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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蒙古只想到中国元朝或者内蒙古?该读书了

朱郑勇/特约撰稿人

2014-08-21 06:44 来自 外交学人
       
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行军示意图。蒙古人为人类带来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13世纪初,蒙古族不世出的英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此后他更是以成吉思汗之名令整个世界为之战栗。他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尽管自1260年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后,统一的蒙古帝国开始走向分裂,但成吉思汗的后裔们仍然统治着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国建立的元朝以及在中亚、俄罗斯建立的诸汗国要到14、15世纪时才渐次没落。如果算上成吉思汗家族的远支子孙,那么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则在名义上一直存在到1857年。而成吉思汗还获得了一项他始料未及的殊荣:当今世界有约1600万人是他的后裔!
       毋庸置疑,蒙古人在13世纪所掀起的席卷世界的狂飙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此,举一例足以说明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冲击下形成的。然而在此之前,还存在过一个维持了大约一个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这是由成吉思汗所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
       蒙古人的征服虽然伴随着残忍、血腥的杀戮,但也扫荡了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所建立的驿站系统则保障了欧亚之间交通的便利与安全。尽管蒙古人没有取得文化或技术上的创举,但“当他们的军队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他们收集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将他们传递于各文明之间”,“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可以说,蒙古人为人类带来了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也正因为如此,蒙古人的历史吸引了无数学者为之皓首穷经。自17世纪法国出现第一部蒙元史的专门著作,即克鲁瓦的《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以来,时至今日中、日、蒙、土、英、美、法、德、俄等国学者代代累积而成的研究成果恐怕是任何人穷其一生都无法读完的。仅仅列出一个重要研究成果的目录也远远不是这篇短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里只能举出几部最富盛名的著作。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沃思的五卷本《蒙古史》和法国人勒那•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这三部著作不仅赢得了大量非专业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专业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籍。
       而关于蒙古帝国两位著名的大汗,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则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大量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若仅举学术著作,关于成吉思汗的就有冯•埃尔德曼的《不动摇的铁木真》、勒那•格鲁塞的《成吉思汗传》、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哈洛尔德•莱穆的《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胜藤猛的《成吉思汗——草原上的世界帝王》、张振佩的《成吉思汗评传》、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相比于乃祖,为忽必烈作传的学者较少,其中值得一读的有莫里斯•罗萨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周良霄的《忽必烈》、李志安的《忽必烈传》,以及新近出版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
       对中国人而言,元朝史应该是我们在整个蒙古史领域中最熟悉的部分。研究元朝史,大量的汉文文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资料。尽管元朝是一个建立在中国的王朝,然而,要弄清元朝史以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蒙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仅仅依赖汉文史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蒙古人曾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与蒙古人接触的各个地区的民族都留下了他们各自关于这些征服者的记录。
       除了汉文之外,还有藏文、日文、俄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的文献。其中对研究蒙古、元朝历史有重要价值且较为常见的,兹举以下数部史籍为例:波斯史家同时也是伊尔汗国的宰相拉施德主编的《史集》;在蒙古统治者手下任职,并数次前往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的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其成书与拉施德有密切关系的《瓦萨甫书》;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分别奉教皇、法国国王之命出使蒙古,企图通过传播基督教以阻遏入侵的柏郎嘉宾和卢布鲁克也都留下了他们出使的记录:《鲁布鲁克东行纪》和《柏郎嘉宾蒙古行纪》。
       由此可见,研究蒙古史需要何等广博的外国语文的知识。不仅因为世界各国的学者留下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还因为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前现代“世界体系”产生的多种文字的原始资料。多语种史料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往往会产生一些打破我们以往“常识”的结论,这是单单凭借一种文字史料所无法企及的。
       例如,国人似乎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可波罗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而偏偏有个英国人要来抬这个杠,大英图书馆中国分部主管吴芳思(Frances Wood)于1995年出版了《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一书。吴芳思通过查阅威尼斯的存档记载指出,“马可波罗家族没有任何显示与中国有任何直接关系的证据。在他们家族的遗产中没有找到任何来自中国的物件”。而2011年意大利学者的发现似乎也支持了吴芳思的论点,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配却拉(Daniele Petrella)指出,马可波罗在提到工匠用树脂来增强船只的水密性时所使用的“chunam”一词在中文和蒙古语中找不到对应词,而在波斯语中,这个词恰恰表示“树脂”。
       又如,我国蒙元史研究的耆宿韩儒林先生对元代宫廷盛行的“诈马宴”的解释也利用了波斯文献,他指出“诈马”即波斯文“jämah”的音译,意为衣服、外衣。(这一问题此后又有新的进展,可参见李军:《“诈马”考》,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但也说明在蒙古史研究中运用多语种文献的重要性)。而韩先生的高足姚大力教授则通过《元朝秘史》与《史集》的文本比较解决了长期困扰海内外学人的一个问题:铁木真的尊号到底是“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参姚大力:《“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以上所述关于蒙古史研究的世界性之种种,当能很好地诠释中国古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埋首于故纸堆中的历史研究尚且如此,更无论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面临机遇与挑战的今日中国矣。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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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蒙古,蒙古史,中国录入编辑: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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