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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读︱罗志田论陈独秀:他永远是他自己

罗志田

2014-07-15 20:01 来自 私家历史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中国社会,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二十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二十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几乎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时,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在那“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
       所谓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以黑暗对付黑暗,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那句“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陈独秀书法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能说凄凉者,就未必多凄凉。面具既除,轻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是陈氏真正的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       

       (摘自《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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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陈独秀录入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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