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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道 | 方旭东:若政府下令全国信儒家,我一定反对

澎湃新闻记者 张博 实习生 周雨

2014-08-29 16:54 来自 思想市场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发轫之始,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方旭东的访谈,实录已经被访者审阅。
方旭东在汉源小憩。

       采访方旭东的时候,正是上海今夏最热的那几天。地点约在他家附近的肯德基。“那家人少,安静。也好找。”他说。十点半到了,身穿白色麻布衣衫的他,端着咖啡和蛋挞,施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方旭东,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研宋明理学、道德哲学。他自安庆师范学院起步,先后在华师大师从杨国荣获哲学硕士学位、北大师从陈来获哲学博士学位,曾赴香港、日本、美国哈佛、英国牛津访学,是近年来在学界相当活跃并颇受关注的中生代儒家学者。
       但我们是从电影和文学聊起的。他在大学时代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写东西、搞文学社,文学青年干的事情我们都干过。”看电影则正好赶上中国盗版崛起的时代,九零年代末曾买过一千元多元的DVD光驱并活活看坏。这一热爱延续至今。今年上海电影节,他自己买票看了八部电影,为了梳理时间地点,甚至做了张个人观影表。此外,他还是古典音乐迷,家中唱片众多。
       有趣的是,对于这些业余爱好,方旭东会表现出学术般的热情,是一位辞典型爱好者。“最早当我决定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知识性的兴趣。”比如,他会去读电影史、音乐史,像《世界电影史》和很多研究导演的书籍,杨明望的《世界名曲欣赏》,甚至把汪启璋等人编译、钱仁康校订的《外国音乐辞典》从头到尾都过了一遍。
       这样一名资深文艺青年,却选择以哲学为业,只因哲学能带给他思想上更大的满足。
       谈起儒学,早在1998年读博时就曾在北大一袭长衫非常醒目的他,对那些奉儒学为信仰的人却敬而远之。他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并且强调,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儒学在今天应当只是人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这样的立足点,令方旭东的思考覆盖广阔的现实问题。社会层面,他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如孟子所言,“国富民强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人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人都跟野兽一样,那这个国家还会好吗?”政治层面,“历史上儒学不是作为个人领域的信仰存在的,而是为国家治理设计的。儒学在政治哲学上有什么是当代可以借鉴的?儒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接?”
       缜密或幽深的哲学思考,融在真实的生活中自然呈现,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他挖一汪池养鱼,租一座山种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方旭东,听听这位现代派儒家学者,是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乱象,和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梦想中穿梭平衡的。

核心观点
       ●有些人愿意承认儒学是他们的信仰。我可能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
       ●造成今日之国学热的原因,一个是商业因素,另一个则是政府的正面倡导,执政党现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做调整。
       ●好的社会是一个“仁”的社会。仁者爱人。“忠”和“恕”都属于“仁”下面的概念。孔子讲的“忠”,朱子解释说“竭己之谓忠”,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尊重差异,不强求一律。最好的政府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乐其所哉。
方旭东自制上海电影节观影表。

澎湃新闻:您当年是一位资深的文学青年,为什么没有选择中文系呢?
方旭东:我没有念文学是因为我对思想或哲学更感兴趣,文学不能满足我的智性需求。不过,虽然现在我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但我一直对文学艺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经常follow(追)这方面的新书。一方面大概是我的求知欲很强,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去抵抗学院人的异化,我是不太喜欢最后变成那种很封闭的学院人,只知道自己所谓的专业,没有任何taste(趣味品位)。我最初也是从哲学爱好者进入哲学之门的,是因为喜欢而选择了哲学。
       平心而论,一方面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很高造诣,另一方面要保持专业之外的兴趣,这并不容易。像我的两位老师,陈(来)老师和杨(国荣)老师,他们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与他们相比,我的兴趣可能较广。在我看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专注。我想,我的两位老师在专业上有很大成就,专注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专注还是不专注,可能最终还是取决于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中国现在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比如研究同一学科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别人会问你是搞哪一段的?研究先秦这部分的,可能对宋明、近代的完全不了解。学术会议也在很小的范围内召开。就学术研究来说,专家之学当然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学者也是人,学者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他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是很高、很丰富的精神生活。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还翻译了外哲类的《维特根斯坦》?
方旭东:那其实也是因为兴趣。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阅读了大量分析哲学的书,很快就接触到维特根斯坦。读他的《哲学研究》,觉得有意思。你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关于他的八卦也不少。后来有一个机会,翻译了一本介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小册子。再后来,长春出版社找我翻译《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这本书是新闻记者写的,挺好玩的,译出来后,好像读者还不少。
       回想起来,到现在为止,我是比较幸运的,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说到跟儒学的关系,我跟那些把儒学当做信仰一类的学者不太一样。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是我敬而远之的,也许是一种悲苦或悲情的气息?反过来,在那些把儒学当信仰的人看来,也许我有一些后现代的特点吧。我八十年代末上大学,适逢新启蒙和文化热,经历过学潮,写过诗,听崔健的摇滚乐,大学毕业后还在工厂干过几年。然后读研,念的又是哲学,最后到大学教书。已经不太容易被那些宏大的东西给忽悠住。现在有些人,言必称以儒学为生命,摆出一副文化托命之人的样子。我总是想:至于么?
       说到学术研究,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宋明理学。除此而外,我也会选择一些比较好玩的题目来做。我大概是国内儒学研究者中较早关注“动物权利”这个课题的吧。对儒学有信仰的人往往不能理解我研究的这类题目。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何儒家不禁止杀生?》。这个题目就让某些人感到受刺激,因为他们认为本来就不应当禁止杀生嘛。这种写作可能和我受的分析哲学训练有关,分析哲学非常强调argue(争辩说理)和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很难没有保留地去接受一些事物,一定会对它进行分析。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哲学气质,否则与宗教有什么区别?我们这个行当,有很多人是从现象学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而我是从分析哲学进入的,路数很不同。从现象学进入,我觉得比较接近一种文化诗学乃至文化神学,与我理解的哲学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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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这样理解吗,有些人把儒学作为儒教,但您就是把儒学当作儒学?在某些人那里,或许把儒学放在一种类似“信仰”的位置,那么您把儒学放在什么位置呢?
方旭东:对,部分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些人愿意承认儒学是他们的信仰,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承认。要我说呢,我可能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
       刚才说,我是比较有怀疑论气质的。曾经有一位老友很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你能去掉一些怀疑论气质,就是一名非常棒的儒家学者了。但我回答说:不可能,如果那样就不是我了。
       我们经常会互相开玩笑,说谁算儒家学者,谁不算?我跟那些以儒学自命的朋友调侃说,如果连我这样的学者你们都要开除出去,你们这个儒学圈子也太小了。你看,我受过这么好的训练,做的又是儒学,我对中国哲学、对儒学的理解肯定比秋风要好吧。如果你们的阵营里都是秋风那样的人,说明你们的水平很低啊。我这样讲秋风没有任何贬义。我讲的是学术训练,scholarship。
       在中国哲学领域,开句玩笑,我是正儿八经的名门正派啊,现在有些风头很健的人都是旁门左道啊。不能因为大家都认识汉字,就随便谁都能抓起《论语》就讲。如果我们学者讲的程度和于丹差不多,那是我们的失职。
       这个意思,我在2012年北大出版的论文集《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中也有提到。“绘事后素”是说:如果想画好一幅画,先要打好底子。学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学术界有的人,你能看出来,就像金庸小说里写的,路数不正,因为基本功没打好。在武学上,招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功。
       在中国哲学研究这个行当,最基本的功夫是对文献的解读。陈来老师尤其强调这一点,对文献的解读要以一种内在的方式进行,现在很多人都是野路子。内在的解读,就是要求你有扎实的基本功,要熟悉注释传统。对于经典,很多人直接读白文,这不是学术性的做法,这就是所谓的野路子。你不能一下子跳开汉代的注释、宋代的注释、清代的注释和现代的注释。我教学生读《论语》,就强调专业性,要求他们至少要看汉代的注释,宋代的注释(主要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要看现代钱穆或李泽厚的注释,另外还要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研究儒学应该有这种学术训练。目前国内国学和儒学的门槛太低。现在被媒体追捧的那些所谓大家、大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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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请问您怎么看待“国学热”?
方旭东:今天的国学热和政治气候是有关系的。最早国学热出现在九零年代,我1995年考华东师大的研究生,有一道题就是谈谈对国学热的看法。1994年,北大汤一介先生领头搞了中国文化书院,从正面讲孔子和中国文化的价值。
       第二波的国学热则是最近几年。造成今日之国学热的原因,一个是商业因素,另一个则是政府的正面倡导。执政党现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做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年,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大讲得通了,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有人说,今后要“通三统”,就是把毛的传统、邓的传统和孔子的传统,融合为一。国学热,与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有关系,很多人因此有了底气,敢对西方说“不”。
       今年三月份,我们这拨国内做儒学的年轻学者在太仓开了个小会,在会上,大家吵得很激烈。因为大家的光谱有很多种,有毛左(毛儒现在很时髦啊),有康(有为)党,我和老白(彤东)偏右(自由主义)一些。会上讨论了很多现实甚至敏感话题,例如民族问题、国家认同问题、宗教问题,所有跟当下现实有关照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
       在我看来,正统儒家是不讲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在处理民族事务以及国际关系上,儒家讲“王道”,反对“霸道”。我严重不同意他们关于“霸道”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用的观点,我说你们不是仲尼之徒,因为《孟子》说过“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以后不许你们以儒家自命。我们在会上吵得很激烈,以致在场的一位年轻学者感慨今天又是“儒分为八”了。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氛围,有种百家争鸣的感觉。有争鸣,儒学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会慢慢出得来。
       只要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关心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最近我要去开一个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谈中国哲学与“自然农法”的关系。“自然农法”是一种比较生态的农业生产方式,不除草、不打杀虫剂,让植物自然生长。“自然农法”的提倡者,他们说的一些话,跟中国哲学里讲述“人”与“天”关系的话有很多相通之处。一般对于虫子,如果认为是害虫,就会尽量消灭掉。毛泽东时代曾经发起除四害运动。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除四害是错误的。像麻雀,就是吃虫能手。现在有一个农人老贾,在崇明包了一块地,尝试用“自然农法”的方式种粮食。他不打农药,任鸟去吃稻子,最后发现,鸟儿至多吃掉四分之一的稻子,但鸟儿的回报是吃光了地里的害虫。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这本书记述了一个传奇的日本果农的故事。你知道,果树这个行业都是靠打农药除害虫。果树行业不打杀虫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日本果农木村,就是坚持不打杀虫剂来种苹果。前四年,他的苹果树都快死光了,所有人都笑他是个傻子。但最后,他成功了,种出了号称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
       虫子是要吃一部分的稻子或水果,但虫子的存在也是有它用处的。生物的种类是金字塔形的,越是上层的物种就越少,越到下面数量就越大。自然创造出虫子和稻子,就预设了虫子会吃掉一部分稻子,这就像在交税。
       我自己在牛津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机缘巧合,种了一年的菜。英国的public garden(公共原地),40平方的地,一年才5英镑的租金(差不多人民币50元)。那时我才了解,种菜不容易,因为有虫子吃,有鸟吃,还会有鹿来糟蹋菜地。更不用说,还要看老天的脸色,有一次遇上冰雹,地里的青菜一下子就被打坏了。后来我把这些理解为这是给自然交税。
       人类的毁灭性和独占性太强,人类的贪婪将造成地球的毁灭。气候变暖就是如此。你知道,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人类老想改变自然,摆脱天的控制。最后,人真的慢慢脱离了自然,脱离了上天给人设定的位置。现在的农业基本是工业,像大棚种植、基因工程,这些都是不符合中国哲学之道的。
       人类把某种生物定位为害虫,是因为人类的目的性太强,他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的。但是自然生长的作物也应该给虫子吃一部分。人只希望除掉虫子,独占所有的劳动果实。明代心学家王阳明也论述过这种善恶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传习录》记载了学生和他的对话。学生在花园里除草,感慨为什么杂草那么多,而花却那么难以培植。王阳明回答,那是因为你喜欢花,讨厌草。接着王阳明和学生讨论了善恶问题。王阳明有一个观点非常离经叛道,即“无善无恶”。一般儒家认为“至善无恶”,而王阳明则提出“无善无恶性之体”,它成了明代中后期儒学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王阳明认为,从天的角度看,无所谓善恶。你喜欢草或者花都带着私意。但其实草和花都有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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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学热的政治因素。有很多人希望儒学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满足它停留在民间层面。而您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到儒学不可能再达到它曾经的位置。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儒学理想的位置是什么?
方旭东:前提是,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有一天,政府下令让全国人民都改信儒家,我想我一定会反对,虽然我自己是儒家的修习者和传播者。
       因为,我觉得理想的状况是,儒学成为人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历史上,儒学不是作为个人领域的信仰存在的,而是为国家治理设计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政治儒学”,是有它的来历的。儒学在政治哲学上有什么是当代可以借鉴的?这需要认真地研究。我个人这两年也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儒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接?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种提法。他们是听到“自由”两个字就会指责这是亲美或亲西方。的确,是西方提出了自由这个概念,但无论东西方的人都喜欢自由,自由这种价值是普世的。
       其实,即使我们不用自由这个词,用儒家的话语一样可以表达类似的诉求,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一直讲究“忠”和“恕”。传统意义上的“忠”,基本上是法家的那一套,“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法家的东西。对儒家而言,君臣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儒家讲“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如果国家把百姓的财产任意处置,百姓会仇恨这个政府,这是合理的反应。孔子讲的“忠”,朱子解释说“竭己之谓忠”,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曾子“三省吾身”就提到“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为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毛泽东时代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人民的概念太抽象,最后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真正的“忠”是指为别人做事的时候要竭尽全力。这个概念可以引申为要有敬业精神。
       当今中国受资本主义影响,很多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失去了底线,所以社会上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抱怨其他人,而自己本来的专业和行当也不好好做。比如,学者总是抱怨政府,抱怨社会,但他教书时却对学生放水。这种讨好学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害学生。民工处在社会底层,也已经被这种可怕的社会风气熏染,他们受到贪官和奸商的各种压榨,但他们自己也不好好干活。等等。各行各业都有。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可怕之处。就像孟子说的,国富民强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人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人都跟野兽一样,那这个国家还会好吗?我们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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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认为一个好社会必要的条件是什么?
方旭东:好的社会是一个“仁”的社会。仁者爱人。“忠”和“恕”都属于“仁”下面的概念。重要的还是“忠”和“恕”的问题。“忠”是人人都要有一种尽力为别人办事的精神。中国现在极其缺乏这种精神。“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尊重差异,不强求一律。最好的政府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乐其所哉。
       一直以来,人们提到儒家,就想到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森严的等级。但是孔孟强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是怎样使一个地方成为人们能够生活下去的地方。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很可怕,食品不安全,官员不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即使办事也是为了自己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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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您刚才讲的有点类似社会重建。能否理解成儒学中既包含对制度的建设,也有对心性的意义呢?
方旭东:嗯,一般人喜欢用内圣外王,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乃至制度儒学这样的词。我认为,这些讲法不利于准确地把握儒学。儒学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儒家讲体用不二。讲到心性儒学,一般人就会想到宋明理学。可是,宋明理学是心性儒学可以概括的吗?我研究宋明理学,明年在三联书店要出一本书《明体见用——新儒学义理要诠》,里面谈到我对新儒学(也就是理学)的理解。
       一直以来,人们对新儒学有一种误解,以为它只讲心性,这是不对的。朱子等人通常被认为是心性儒学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重建有很多好的想法。你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起到了保证社会人才流动的重要作用,是国家精英治理的一种方式。按照传统分法,这属于外王部分。但几乎所有重要的宋明理学家在这方面都提出过改革的方案。科举就是一种考试。理学家对科举考试的改革设想主要围绕如何使它更加公平。
       比如,朱子对科举改革的考量中有很大一部分与经济有关,因为科举考试是有成本的。王安石曾经提出一种制度,用学校加科举的形式,一半学校,一半考试。这种设想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方面的,因为,如果要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师生队伍,无疑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所以朱子反对。还有,南宋时由于考生人数暴增,录取名额有限,所以有人提议再增加一次考试,等于给学生一次候补机会。朱子同样表示反对,主要是出于经济乃至社会整体代价的考虑。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即使是朱子这样通常被看做心性儒学的代表,他们对这种制度性的“用”的东西也考虑很多。并且充满理性精神,很会算账。基本上,没有哪个大儒只讲“用”或只讲“体”。像《孟子》,就记载了关于井田制的具体设想,详细到要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要给多少亩田,要养多少只鸡、多少只猪、种多少棵桑树。而孟子通常被认为是“迂远而不切于事情”的。
       我的意思是,不应该单提什么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或制度儒学。因为,无论是孔孟代表的古典儒学还是朱子代表的近世儒学,都是有体有用之学,这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全体大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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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智慧很多时候是从农业社会里生长出来的,那儒家这一套用在现代社会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方旭东:当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今天不可能照搬传统儒学。与古代相比,今天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而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我们现在可能不仅仅面对工业化问题,还有后工业化的问题。像环境问题、动物权利问题、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这些问题在农业社会尚未出现或激化。但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不然,儒学就是自甘out(过时)。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就不会care(关心)儒学。比如,现在有些国家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了,而我们有些讲儒学的人,至今还认为同性恋是变态,实在令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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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儒学和其他比如自由主义、左派等群体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吗?有可能么?
方旭东:如果大家都用理性的态度,会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一定的共识。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商谈性的共识,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大家有一个共识是不要有一种统一的东西去改变别人。要有理性作为商谈的基础。只要不把成见放在首位,就事论事,保持理性的态度并不困难。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像台湾的反服贸,不能一开始就把它定性为主义之争,要多些理性的分析。

澎湃新闻:您会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阅读指导吗?
方旭东:我女儿九月份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想法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阅读兴趣。相对来说,国外在儿童读物方面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我女儿读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外的童书。另外,我家里有很多书,不光是哲学方面的书,文学、艺术,乃至设计、建筑、烹饪、园艺,五花八门,这对孩子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吧。孩子会很自然地认为,人生活的地方就是应该有许多书。家里有很多书,就算孩子现在不看,至少她会知道个书名。
       如果我读到好的书,觉得合适,我也会跟孩子分享,比如,我喜欢看何伟(彼得•海斯勒)的书,从《江城》到最近的《奇石》,我都会把其中一些有趣的段落念给孩子听。
       有时,我还会跟女儿在饭桌上讨论很严肃的社会话题,比如前一段时间,关于广西玉林狗肉节的争论。通常,我询问她的观点,让她陈述理由,然后我去反驳,或者让她对我的观点与理由提出反驳。这有点像哲学上的论证。你也可以说,我这是在培养孩子的哲学思考。但是,既然我们同意家庭对孩子有很大影响,那么,就像医生的孩子可能从小就会懂一些医学知识,一个哲学教授的女儿从小对哲学有些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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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您在自己家门前挖了个鱼塘?
方旭东:哦,那是在郊区房子的花园里,比较小,有一些锦鲤养在其中。我在院子里还种了很多花木,像现在这个季节,睡莲、牵牛花、凌霄花都在开放,芭蕉长到两层楼高。我喜欢住在那里,但是因为孩子小,得在城里上学,所以,平时难得去。
       因为喜欢植物,我还跑到富春江边租了一个山谷,种了上千棵树,有红枫、紫薇、桂花和银杏。我种树不是为了养苗获利,就是觉得看着树一天天大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也不除草、施肥、打农药,就让树自己长。
       我学习了解西方很多东西,也去过外国好多地方,听了几十年的西方古典音乐。但我的趣味也许还是中国传统文人式的,喜欢佳山水,向往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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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儒家之道录入编辑:谢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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