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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忧伤:瞿同祖为什么要回国

陈新宇

2014-09-01 14:59 来自 私家历史
瞿同祖

       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由加拿大回国,随后,“文革”开始,当时正是学术壮年的瞿氏基本处于赋闲状态。这位有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传世之作的学者,从此远离学术一线,偶有翻译若干,惟是“斯人独憔悴”了。晚年尽管有《清律的继承与变化》这一开创清代“例学”研究先河的论文,但回国时“再写一本好书”的发愿终是无法实现。
       1998年八十八岁米寿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刊行其论著集,老先生在自序中说:“读者从我的著作及演讲稿目录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以后,我便无专著问世了,仅有少量的论文及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作的讲稿。有些学者比我年纪还大,仍勤于写作。我自愧不如,这就只能归咎于疏懒了。古人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则是老大不努力,无所建树。言念及此,感慨不已。”但光阴荏苒,约十年后再接受采访,或许是访谈者格外贴心,或许是人瑞已感生命之限,老先生道出大实话:“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此番学术上“有心无力”之总结,端的让人不胜唏嘘,不禁僝僽。
       那么,为何回国?2004年瞿先生开口谈及:“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想来这番略带火气的话,老人深藏在胸中多时、郁结于心头多年,终于一抒胸臆,不吐不快。的确,当时政治局势之风云诡谲、复杂多变,时代中人是难以预测与把握的,但需一分为二,抛开1965这个“革命前夜”的特殊年份不论,那一代海外学人的心态与情结,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首先是家。负笈海外,背井离乡,对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国人而言,这种心理的惆怅,兼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负疚,结合成一股特殊的乡愁。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便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对瞿同祖而言,早在1949年时,夫人赵曾玖已经携子女回国,与黄仁宇、杨联陞、何炳棣等妻儿在畔的人相比,更有一种归家的迫切感。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的交往记录”(取自杨联陞日记)中,便有两条此类情绪的记载:“1960年4月22日 瞿近来心情不定,有八成想……”、“1961 同祖未归…心情不定……想回国”。
       其次为国。在积贫积弱之时代,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乃国人念兹在兹的使命,在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之余,建设新中国对当时的海外学人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何炳棣就提到1949年给他带来的精神号召,一度试图回国。其同学罗应荣、丁则良等,即是在此种背景下甚至放弃唾手可得的学位匆匆回国的。瞿同祖由美国辗转加拿大任教,原因之一就是加拿大较为中立,便于回国。君不见,钱学森当年因欲回国,在美国身陷囹圄乎?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时代给这批归国的热血男儿开了无法承受的玩笑,其轻者靠边站、学术戛然中止,其重者遭构陷污名、生命凋零枯萎。此批海外菁英们“多情却被无情恼”之不幸,感慨命运之手的拨弄之乎?
       再有是业。许倬云先生在回忆录中便特别提到:“瞿同祖先生……是清光绪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学问渊博,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在美国,由于受不了学术界种族歧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没有著作的机会,实在非常可惜。”出生于1930年,学术代际小其一辈的许倬云坦言:“我到美国教书时,正是美国汉学界上升的时候,我这个世代,正是壮年的时候,比我们老一辈的学者运气要好,上一代受到相当大的歧视,到我们这一代就没碰到种族歧视了。”
       纵观瞿先生在海外教研履历,从哥伦比亚到哈佛,无一不是客卿的身份而非正式的教职,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指出当时的工作情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之后立即加入魏氏的研究室,负责清代。所有搜译的各朝代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此外,即便已经获得正教授终身教职的黄仁宇,因所谓“人事缩编”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杨联陞教授的抑郁症,也与所受的排挤压抑不无关系。凡此种种不公平之待见,瞿氏的回国,不妨借用胡适先生的话,乃“不愿在洋人手下讨饭吃,更不愿跟洋人抢饭吃”。
       瞿同祖先生的回国,是一个时代海外菁英们履历的缩影,他们以加倍的努力,忍受各种歧视,为华人在国际学术圈中赢得荣誉,他们思慕家人,祈盼故土,雄心万丈归来却遭遇冷落不幸,这是时代的忧伤,也是国族的创痛。时至今日,这批出生于祖国大陆,负笈于海外,从学术脉络上,融合了中西学统菁华,从生命历程上,目睹了抗战、建国等历史大事件的特殊人才,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老兵不死”,历史,更不应遗忘!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教授)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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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文革,瞿同祖,回国录入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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