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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读书又变成升官发财的途径时,中国人的恶习又复发了

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2014-08-27 18:20 来自 请讲
       主讲人:饶毅(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主题:科学文化与中外教育
        时间:2014年8月16日
       主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编者按】
       著名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是另一位“大牛”科学家施一公眼中“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他时常就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和科技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
       “中华民族对科学技术感兴趣,我担心高潮已经过了”——饶毅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今天年轻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大幅滑坡的担忧。在“2014上海书展文化讲坛”上,他再次犀利地指出,当大家发现升官发财又是一条路的时候,可能读书又变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科学技术又不重要了,恶习又复发了。
2014年高考前夕,毛坦厂中学的两名高三应届女生,一阶一叩首,祈祷“金榜题名”。数百级多级台阶,叩了大约一个小时。  CFP 资料图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饶毅讲话内容的摘录:
中国科学研究缺乏原创性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科学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传统的,只有过一些零散的,不系统的科学发现,包括某些重要的超前于西方科学家的发现,但它整体是很弱的。中国的技术要比中国的科学好一些,但是比西方的技术还是要弱一点,不能说我们有四大发明等重要发明就表明我们一直领先别人。但我们的技术要比科学强一点,至少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留到今天。
       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走科学这条路?古代没有走,因为当时考虑人际关系,走了人文这条路,我们的诗词歌赋,我们的军事是有创造性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用到对自然的探索,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上去。而且对于自然的好奇和对自然规律的总结在前面一千多年,对社会基本上是没有用的,除了几何以外。当我看到罗马的大角斗场的时候,突然想到那样大的一个结构是2000多年前罗马人建的,实际上在中国只在20世纪才有第一栋。是我们决定不做这种建筑,还是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复杂的建筑?是不是和我们的几何有关系?这个做建筑的人知道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用到的历史事实会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科学是不行的,我们的科学是西学东渐,是传教士从17世纪开始一点点带来的,然后中国人开始一边翻译,一边引进西方科学。但是17世纪到19世纪的200多年间,中国人对科学是漠不关心的。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很多人醒过来了。我们引进西方的东西,到1860年以后大量增加,我们也开始用西方的方式建立小学、中学、大学。我们的研究生在1949年以前是很少的,可能只有几十人,一百人,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一共只有1万多研究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1978年以后才大量增加的,现在我们一年研究生就几万人。我们西式的教育本身是逐渐引进和扩大的。
       我们的科学也是以引进为主,是翻译书。一直到1950年代,很多公众以为的科学家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以翻译教科书出名的,只有少部分真正做过原创性研究,更少部分是在中国本土做过原创性研究。所以1949年以前做研究的是不多的。我们现在经常会讲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然很突出,但是它的老师和学生很少,不可能做出很大量的重要工作,它做出过很突出的工作。
       生物医学我是知道的,我看过协和医学院多个研究工作,我在2002年把中国近代的研究的重要工作进行过梳理,可以明确地说,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量比以前多,但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到2007年为止,做得最好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时代在北平做的工作。而且我不久前也和协和的现任领导交流过,他也说,协和医学院做研究最好的时代是在1930年代,不是现在。当然我们都希望国家的生命科学研究以后都要比那个时代好,但是我们的记录是在那里的。
 “中华民族对科学技术感兴趣,我担心高潮已经过了”
       在1949年以前,不光是国际经济力量有限,经常在打仗,而且全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是极端小的,很多人读大学,虽然要考科学,要得分数去升学,但升了学以后,对科学并没有兴趣。邓小平的太太卓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时候,物理系是一个很小的系,女生就更少了。那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系都是很小的。北京大学生物系第一届只有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读一读,还要停一停,还要转系重新回来读。所以,蔡元培先生抱怨过,说有一些人读北大,就是为了读商科和法科,为了发财。
       1949年以后,国家和人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确实极大地增加了,这个增加既有国家的推动,还有一件心照不宣的事,中国人发现1949年以前读书、接着做了官发了财的人,再后来很多却坐了牢、被打死、财产被剥夺,所以觉得不如干脆读自然科学。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多人认为是在颂扬自然科学,真实是因为怕学人文社科惹麻烦,所以躲到自然科学这边来。中华民族对科学技术感兴趣,我担心高潮已经过了,我担心我们全民族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是1949年到2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当大家发现升官发财又是一条路的时候,可能读书又变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科学技术又不重要了,恶习又复发了。
       这几十年,国家对科学的支持是尽力而为的,但也只是在很少数的学科可以做到,两弹一星以及和两弹一星相关的学科在1950年代、1960年代得到了支持,其它学科当时没有条件,而且经常受到政治运动冲击。1976年以后,我们才可以在各个方面都逐渐复苏。复苏最快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国家的政策方针完全变了。
       过了几年,当很多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差别,而且又可以留学的时候,自然科学的梯队建设是有困难了,面临大量人才流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大、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自然科学走遍天下都不怕,留学的人最多,而且在国内做得越好的人出国越容易。
       在1998年,1999年,高校“985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在当时完全是作为一个救济扶贫的计划出现的,因为怕年轻人,特别是刚刚博士毕业的人不肯回国,或者是在中国也不安心,要出国,从而影响中国的科学教育,所以出台了这样的计划。计划出台的前五年大家都没有安心,到了2000年,甚至2002年,2003年以后,第二期的“985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得到支持,而且支持的大学数量增加很多,大家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稳定一段时间,这以后,国家上上下下才在考虑中国的科学怎么发展。
       所以我认为,中国真正有共识考虑科学发展,而不是考虑先补课,考虑引进和考虑稳定、扶贫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在这很短的历史中,我国对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猛烈增加,可能比其它行业增加得都多,至少是增加得很快,快到有一年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从80亿元跳到120亿元,一年增加50%,一个大的机构收入增加50%你可能想都想不清这钱怎么用出去,国家的经费投入是增加了,但国家科学技术体制改变得很少。
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改革先锋
       我们今天提倡科学要搞好,其实是以科学体制改革作为其它体制改革深化的一个契机。科技体制理论上最容易改,因为它目的清楚,标准清楚,也有很多国外和国内过去十几、二十年改革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绝大部分没有得到推广,而事实上是可以推广的。科技体制影响的人数量特别少,教育体制影响的人可多了,经济体制影响的人更多了,所以那些改革其实更难。实际上科技体制改革值得作为我国改革的一个先锋。邓小平同志当年首先支持科技和教育,提倡科技和教育的重大变革,我相信也是因为直接影响的人数并不多,但它的效应可以更大。
       所以,我们除了应该提倡少数年轻人以后还要从事自然科学,和国家科技体制改革之外,还应该让科学经费增加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至少要值得我们现在国家投入,至少某个时候,在科学和技术上,要超过清华大学数学系、协和医学院的生物医学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屠呦呦的青蒿素、张廷栋的砒霜治疗白血病。
       我经常会写一些文章,我觉得如果知道这些情况但不写不说是挺难过的。另外我觉得即使跟我一样大年龄的人都不能接受(我的观点),或者是接受了以后也认为在中国做不成,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去做。在这样的一个犬儒主义哲学弥漫的社会,可能年纪大的人不会接受,但是我希望十几,二十岁年轻的人,他们在看到我们文章的时候,他们有想法,变成他们思维的一部分,这样的话,20年,30年,40年以后,也许我们的科技体制,我们的教育方面能够有少量的改变。所以我和清华大学教授鲁白、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谢宇共同创办微信公号“赛先生”,希望我们国家继续保持健康、向上,追求科学,热爱真理,探索自然规律。
       (本文根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提供的速记整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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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饶毅,科学文化,教育录入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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