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 时事 经济 思想 生活 我的订阅
报料 登录 注册
热新闻

首页>中南海

对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邓小平实现了三大超越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付珊 实习记者 周扬清

2014-08-20 09:33 来自 中南海
在石仲泉众多学术成果之中,《我观邓小平》这本书的分量很重。

       8月22日,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纪念日。
       8月19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采访地点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当天,众多国内知名党史专家聚集于此,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
       石仲泉告诉澎湃新闻,他这一辈子基本上是在“爬格子”,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
       在石仲泉众多学术成果之中,《我观邓小平》这本书的分量很重。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订本。
       在该书中,石仲泉对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功绩做出了评价: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党前进的航向;开拓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书中,石仲泉总结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的三个“超越”,排在首位的是超越了个人本位观念的“自我”。
       石仲泉认为,邓小平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小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相反,在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兴起之时,他挺身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石仲泉说。
       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石仲泉为邓小平总结的第二个“超越”。石仲泉认为,邓小平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又是不能不做的。”
       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石仲泉对邓小平的这个“超越”评价很高,认为“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
       其中,最为石仲泉推崇的,是十四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石仲泉如是评论道。
       推进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开放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之外,也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设。石仲泉认为,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放权。
       在采访中,石仲泉直言:“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坏了,各种迷信、专断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为了挽救十年动荡造成的损失,建立更加优良的制度,邓小平进行了一番改革:结束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培养年轻干部,并恢复成立中央纪委等。这些在石仲泉看来,都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
       这些传统,也延续至今。
       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2012年底出外考察首站就选择了深圳,重温改革开放之路,被视作向邓小平致敬。石仲泉认为,这表明习近平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路线,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
       “解放思想、勇于担当、艰苦奋斗。”石仲泉认为,这些邓小平时代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依旧适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
如何总结邓小平的功绩?
        澎湃新闻:目前,大家对邓小平的贡献,经济方面谈得多,民主法制方面谈得少,这方面要如何总结邓小平的功绩?
       石仲泉:邓小平复出之后,就进行了拨乱反正,把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过去僵化的、半僵化的、封闭的、半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改为全面进行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
       不仅如此,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对政治的改革、对民主的建设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都要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总的说来是个好的制度,但是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过去在制度方面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坏了,各种迷信、专断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于是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健全,他晚年也犯了错误,那个时候因为不健全的制度,也没能制止住他的错误。
       因此,邓小平提出,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要结束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就是非常大的改革了,这是推进民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澎湃新闻:你在论证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时有提到“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这一点。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你认为如今党做出了哪些创新举措,来完善分权制衡的机制?
       石仲泉:集权与分权,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集权的好处,但是集权要有一个度,如果跨越这个度了,那就走向反面,“文革”就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上的分权很成功。比如说搞“包产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这就是分权。现在搞市场经济,这也是分权。
       在政治生活领域内,也要集权和分权。实话说,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尽管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依然还很不完善,路子还要继续摸索。
       最近纪委系统进行了体制上的改革,强调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班子的提名权。省里的纪委直接受中央纪委和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但是以对中央纪委负责为主,这就很不一样了,强化了垂直系统,这对地方党委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这是过去没有的。       
邓小平如何反腐?      
       澎湃新闻: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一定伴随腐败?能否避免?
       石仲泉:只要有私有制存在就会有腐败,只要有私有观念存在就会有腐败。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要消灭私有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这个历史基因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是长期起作用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封建的东西在起作用,另外还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在隐性地、显性地发生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但是我国历史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清除。但是作为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自觉地消除这些负面的东西。
       光靠教育是不行的,还要靠制度来保证。一个靠思想教育,一个靠制度,尽量消除这些腐败的东西。很多官员开始是好样的,不然无法得到提升,但是上来之后,他自己不注意改造思想观念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一些诱惑了,放纵了自己,坏的东西就慢慢膨胀了,开始就很坏的绝对上不来。
       所以邓小平讲得很清楚,制度建设是根本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建设也是习近平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正在做的。我国的制度建设漏洞很多,还不健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加大制度建设,使制度定型,更加成熟。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很艰巨,还有7年时间,就到建党100周年了,所以时间很紧迫,任重道远。        
       澎湃新闻:邓小平曾提出了自己设计的党内监督机制,例如邓小平在1962年就提出对领导人第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另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邓小平是如何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
       石仲泉: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认为应该健全党内的监督机构,就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过去没有的。
       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因为老同志多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耽误了,但他们还想做些工作,既然不能在一线工作,就让他们担任顾问的工作。在那时,这两大委员会都是重量级的,他们对于中央委员会可以起咨询和监督的作用。
       不过,这个中顾委是过渡性的,十四大之后就取消了。邓小平认为,中顾委不能干预过多,要把握个度,既然年轻干部慢慢成长起来了,就要放手让他们干。               
       澎湃新闻:邓小平是因为什么原因,意识到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呢?
       石仲泉: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逐步实现各级干部“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就排在第二位,说明他很重视。
       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周恩来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工作,王洪文对此不服气,那个时候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是做接班人的。但由于邓小平的能力被大家认可,后来被委以重任。当时王洪文就说:“10年之后再看。”
       当时,邓小平71岁,王洪文40岁。邓小平说,“我们都老啦,我们一定要找接班人。”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习近平“近平”之路        
       澎湃新闻: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例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你认为现在党有没有继续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呢?
       石仲泉:应该说,习近平去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现在党是完全在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足迹在推进,并在新时代与时俱进。
       习近平一上任,首先到深圳考察,还去了邓小平的铜像前献花、植树。从他上任后的许多做法看,是在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思想作风。我曾做过一个解读,近平,近平,就是接近邓小平,向邓小平致敬。
       澎湃新闻:你能否总结一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以及改革开放走到现在,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石仲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在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看得很长远。充满信心。
       目前应当说,我们这几十年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发生大的起伏动荡,基本是平稳的。邓小平曾说过,相信他的同志们和后人们会坚持这个道路走下去,不会改变。
       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要把这个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动摇,不能碰到什么问题发生反复。
       第二是,坚持反腐倡廉,反腐败斗争坚持搞下去。党的形象直接体现在身边的官员形象怎么样?贪不贪,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两袖清风。
       所以这两年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查处省部级官员有近40个,力度很大。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有一个查一个。
       第三是艰苦奋斗。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作风改变了,收敛多了。光收敛不够,还要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国家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一定要把艰苦奋斗坚持下去。        
       澎湃新闻: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们应该如何从邓小平身上汲取智慧?
       石仲泉:第一是思想解放,要与时俱进。
       邓小平的眼光是很远大的,这与他十六岁出国留学有很大关系,有开阔的胸怀和视野,所以他就能够把握大局大势。
       在“文革”时期,江青借“万吨轮船”批判邓小平。他觉得好笑,建国这么多年,造个万吨轮船就骄傲了。这算什么?我出国的时候就是坐万吨轮船出去的。那是一幕遮天,坐井观天,在他看来万吨轮船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说,我们社会制度很好,一定要把外国好的东西都要吸收过来,让制度更好。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解放思想不行。
       第二是担当精神。要敢于拍板,要敢于实验,敢于闯。
       没有冒的精神,就干不成大事走不了新路。那个时期不少官员,高级官员都缺乏敢于闯、敢于冒的精神,要100%的正确才能办事。
       邓小平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发现错了改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更需要这种闯的精神。闯,就要有担当的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就晚了。
       第三是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三十多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还很落后,所以要艰苦奋斗,不能沾沾自喜!要看到我们的不足,贫富差距问题、贪腐问题都需要解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邓小平录入编辑:龙毅
热追问

无码人士

个人觉得这是历史决定论还是历史非决定论的问题,也许这样有点过于学究和晦涩,可以简化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上来,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坚持决定论,唯心主义坚持非决定论。毕竟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唯物不要唯心,唯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点。再口语化一点是“英雄创造时势还是时势创造英雄”?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那时候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刚刚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劫,几乎到了要崩溃的边缘,人心思变。而且80年代正是第三波世界发展变革的浪潮,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错过得了。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历史永远向前发展”,是的,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如果要逆潮流而动如蜉蚍撼树--不自量力。上面这些话的意思不是说有邓无邓都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有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里面去了。邓的存在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也许我们还会继续封闭上五年,十年,甚至是五十年,但是总有一天当世界上别的国家都开放的时候,迟早也会轮到我们。
关于英雄和时势的关系,我以为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英雄需要时势来成全,时势也需要英雄来反映。邓固然是英雄,没有人心思变的时势,邓要成事何其难?我看过很多讲诉文革的资料,这么大一个国家被文革搞成什么样了啊?--“人相食”啊!细数当时的领导人,邓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而且他也有这个掌控全局的能力和开阔的眼界,能让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么快的走出来,非他莫属,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永远记住和感激他。
2014-08-20 10:33回复
查看此问题的另外1个回答
评论(1) 追问(6)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