中下游之际,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的太平军竟放弃攻势,江西、湖北战场上的各路太平军也纷纷去向不明。
       这是为什么?
       有个叫强汝询的文人在《金坛见闻记》中声称,是金坛人殊死作战,击毙了秦日纲,才导致本已逆转的战略格局被颠覆过来。不过这位强汝询在1856年仅是个幼儿,且根本不在金坛城内,这部成书于十几年后的著作,主旨是吹捧所谓“金坛官绅”,向清廷索讨“政治待遇”。如今人们都已知道,太平军在丹阳只是小挫,在金坛则是连小挫都算不上,秦日纲也根本没有战死在金坛。
       真相只有一个:杨秀清死了,死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
       关于天京事变,各方的记载出入很大: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三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8月22日逼封,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岁(实岁十二),《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它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并没有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纪录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即杨秀清被杀前十八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认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的。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二十七口、“伪王娘五十四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役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随即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韦昌辉,在石达开“靖难”压力下处死秦日纲和陈承镕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连发生。
       可以说,1856年是杨秀清个人生涯的顶峰,也是他生命的终点。由于太平天国的成败,过多系于他一人身上,因此这个“苦力王国家”才在短短八个多月里,先因杨秀清之兴而趋于极盛,再因杨秀清之亡而陷入危局。尽管在诸多因素作用下,太平天国的国祚又延续了八年之久,但它和清廷的生死存亡之争,天平已然决定性地偏向后者一边,且再也没有矫正的机会。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杨秀清,洪秀全,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录入编辑:饶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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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历史问题,成王败寇不过于此,胜利者书写历史也似乎是“理所当然”。教科书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官方评价是“清朝后期的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但是随着很多学者越来越深入的研究,150年后的今天,在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纵深里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局者迷,也许只有当我们越来越远离那个时代时,我们才能在宏达的历史叙述中发现一些我们不曾注意的细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也会越发的模糊了,要辩伪存真何其难?
认同太平天国运动的人祭出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棒,但是在这里我想说说另一种声音。我们老祖宗不是说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吗?近代史学者马勇给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中庸”的看法--太平天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我们需要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他指出在两千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永远也没有过时。
而太平天国的主要问题在于:一,它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政治思想依然愚昧落后。二,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定都南京后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三,它是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看看天父,天王们在那时候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太平天国,是为了以史为鉴,既然是鉴,多种声音没什么坏处。
2014-07-16 08:41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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