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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蒙河:不能通过盗墓去普及考古

澎湃新闻记者 钱冠宇

2014-08-24 16:37 来自 私家历史
       8月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报道了一场关于考古与盗墓的网络掐架,伴随事件的逐渐平息,中国公众考古的议题无疑引人关注。考古究竟是一小部分专业人士的工作,还是应该成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教育活动?普通公众对于考古的误解都有哪些?考古学与历史学是一回事吗?它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考古报告很难看懂?澎湃新闻记者根据此次争论和公众考古学的相关话题采访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
与盗墓并举是玷污考古
       “考古学家不需要参与这场争论,它是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问题,考古与盗墓这两者不是可以并举的话题。”高蒙河对于此次争论开门见山,“这样的并举玷污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所以本身就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因为这样会无形中抬高那些盗墓鼓吹者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显然,在高蒙河看来,“考古与盗墓是否等同”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值得并举之处。
       当谈到微博上一些拥有文博考古专业背景的网友在此次争论中对考古所作的科普时,高蒙河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能通过盗墓去普及考古,更不能通过盗墓来比对考古。考古本身是一门科学,不需要通过盗墓来烘托和宣传,那是对考古学某种程度上的侮辱。有些人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把盗墓抬高,我认为没必要对那些群氓进行考古教育,考古也不需要社会上每个人都去了解。”
       “作为一门科学来说,考古学本来就是小众的学问,不需要大众来了解。考古学本身没有向大众解释它是否与盗墓等同的职能和义务,而且考古学也没有到了非要大家去了解的程度。某些人可以不了解,甚至侮辱它都可以,但我们没必要对这种侮辱和谩骂作出回应和解释。”
 “烤骨”的尴尬
       高蒙河教授1958年生,1978年本科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随后师从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读博士。近些年来,高蒙河在业余还撰写了很多考古随笔和知识性的普及文章,并且结集为《考古不是挖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和推荐。
       事实上,在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高蒙河有过多次被公众误解的经历。例如,在《考古好玩》中,他就曾提到带队奔赴三峡考古,当地淳朴的山民看见他们在田间地头又测量,又画图,就以为考古队不是挖坑建房的建筑队,就是修路造桥的施工队。山民们“老来问‘做啥子哟?’如果你回答是考古队,那十有八九地会疑问:‘啥子烤?’‘骨啥子?’”
高蒙河在考古发掘现场。

       “假如你回答说考古就是挖文物的,基本也是白搭,他们的不解会整得你直翻白眼:‘啥子是文物哟?头大,你只好再俗下去:‘就是挖古董。’这时有一半人能明白,但还有一半人接下去又问:啥子是古董哟?没法子,我干脆答:‘就是古代的砖头瓦片!”
       “即便如此,山民们知道了‘考古’是干啥的,却还是闹不清‘考古’两字咋写。有一次我去镇上的供销社买用品,售货员写发票抬头时,硬是把我说的考古队读音,写成了‘烤骨队’。”
公众考古并非起源西方
       在采访中,当被问及中国公众考古的话题时,高蒙河特别纠正了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即公众考古起源于西方。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
       在《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载《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这篇论文中,高蒙河反驳了“中国公众考古是西方舶来品”这一流传甚广的观念,并用相关文献证明早在民国年间中国考古学家就开始撰写通俗化的考古学读物,尤其是经过苏秉琦、贾兰坡、裴文中等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的努力,中国的考古公众化有了很大的提高。
1988年研究生毕业答辩后与师爷苏秉琦先生的合影,后排左三为高蒙河。

       “1950年以后,以苏秉琦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提出的‘考古学大众化’,便将考古学与社会文化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拉近得更加紧密了。换言之,这既是中国考古学大众化开始形成的学科宣言,也是中国公众考古由相对自发的萌芽阶段,逐渐进入到比较自觉的形成过程的时代标志。”
       在列举了大量中国公众考古的实践活动后,高蒙河的论文最终总结说:“如果确如很多持中国公众考古为西方舶来品说者认为的西方考古学始于McGimsey于197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Public Archaeology一书,并且不至有误的话,那中国的考古学大众化还具有先发性特点,甚至走在了西方公众考古兴起之前。”
       高蒙河告诉澎湃新闻,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虽然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和教学科研活动,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他不倾向于将之学科化和专业化。
历史学家不懂考古?
       高蒙河在《考古好玩》这本书的自序中曾对“公众考古”如此解释:“公众考古就是人人都能掺和的考古,而不是少数专家才有唯一解释权的考古。”而6月16日22:05,高蒙河在微博上又说:“尽管公众考古是大家都可以掺和的考古,但对考古家来说,公众考古新课题是,也需要向史学家普及普及考古了。”
       触发高蒙河这句评论的起因是6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以评论《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为本”的讲座,主讲人是台湾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孙隆基。
       结果,高蒙河在新浪微博上转发这条讲座预告时称:“我一直说不少史学家的问题是在论中国考古时,基本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认知上,他们对中国考古的进展不太了解,已经难以与考古学家对话。”
       针对此一评论,澎湃新闻也专门询问了当下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高蒙河认为“过去以来,很多人都把考古学当作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但相较历史学而言,如今考古学的内容和职能也早已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
       “历史学科其实已经不能容纳考古学了,比如说文物保护,涉及到技术、设备,甚至很多理工科的东西。其次,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还有现代社会如何利用文物的问题。比如现在博物馆的建设,就和历史学没有什么关系,博物馆怎么运作、怎么策展都和考古学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关系。”考古学在今天其实早已发展成为和历史学并列的一级学科,也就是独立门户了。
       在高蒙河看来,中国的史学家们对这样一种变化,并不是特别了解,他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经常发现很多史学家对于考古的最新动态毫无了解,乃至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高蒙河觉得“中国史学家对考古学的了解仍然不如考古学家对史学的了解”,因此,史学家需要转变观念,敞开胸怀,加强对考古学的学习,接受考古学发生的时代性变化。
怎样看懂考古报告?
       无论历史学家还是公众,想要了解新近的考古资讯,最直接的办法恐怕还是阅读考古报告,但是专业的考古报告往往会使普通读者一头雾水。那么,中国的公众考古在此方面有没有相关成果呢?
考古报告是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之后刊布的田野考古成果。任何一项考古工作,最后都必须用考古报告的形式予以公布。但考古报告的话语体系和专业术语常常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博精品丛书“博物新知”推出了一本《梁带村里的墓葬》,副标题为“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全书主体部分是一份典型的考古学文本《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介绍韩城考古队2005年到2007年对于梁带村芮国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情况。
       正如此书副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本书的特色在于面向普通公众,而非专业考古学者。如何让普通人看懂科学的考古报考?本书在体例上采用了传统的“笺注”模式,只不过笺注的对象并非古籍经典,而是一份专业规范的现代考古学报告。
       为《简报》撰写“笺注”的都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他们巨细靡遗地对《简报》文本进行详细释读,几乎把每一处普通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的地方都用通俗语言解说一遍,因而“笺注”的篇幅也就远远超过了《简报》本身。
       举个例子,光看标题《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很多人可能会不解其中的“M27”代表什么?于是,考古专家就会在“笺注”中会告诉你:“我国的考古学界通常采用遗迹名称首字拼音的声母作为同类遗迹的代码,如:房址用F、灰坑用H、墓葬用M表示……在同类遗迹中,则依发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依次编号。同一遗址、同一类型的遗迹不能重复编号,如同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这里的M27表示该墓地的第27号墓葬。”
《梁带村里的墓葬》内页,解读出土文物中的随葬车马器。

       针对这样一种公众考古形式,高蒙河告诉澎湃新闻:“这本书的做法不能说值得提倡,起码值得肯定,但让我们把所有科学的考古报告都变成这种通俗解读也不现实,那样也是对考古学的不尊敬。”在高蒙河看来,科学的考古学报告就好比数学演算或航天物理过程,要让所有人都明白是既无可能也毫无必要的。
       当然另一方面,高蒙河也充分肯定了此书的普及工作,称其为“范本”,“有一些社会公众比较关心的重大考古发现,做这样一种解读尝试应该是好的现象。”
       据澎湃新闻了解,此书在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当中口碑不错,甚至完全可以作为一本考古学扫盲读物。通过鲜活的案例讲解普及考古学知识,也许会比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更为公众所喜闻乐见吧。
附《梁带村里的墓葬》书摘:“抢救性发掘”是什么?
       目前的考古发掘根据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一种是以抢救为目的的被动性发掘。
       古代遗址和墓葬的发现,除了专业工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的途径获得之外,还有相当的部分是藉由各种其他的原因而被发现的。其中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和盗掘活动对地下埋藏遗址的破坏尤其严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所有的工程建设必须在施工之前由考古部门进行考古勘探,首先要确认建设用地是否有遗址,再根据遗址本身的重要程度确定是否发掘或改变建设方案。只有经文物考古部门勘探、发掘之后,方能开始施工。虽然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但我们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因为无视文化遗产保护,肆意破坏遗址的报道。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品收藏亦成为一种生活风尚。各地纷纷开业的古玩城以及此起彼伏的艺术品拍卖会和电视台热播的鉴宝类节目,燃起了许多人对收藏或投资古代艺术品的愿望。这股收藏的热浪席卷全国,客观上对新的盗掘活动起到了刺激作用。虽然以获取财富为目的的盗掘之事自古有之,但近二三十年间所发生的盗掘活动之猖獗,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之严重,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部门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抢救性发掘上面,同时,面对日益猖獗的盗掘活动,针对一些暂时无条件保护的遗址或墓葬,也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梁带村墓地的发掘即属于面临被盗掘的危险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不论是哪种发掘,都须严格遵守《文物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履行一系列的批报手续,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才能进行。(徐天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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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考古,盗墓录入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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