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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新书座谈︱章百家:近代中国几乎没有避风港

澎湃新闻记者 郑诗亮

2014-08-09 00:26 来自 私家历史
       【编者按】
       周锡瑞新书《叶家》的发布会上, 章百家、雷颐两位都谈到了中国家族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章百家从自身经历谈起,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百年来作了从保皇党到革命党的不同选择。雷颐则谈到,从《叶》这本书里可以看到,现在都以为“文革”对家庭破坏严重,家人彼此要划清界限,其实那时候,家庭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强化——可惜中文版把这些内容删掉了。王焱与孙燕京两位的发言,都贴着自己的专业:王焱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点评说,现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识,南方有人开宗亲会,续修家谱,看《叶》这本书就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宗亲会常常变成传销会,就好像一个生意网络,大家族已经一去不复返;孙燕京则谈到,周锡瑞书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细节还可以补充。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自己是先搞世界史,后来去社科院近代史所读了一个民国史研究生,转而做近代史,再后来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了就去搞党史,现在退休了,想搞家族史研究。我感觉我们的历史书,尤其是通史性质的著作,细节太少,人物太少。如周锡瑞教授所说,家族史是可以把政治史和社会史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几乎没有避风港,中国家庭很难完全避开政治,政治运动会牵涉各个家庭,政治分子家庭在政治运动中就尤其特殊。家族史正好能够展示一个家族不同代人的命运和选择。
       北大历史系邀请我去开了一场讲座,我讲了章家三代人: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不同选择。曾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代翰林,他虽然是个保皇党,却又主张教育改革,当过京师大学堂教习,他不许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看戏,只许看电影,基本是美国电影。他就是这么一个政治上保守、文化上开放的人。当然,我的曾祖父的孩子晚清时候也参加了革命,那个时候都是富家子弟闹革命,有点像沙皇俄国时期的十二月党人。到了民国,整个家族进一步分裂。当时,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军阀抱有反感,因而虽然家庭出身很好,却选择跟着共产党走。从我自己家庭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家族史越多,越能看到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现在这方面的例子特别少。感谢周锡瑞新书开了个好头。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我想主要谈三点。第一点,是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我曾经参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引进和翻译,组织了近代史所几个年轻人翻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我来校对。这本书把鲁西南、鲁西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作了综合的整理和分析,有很严谨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但是《叶》这本书却是叙事史学的风格,没有框架和体系,两者风格不同。现在有些年轻学者认为叙事史学没有框架,宁愿剪裁史实迁就框架;周锡瑞能建立框架就建立,不能建立就采取叙事史学。而且,他很反对扭曲事实迁就框架,他曾经写书评批过一本列文森获奖著作犯了这个错误。
       第二点,《叶》这本书细节很丰富,从中能感受百年家族在政治气候下的变化。比如,书中讲到,叶笃庄被捕之后很久,家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根本不通知家属。到了1962年,叶笃庄莫名被放出来,过了一个月,又莫名被抓,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先宽松了一段时间,后来毛泽东说要抓阶级斗争,又紧张起来了。而且我注意到,叶家躲避太平军,是全家逃难,到了抗战时,就是和同学、朋友一起逃难,而不是整个大家庭一起走了。我们现在都说“文革”对家庭破坏严重,家人彼此要划清界限,但是,从《叶》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文革”的时候,家庭某种程度上甚至得到了强化。比如说,年轻人上山下乡了,他想当兵,想上大学,都要依赖家庭。书中还有一处说明了这个问题:“文革”前最高领导人夫人很少参政,“文革”中江青、叶群乃至王海容、毛远新都作为家庭成员参与最高政治。中文版被删掉了。
       第三点,这本书到处有史实,需要我们认真去读。比如,章开沅先生在序言中说,那些年,我羁于北美。为什么是那些年,为什么羁于北美?需要你去品味。这也就是为什么章开沅先生在我们心目中形象一直很开放、很自由。读历史的,从这些细节,能够看出很多东西。        
       王焱(原《读书》主编):五四时候老说,中国人重家族,西方人重个人。其实,博丹在《共和六书》中说,共和国由一个个家族构成——西方人未尝不重家族。叶家是处在一个家族本位开始走向灭亡的时代,近代中国各种大变动加速了这个过程。叶家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家族,通过解剖他们家族近代这几十年以来的兴衰际遇,历史变得更真切了。现在很多人想要重建宗族或家族意识,南方有人开宗亲会,续修家谱,看这本书就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宗亲会常常变成传销会,就好像一个生意网络。当下中国重新回到家族本位已经不太可能,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成了一个个人本位的社会。以前有些大家族,近代在政治潮流的冲击下还在学《资治通鉴》,三个儿子,一个参加共产党,一个参加国民党,一个在家守着家业。最终还是徒劳。这些人,逃得过1949年逃不过“文革”,逃得过“文革”,也逃不过市场经济的洗礼。        
       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读到周锡瑞先生的《改良与革命》《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这些著作,学生时代就受了他很大影响。拿到《叶》这本书,发现他文风大变,转向叙事史学,娓娓道来。我是直接跳到书的后半段,先看1949年以后的部分,因为我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对当时的事情感兴趣,和自己家族背景密切联系。
       周锡瑞先生通过史料的勾联非常生动地还原历史场景。但我觉得文献方面,这本书修订再版时可以补充很多细节。清史工程一直在做整理文献的工作,安庆旁边的桐城,许多人家里都有诗文集,安徽大学做了桐城派诗文集,一共有八百人的集子,姚鼐、方苞家都是几代人的诗文集,这些诗文集里也都写到太平天国了。很遗憾周锡瑞先生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文献。
       另外,我是研究晚清官场的。周锡瑞先生的书有一个观点让我很受启发,清代官员的官员生涯,“在路上”的特点特别明显。过去中国学者研究清代官员,只注重他们任内的“事”,很少关注写任外的“行”。其实这非常重要,比如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路上走了十六天,这就是一个体察民情的过程。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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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周锡瑞,叶家,家庭,政治,章百家,雷颐,王焱,孙燕京录入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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