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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观察 | 埃博拉:陌生的死神

陶短房

2014-08-01 15:32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陶短房,本名陶勇,曾长期在非洲定居,目前旅居加拿大。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邀请他以“非洲观察”为题,为我们撰文介绍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动态,此为第二篇。

        2014年年7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马拉松般的紧急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会场内的唇枪舌剑,媒体、网络上的激辩争执,都围绕着自7月8日爆发至今、已造成至少599人死亡的以色列-哈马斯加沙冲突展开,不论持同情哪一方的立场,人们无不对巴以冲突这个死神给平民造成的惨痛伤害感到痛心。
       然而几乎于此同时,另一个陌生的、肆虐时间更长的死神,却悄无声息地在地球另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夺走了更多无辜平民的生命,而国际社会、舆情、网络和公众,对此却冷漠得多,甚至,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死神和这场悲剧的存在。
       这片不幸的天地,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广袤非洲大陆;这些不幸的人,就是缺医少药、卫生条件的非洲人;这个悄无声息的死神叫埃博拉,是一种恶性的、迄今没有任何特效药可应对的出血热类传染病。
       7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召开有11个非洲国家卫生部长、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参加的埃博拉疫情控制大会,会上散发的材料显示,自今年3月至6月底,仅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就出现埃博拉病例750个,死亡人数逾450人,而6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国共发现22例新病例,死亡14人;7月20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的埃博拉警告则指出,上述三国可确认的病例已达近千例,死亡人数已逾600。
       埃博拉这个死神有多可怕?
       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会高烧、肌肉痛、全身无力、上吐下泻,随即出现内外出血不止、器官衰竭甚至溶解的可怕现象。这种病毒可以通过血液、皮肤、排泄物、汗水或性行为交叉感染。
       迄今为止,埃博拉是地球上死亡率最高的瘟疫,历次疫情中死亡率最低的一次也高达53%(1976年,苏丹),死亡率最高的高达100%(1977年,扎伊尔即现在的民主刚果),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埃博拉大规模疫情的死亡率,约在90%左右。
       人们本不应对这个恐怖的死神如此陌生,因为他被人们感知,已是38年前的事了。
       1976年夏,扎伊尔东部埃博拉河附近、扎伊尔亚目布库和苏丹恩扎拉一带,这一恶性传染病疫情首次被一名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尼霍伊·穆硕拉(Nhoy Mushola)大夫记录在案,在这次疫情爆发中,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对痛苦不堪的患者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变成一张纸”,全身溃烂而死。一些冒险抢救的护士也遭到感染,许多人后来也因病去世,医学家经过化验,首次发现了一种凶猛的出血热类病毒,并以埃博拉河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埃博拉病毒。
       自首次发现至今,仅扎伊尔/民主刚果就先后爆发8次大规模埃博拉流行疫情,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迄今流行过埃博拉的区域,北起马里,南到南非,西至几内亚,东至肯尼亚,几乎覆盖了大半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38年过去,埃博拉死神的杀伤力似乎毫无减弱的迹象:穆硕拉所记载的第一次疫情,感染602人,死亡397人,而最新的西非疫情,感染人数、传播速率和死亡率比起38年前的扎伊尔/苏丹疫情,依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和38年间人类文明发展、科学和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速率,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是真的忘了么?
       许多国家的机构早在冷战时期就在静悄悄地研究埃博拉,美国秘密机构曾试图将之作为应对苏联的秘密武器,而同一时期苏联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因为这种秘密研究,苏联至少有一名科学家在不小心接触埃博拉病毒后感染丧命。
       悄悄窥视“死神”的还有一些可怕的组织,如制造骇人听闻“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其教主麻原彰晃就曾在1992年率领数十名教徒亲赴扎伊尔、乌干达,试图获得埃博拉,可以想见,如果东京地铁里被释放的不是沙林毒气,而是被“驯化”的埃博拉病毒,后果将是怎样的。
       娱乐圈似乎也一度记起过这个可怕的死神:1995-1996年,是埃博拉病毒在多媒体时代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传播,当时曾震惊了整个世界,闻风而动的好莱坞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多部和埃博拉有关的大片,如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恐怖地带》(Outbreak),甚至当时已开始走下坡路的香港电影也跟风推出了一些相关作品(最出名的大概是96年王晶那部直接起名《埃博拉病毒》的三级片),但时过境迁,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曾经令人恐怖的镜头——更不用说记得那些真正的、曾经的恐怖了。
美国电影《恐怖地带》(Outbreak)剧照。

       当然,总有一些人和组织,38年来始终不渝地关注、帮助着被“死神”诅咒、被大半个世界遗忘的非洲和非洲人。2000年,一些亲临乌干达埃博拉大疫情救助前线的志愿医生曾大声疾呼,希望整个世界都来关注中非所发生的“另一场大屠杀”,2012年,当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再度爆发,“医生无国界”等组织和志愿者再次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呼吁,不应漠视非洲疫区的灾难,更不应无视埃博拉这个肆虐30多年、人类始终无可奈何的死神。
       然而,投入的不足、关注的不够,导致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尚未能发明哪怕一种可证实对埃博拉有切实预防、抑制或治疗效果的特效药或疫苗,甚至,至今人们还未能确切弄清这种可怕的病毒宿主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曾暗示,某些生存在赤道非洲热带雨林中的类人猿,是向人类传播这种疫病的罪魁祸首,传播方式可能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甚至“非正常亲密接触”,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则一贯认为,传播源是西非热带雨林中诸如果蝠一类的小动物,向人类传播疫情的方式则是饮食——某些非洲部落有食用这类小动物肉干或肉汤的习惯。当然,每次疫情大爆发到足以让国际社会暂时震惊一下时,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故事就会沉渣泛起,最常见的,莫过于“埃博拉是美国(或苏联或某个恐怖组织)秘密制造传播的超级武器”。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很显然,在连埃博拉的底细都搞不清楚的基础上,是很难指望研究出什么应对“死神”之锦囊妙计的。
       之所以如此,正如许多关注不发达地区卫生问题的学者所言,是国际社会、尤其工业化国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片在他们看来和自己很“遥远”的“未开化地区”缺乏最根本的关注,以及了解的兴趣,认为那里人的疾苦乃至生死,和“文明社会”关系不大,甚至有一种论调,认为如埃博拉之类的疫情,本身就是“未开化社会”的专利,对“文明人”构不成威胁。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看似残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一线志愿者都表示,糟糕的卫生状况、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帮凶。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炎热,雨季降水集中,而据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全球未被改良改良饮用水源人口共计7·83亿,其中4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报告根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占该地区总人口84%)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中最富有的20%,改良水源普及率高达90%,自来水普及率有60%,而在农村最穷的40%家庭中,改良水源普及率不足50%,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而厕所问题甚至比水源更严重——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户内厕所普及率只有5、6成,农村更只有四成左右,且这些所谓的“厕所”,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高温、雨水和多户使用,无不会成为包括埃博拉在内,各种疫病的“助推器”。
       但这种现象,一如不发达地区其他种种社会痼疾一样,并不能单纯责怪非洲和非洲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历史上社会发展的被外力强行中断,和现实中被“全球化”浪潮甩在“社会食物链”低端,都令他们的不幸雪上加霜,而对于此,“文明世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曾经把自己的“文明开化”,建立在非洲不幸的基础上,如今又每每对帮扶、援助义务口惠而实不至。
       这种事不关己、冷眼旁观,任由恐怖的埃博拉死神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态度,事实上是危险的:文明社会并非未曾被所谓“未开化瘟疫”所重创,艾滋病就是最近的典型。或许,“文明人”们应感谢埃博拉这个死神的过于凶悍——许多证据都表明,它的高致死率和快速发病特质,加上病毒孵化期过短的特点,反倒抑制了其传播,因为大多数感染者还未来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于非命。但一些科学家已在担心,一旦埃博拉和其它某种毒性稍弱、但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如天花病毒)相结合,产生出更可怕的变异品种,这个死神将冲出非洲丛林,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对它仍感到陌生的“文明人”面前。
       如果说,国际社会不应对以色列和加沙平民的牺牲袖手旁观,那么他们同样不应漠视遭到“死神”威胁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广大民众,这个死神为人所知已长达38年之久却至今“身世成谜”,且始终保持着最高达90%以上的致死率。“文明社会”理应认识到,这个“死神”不仅是“黑非洲”、也是全人类的大敌。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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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非洲观察录入编辑:谢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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