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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道 | 秋风:回归儒家是中国历史的铁律

澎湃新闻记者 周哲

2014-08-29 15:16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发轫之始,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秋风的访谈。

       
       学者姚中秋,陕西蒲城人,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1991年以《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述评》获得史学硕士学位。其后一直以时评活跃于媒体,以笔名“秋风”广为人知。
       作为为数不多的体制外知识人,秋风此前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哈耶克思想的译介与研究,因此在中国思想界的谱系中,他毫无疑问地被长期划在自由主义一派。然而近年来,秋风以高姿态向儒学与保守主义转向,对国内自由主义者多有批评,这被看做中国思想界新儒学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2011年,秋风发表《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一文,文中写到:
       “作为后发国家,在中国,自由首先呈现为知识。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的理论思考,乃是实现关于自由的外来知识 “本土化” 的唯一途径。普遍的知识唯有本土化,才有可能具有构造制度的能力。”
       秋风认为自己由奥派向本土保守主义的转向,是有着知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的:“我从一个奥派的保守主义者转向中国的保守主义者,这并不奇怪。只是很多人会把哈耶克读成穆勒和柏林,这很奇怪——读了欧美的保守主义,结果变成在中国的欧美保守主义者。”
       这些表述,究竟是一次知识上的真诚转向,还是如批评者所讥讽的,不过是基于风向的政治投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儒者秋风,畅谈儒家政治中的体与用。
核心观点:       
       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国之道复归的过程。
       通过文教培养出有道德自觉的社会领导者群体,这一点是政治运作的关键。
       时下流行的公民社会理念,都不适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预设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对立;中国社会的国家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
       精英必须向大众投降,归顺于中国之道,这样中国的现代秩序重建的过程才能展开。
儒家政制是当代中国的“第二次立宪”
       良好的政制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在一般意义上我也承认这是中国政治演变的方向,但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这个政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基本立场是,它肯定不是现在某个国家政制结构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式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常识。
       我的结论是,中国式的良好政制一定是儒家式的,因为儒家一直在守护中国之道。
       中国之道的早期记录在《六经》之中,其后在不断变动的中国历史中,人们根据六经之大义,阐发各种各样的观念,中国之道也由此经历了多重塑造的过程。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六经》,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去阐发它。
       甘阳在《通三统》中,将儒与毛、邓思想并称为“统”,但在我看来,后两者都只能算是流,而不是源。中国之道,追求的是一个可持续运转的,甚至永恒的制度结构。毛、邓之外还有汉、宋、明的“流”,其意义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统而存在。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最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向孔子的回归。这一回归是全面的,从经济、个人伦理到学术与意识形态,其发展都指明了一点:中国未来的社会治理秩序,一定是向孔子之道、也就是中国之道复归的过程。
       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下看,与五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价值还有生活方式,都在向传统中国人转向,当然其中西方的影响,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特征就表现的更加明显了。若用意识形态术语表述,这一回归是中国历史的铁律。
       在《国史纲目》中,我将这种回归称之为“第二次立宪”。所有王朝的建立都是由于偶然因素——暴力、阴谋、征服,并由此建立宪制原则。自汉武帝始,中国历史王朝第二次立宪的核心则是尊儒,确立以儒家士大夫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当下的历史脉络中,以儒家为中心的第二次立宪会显得非常复杂,因为当下还有一套西方的备选方案,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一套方案化入我们传统的儒家治理模式。
儒家政制是更为有效的精英遴选机制
       我认为,“第二次立宪”的根本还是设立一系列以儒家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为中心的制度。借用杨庆堃的一个术语,士大夫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存在是弥散性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官员,而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第二次立宪的根本是教育的更化,需以儒家的经典来教育精英。当下应该让中国传统经典进入教育体系,育成有价值担当和文明自觉的社会领导者,最终由此启动创设立法的过程,完善社会领域各层面的良性制度。
       在许多人看来,是否让儒家经典进入教育体系,涉及到政教体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儒家并不是一个神教,而是一个文教。由于不涉及神灵信仰问题,它进入到教育体系中并不会有任何的不正当性。通过文教培养出有道德自觉的社会领导者群体,这一点是政治健全运作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良好政治。
       士君子的养成并不是把古代的伦理和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回当下,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家特别强调制度的创造性,朱子治《家礼》即强调:礼,俗为大。士君子必须顺乎俗,而予以提升。
       在此过程中,士君子不会站在人民之外,给他们颁布一套律法,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个提升。在儒家的思考方式中,从来不会想建立一个理想国。现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则都有这种乌托邦冲动。
       伦理也是演化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这与具体的伦理规范是不同的两套东西。道德意识的核心在于一种生命向上提升的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约束,它最终会向外呈现为一系列伦理行为。在不同的时代,有同样的道德意识的人,会有不同的伦理行为。比如,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不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伙伴(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而在当下社会中,一个有道德意识的士君子,当然会把女性当作平等的伙伴来对待。
       中国经典离我们的距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遥远,它承担的观念,当代中国人其实都很熟悉。而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障碍,则需要读书人来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学。我最近出了一本《周易的政治哲学》即是这方面的尝试。
       大陆的儒家群体,最近这几年都认识到了经学的重要性,纷纷转向通过阐明经之大义来回应当下的问题。港台新儒学都在以哲学方式创造自己的儒学体系,延续了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工作范式,对经学关注不足。
       发展经学是有效地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根本问题的关键。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经学支撑。结果,往往是把他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忙乎了半天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一体系没有为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什么贡献,相反更多的是添乱。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走上一条和港台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陆新儒家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台湾。在港台的发展模式下,民主是被给定的;而大陆新儒家中很多人,比如蒋庆,从一开始就对民主是有怀疑的。大陆新儒家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去创造的。
       有效的民主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就是代议民主,它必须以一个精英群体的存在作为前提,这在美国宪法的设计以及《联邦党人文集》的论述中都体现的非常清楚。从这个角度看,中西的政治传统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只是这一精英群体在中国是通过教育方式养成的,在西方是通过投票方式把他们选出来的。
       选贤与能是儒家的基本理念,让潜在的有能力的人获得治理机会,只有这样的治理才能是有效的,所以儒家最看重的是教育。当下旨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一套高考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其内容,不仅与中国文明毫无关系,甚至其内在是反中国文明的。
       重视教育并不说明传统中国社会就不是选举社会了,古代史籍中很多都有《选举志》。有人说,那不是举手投票选举。可在我看来,以教育选拔精英的制度,才能够真正地选出贤能。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它与投票选举在逻辑上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美国的参议院也不是直选的,而是由各州委任的,只有众议院是直选的。蒋庆先生的“儒家议会三院”这一设计中,也有一个院是全民选举的。现代人犯的巨大错误在于把民主神化,而事实上,即使在我们以为的民主国家中,民主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在民主国家中,养成精英、遴选精英、让精英发挥出作用的一套体制,才是其政治运作的根本。平等投票绝不是良好政制的首要原则,选拔精英才是政治亘古不变的核心问题。
风俗是良好治理的根本
       就一个国家的治理而言,风俗是根本。好的社会风俗能够将治理成本降到最低,由于政治发挥作用的边界被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滥用的可能性也就控制在了最低程度。儒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向来是“治理”而不是“统治”。中国有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治理的传统:儒家反对暴力统治,采取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民众的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主体是通过教育塑造的士君子,士君子的责任在于教化;教化以礼乐为基本的载体,无关强制。
       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讲求“治理”,恐怕也需要回到儒家的智慧。这一智慧古老而又现代,中国过去两千多年都是如此,其根源在于中国的社会管理要面临的一个的基本事实:超大规模国家。在一个小规模共同体中,用政治权力完全可以统治所有人,塑造出一个好的秩序。欧洲就一直是小国家,国王统治所有人。中国也曾经有这样的历史时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诞生了法家的权力模式:树立一个权力中心,以刑律和官僚统治所有人。但秦在扫灭六国后,这一体系无法应对大规模的国家治理,马上就崩溃了。
       秦国的衰败,在于权力统治力量依空间扩大而不断衰减的内在逻辑。后来汉武帝通过“尊儒”推动“第二次立宪”,解决了大一统国家的规模难题——“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交给士君子领导的社会自治。这样,国家权力控制的链条就很短了,汉代为郡-县二级制,清朝也仅为省-府-县三级制。
       当国家把自治交出去之后,维持凝聚力的关键还是在于士君子群体。这就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关键特点:国家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政府官员与社会领导者是同一群人,拥有共同的价值、知识和社会治理技艺,而且他们之间可以双向流动的。时下流行的公民社会理念,都不适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预设的前提都是政府和社会的对立,这有其西方背景:在西方,教会一直是政府之外的一个政府。
       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精英和大众的分裂,精英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是来自外部的——不论这个外部是苏俄还是英美、日本,总之都是和大众完全不同的一套价值观,并且他认为自己这一套才是真理,是现代的和先进的。所以,二十世纪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都有一种全权主义倾向,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官员,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向大众展开运动,意图改造国民。
       当知识分子喊出“改造国民性”这一口号时,中国的秩序建设就注定了要失败。因为礼乐社会并不是一个动员性的设计,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传承。其中作为领导者的精英应该是示范者,是以身作则的人,而不是批判者和改造者。只有这样的精英最清楚大众要的是什么,也因此会设计出最适宜大众的社会制度。
       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不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社会秩序,就在于精英跳出了中国之外,用他者的眼光看中国,试图在中国建立他者的秩序。一百多年的转型过去了,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像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精英丧失了德行,背对着民众,抛弃了礼乐。精英必须向大众投降,归顺于中国之道。这样,中国的现代秩序重建的过程才能展开。如果依旧是过去的敌对的形式,那么还是从一个破坏走向另外一个破坏。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时也非常自相矛盾,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告别革命”,反思激进主义,羡慕英美的保守主义。但他们始终没有弄明白,保守主义的根本含义在于保守一个社会中核心的基本价值,而不是保守他者的价值。不过现在持这一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精英已经回到了中国之道。其中,执政党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大大弱化权力和风俗之间的隔阂。
天下观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到最后一定是“天下一家”,这是和中国人对于“天”的信仰有关。中国人讨论政治,最大的共同体就是“天下”,现在所居的地方是“中国。所以可以说,大一统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所决定的生存状态。中国唯一可能被拆散的历史时期是战国,那时的七国几乎要走上分散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大一统了。错过了这个历史时机,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分开了。所以说,现代人做拆分、联邦制的设计,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实施了两千年的郡县制,现在要倒退回联邦制,这怎么可能?
       我觉得中国的天下观念将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是非常伟大的智慧。原先的世界正在死亡,新的世界正在生成。原先的世界是由欧美主导的,在明清时代,中国本来深入卷入其中,并通过贸易成为其重要驱动力量。而这个欧洲人主导的世界,其构建方式有很大问题,它的根基是从一神教转化过来的,因此需要用一组一体化的价值来重构整个世界。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形容词:“价值推土机”。今天很多人谈论的“普适价值”就是这个一神教价值体系的世俗版本,它的根本特征就是强势的独断。
       这一组单一的价值体系在一些边缘地带貌似曾经获得过成功,但当它遭遇一些成熟文明时,所带来的更多是冲突。这个世界构建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即使在其核心地带的欧洲文明世界,也一直在爆发最残酷的战争。
       欧洲爆发这些战争的原因,往往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价值上的扭曲——强权政治逻辑。这个五百年的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正在慢慢的死去,中国的兴起也让这个世界难以为继。中国承受了来自这个世界的压力,没有死,又活过来了。中国是一个有自身文明主张的共同体,它不可能完全接受那样一套实体性的价值。
       天下秩序与强权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要求所有人都改信一个宗教。未来的世界是价值多元的,这只有在天下秩序中才能实现。传统中国政治会在各族群中养成一群精英,他们之间有价值共识,但绝对不会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而是给予了人民保留其各自神明的宽容。自由主义向往的价值多远,在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现实。
       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因为生存的压力,部分地采取了强权政治的逻辑。我认为,这种状态并不会持久下去。中国文明的复兴,将柔化中国人对强权政治的信念,这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之后被迫接受的价值观,并不根植于中国文明本身。中国的崛起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这会让中国人对它得以富强的基本价值保持反思。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很重要,不仅仅对中国本身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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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儒家秋风录入编辑:谢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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