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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汉学家李克曼去世,曾很早指出“文革”既无革命也无文化

陈丰

2014-08-21 21:54 来自 逝者
       编者按: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老师,8月11日,李克曼在堪培拉去世,享年78岁。李克曼出生于比利时,曾在比利时本土的鲁汶大学学习法律,之后在中国台湾学习语言、文学和艺术,后作为比利时的外交官在香港工作过。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后,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中国文学。1972年,李克曼向西方揭露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状况,而引起轰动。1987到1993年间,他在悉尼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教授。
        李克曼的一本散文集《小鱼的幸福》中文版即将出版,本文为出版人、九久读书人副主编陈丰对李克曼的回忆。
8月11日,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去世,享年78岁。


李克曼写给编辑陈丰的信件。信是手写的,而且是竖排繁体中文,完全就是一位中国老派人物的行文和字体。
      
       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比利时人,通汉语,定居澳洲,用法文和英文写作,著作大部分在法国出版。1972年,在西方讴歌中国文革的喧哗声中,他不合时宜地指出“文革”既无革命亦无文化可言。那时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克里斯蒂娃等极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还在为“中国文革”喝彩。这本书使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法国读书界“教父”毕福1983年邀请李克曼参加电视读书节目(经这个节目介绍的图书销量会直线上升),在节目中他与法中友协主席大唱反调,毫不留情地揭露“文革”的疯狂以及那个时期中国的“阴暗面”。虽然那时中国已经开始反思“文革”,可是赞美“文革”在法国知识界仍是主旋律。结果这次电视节目后,他的著作销量反而下降,毕福称这样的经验在其节目播出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可见当时李克曼多不受待见。
       时过境迁,如今李克曼在汉学领域的博学与尖锐无人辩驳。
       可他不仅仅是那个面对众人的赞美与喧嚣冷静地指出问题的“愣头青”,他更是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艺术史学家…… 他一针见血有鲁迅的风范,但博古通今、对文学史上的轶事信手拈来又让人想到钱锺书。
       李克曼2007年出版的《小鱼的幸福》让我们瞥见了他的渊博与睿智。2013年初,九久读书人希望出版这本小杂文集,我与法国出版社联系版权事宜,被告知先生住在澳大利亚,他不用电子信箱,传真机似乎也不常开,唯一与他的联系的方式只有写信。我用电脑打了封信发出后便不再去想,以为石沉大海。不久李克曼先生回信了。信是手写的,而且是竖排繁体中文,完全就是一位中国老先生的行文和字体。他说:“深深感到我们有共鸣之处,对我的赞赏我不敢当,文革至今竟然中国能接受到我当年的批评,个人深为感动。”
       我衷心希望有一天中国读者能读到先生关于“文革”的真知灼见,这本小书算是个吊胃口的“头盘”。这本书已经付印,没想到先生竟于8月11日病逝,终于没能看到这本或许是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
       《小鱼的幸福》这本杂文集收集了李克曼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一部分关于文学、文化、艺术现象的杂文。他挖掘的艺术和文学史上犄角旮旯里的轶事体现出聪慧而恬淡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让人在轻松阅读中学着换个角度看问题。
《小鱼的幸福》书封

无为而治
       作画和写作都得懂得“无为而治”,这是老李欣赏的一种创作状态,也往往是杰作产生的时刻。
       老李的例子很多。比如达·芬奇在为一座教堂绘制《本源》时经常面壁而坐,大半日不动一下笔,雇佣他的神父急不可耐,让人问他为何迟迟不动作。达芬奇解释说:“天才有时候越不动就越有成就。因为他得思考他的创作,然后再用手把脑子里形成的完美的想法表现出来”。还有杜米埃(Daumier)画鸭子前徒手瞪着鸭子发呆,人家问他是否需要纸笔,他说他不会写生。一个星期后他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喧闹的鸭子”…… 老李由此想到老庄的“无为而治”,说中国古代画家认为画的难处在于画前。这使我想到齐白石的一幅画《小鱼都来》。画面上只有一根不知从何处伸出的钓鱼竿,垂下的线下面围着一圈小鱼:一切都在画外。
       同样,大作家的大手笔往往在于裁剪的功夫,会留白。《包法利夫人》当年曾因“有伤风化”而被列为禁书。可这书究竟“黄”在哪里?老李告诉我们,“黄”在留白。包法利夫人和情人钻进帘子紧闭的马车里好几个小时,这让当年的新闻监察官好生不安:他们在马车里能干什么? 他还考证出让·热内小说的删节版比原版色情多了:“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字震撼力都比不上读者的想象力”。李克曼尤其欣赏那些小说和戏剧里通过其他人物的言谈描述的、从未出场却让读者或观众如见其人的角色。
       老李引经据典地歌颂无为的生活态度。他讥讽快节奏的逻辑:干什么都行,但不能什么都不干。他掉书袋从柏拉图到尼采说明“没事干”是一种睿智。柏拉图就认为“你要么做奴隶,要么娱乐”。现代人为了赚大钱自我奴役,机械地忙忙碌碌,最后什么也没享受到。这就像黄集伟先生的短文“房奴和小保姆”中描述的,白领夫妇为还高尚小区购房贷款早出晚归挣钱忙,小保姆泡上一杯明前茶,坐在阳台上憧憬未来。老李感叹,什么都不干自己可能闲得难受,但是干什么都行会起破坏作用。老舍也说过:“所谓瞎忙,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热闹,其实呢它使人麻木,是文化的退落”。
尊重误解
       作家们多少都会担心读者和批评家误解自己的作品,或者没能品出其中的微妙。老李却发现误解并不意味着低智商, 而且误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
       老李讲了一段他上世纪60年代在刚果的亲身经历。刚果一个村的农民在露天看好莱坞影片时把其中很少上场的黑人管家当成主要角色。他们焦急地等待这位黑人管家的出场,每次他出现都会引起一阵骚动。这些非洲农民认为,他出场越少越说明他重要!看官您要是仔细想想,他们的思维很合逻辑:谁能轻易见到明星或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呢?法国大作家于连·格林 (Julien Green)是电影007系列的忠实观众,其原因是他压根不按最简单的逻辑看这个系列,从来把情节搞错,因此百看不厌。
        文学批评家们在解读作品时,弄不好也在曲解,不过是曲解得有理论水平。文学批评要是写在点子上,几句话就把优秀作品的千般好万般说透了。可是很多文学批评文章却味如嚼蜡,把原本还不错的作品嚼得晦涩而乏味。好像什么都知道,可什么都没明白。几乎瞄准了,却没打中目标。李克曼说他们写的书评你感觉就好像帽子掉到水里,眼看要够着了,帽子却被冲跑了。 要我看,这还不如像非洲农民或作家于连·格林那样干脆彻底误解作品,这种误解使得作品横生妙趣。
       天才也有误解或者不会欣赏其他天才的时候。瓦格纳嫌莫扎特的音乐不够严肃,老李说:“瓦格纳没有给我们什么关于莫扎特的新的启示,反而暴露了瓦格纳的音乐有什么地方卡壳了。” 马尔罗不喜欢蒙田,承认他不太了解蒙田,他也不喜欢普鲁斯特,觉得他的成就毫无意义。老李把这归咎于每个人的感悟力或思维方式中的“死角” : “一种感悟从其视野中排除一种或另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必然有死角,这个死角之不透光也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文学无用
       作家们最向往的境界是衣食无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可是靠写作谋生是一场冒险的赌博。作家与金钱的关系在老李的笔下很微妙。能靠写作生存的作家寥寥无几,写作算一种职业吗? 老李说:“这更是一种病,一个疗程,一种快乐,一种偏执,一个祝福,一个顽念,一个诅咒,一种疯狂,一个恩宠,一种激情或其他什么东西——诗人里尔克就说过 ‘你要是能不写作而生活就别写作’”。老舍不也苦口婆心地规劝文学青年们能当好木匠就别写作么。
       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老李又聊出许多相关趣闻——但是结论您自己判断。
       英国影星休·格兰特在大红大紫时因嫖妓被拘留,有美国记者问他是否接受心理治疗。大明星说:“不,在英国,我们读小说”。哲学家荣格认为,一个人如果完全脱离神话世界而太现时了,他的精神健康会面临危机。诗人里尔克请莎乐美给他做心理分析,莎乐美拒绝了,说要是心理分析奏效您就别写诗了。老李接着说,要是卡夫卡的的忧虑被心理分析排除了那就少了一位如此深入现代人精神状况的作家。著名探险家沙克顿(Shacketon)在他的船遇险后必须扔掉所有不必要的辎重,但他坚决不肯扔掉勃朗宁的诗集。但是另一位著名的北极探险家为保障其子女的精神健康禁止他们读小说,只许他们读伟人传记。老李怀疑这种禁令是否有效。他说文学首先是想象力的产物,最原始的材料都能成为文学作品的素材,比如侦探小说家西蒙农最喜欢读的是电话簿。你总不能为孩子的精神健康禁止他们想象吧? 再说了体裁材之间的区别是约定俗称的,只为图书管理员工作方便:“小说家是现世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则是过去的小说家”。 那么干脆就别读书。
       “生活是倾盆而下的臭大粪,艺术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伞”。老李引用略萨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明帮助人与现实拉开距离就是文学最大的功用。
       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现实功用。
后记

       这本书的题目《小鱼的幸福》来自庄子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小书中发人深思的小事俯首皆是。我不是老李,老李笔下的轶事掌故的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也别瞎琢磨了。平庸如吾辈看这类书就是找乐。但我想作家、批评家和出版家能从这本小书中能找到更多的共鸣。(本文略有删节)
齐白石作品《小鱼都来》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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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李克曼录入编辑: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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