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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 邓小平对香港局势发展的每一步预言,都一一兑现

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4-08-28 09:01 来自 文化课
        《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作者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郝铁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选择,邓小平给我们这代人指明了人生方向。”这本书和其他相关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把议题和具体社会背景结合起来,不是单纯阐释理论。
《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书封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刚刚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该书作者是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郝铁川。《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结合郝铁川个人的学、政成长过程阐释了邓小平的反“左”防右,推动中国法治、渐进民主及变“官本位”为“民本位”理论。
        《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最初在香港出版,今年5月,郝铁川在香港中联办宣传部部长任期结束后回到上海,并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一职。郝铁川在“再版后记”中说,“来香港工作之后,我更加敬佩邓小平的战略眼光。他对香港局势发展的每一步预言,都一一兑现,真可谓料事如神。他在主权、治权问题上坚定的原则立场至今还指引着我们对香港问题的把握;他提出‘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之间有主有次、都应长期不变的论断;他关于香港高度自治和中央必要干预相结合的诊断;他关于不能使香港成为颠覆中央政府基地的论断;他关于香港的民主推进要从香港实际出发、不照搬西方模式、循序渐进等原则的论断;他关于要团结争取香港中间立场人士为重点的论断,迄今依然掷地有声,指引航程。”
        8月25日,郝铁川在上海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室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在采访中,郝铁川也谈到了还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他看来,这部电视剧“能把握当时的历史细节和当时的思想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成功的。”
郝铁川近影 

澎湃新闻:《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最早在香港出版,是面向香港读者介绍邓小平理论和思想的著作。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
郝铁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选择,邓小平给我们这代人指明了人生方向。我们这代人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左”和“右”两股思想倾向碰撞,坚定地服膺了邓小平理论。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
“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结束了过去那种荒唐的生活,把我们从过去的政治恐怖和经济匮乏中解救出来。没有政治运动了,我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发展生产了,废除粮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等各种票证了,我们可以丰衣足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这让我们对过去“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邓小平顿生感恩之情。
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告别了“左”,可是该往哪里走?以前我们身上都有某种价值观念,突然之间没了,最能代表人们困惑的就是潘晓的那句话:“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西方也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拼命拉拢中国。当时“美国之音”就说了:如果你们要学英语,把地址给我们,我们会送一本《英语九百句》。有一个同学真的写信过去,真的收到了。所以社会慢慢产生了“全盘西化”思潮,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邓小平及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发生了东欧和苏联的动荡,我们才彻底认识到邓小平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洞察力更加是人们敬佩。

澎湃新闻:但在这方面,对邓小平也有一定的争议。邓小平说,有说他是“改革派”的,也有说他是“保守派”的,但他自己认为他是“实事求是派”。
郝铁川:邓小平既反“左”,又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使中国告别了“左”的岁月,避免了苏东右的动荡。尽管有人说苏联、东欧最后会慢慢转型、稳定,但中国却不能有那样一个动荡期。这么大一个国家,产生苏联、东欧式的动荡期,13亿人中国的问题会更为复杂。所以邓小平主张走渐进的改革道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改革道路,使中国稳步往前走。所以我说,通过(“文革”的)“左”和(苏联东欧的)“右”碰撞,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发自内心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拥护者。

澎湃新闻:《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这本书和其他关于邓小平研究的著作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你似乎把每个议题和具体社会背景、问题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阐释邓小平理论和思想,为什么?
郝铁川:邓小平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实践家,他不是学院派。我们研究邓小平思想和理论,一定要研究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他不是坐而论道的学院派学者,他要立足当下解决问题。在邓小平每个理论观点背后都是要解决一个或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现在学院派研究邓小平理论,尽量逻辑化、体系化,这是必要的,但研究邓小平理论最关键的是要问题导向,具体分析他遇到什么问题,他怎么解决的。

澎湃新闻:所以在《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里,你谈民主、法制和人权,不是教条式地把邓小平说的话拿出来,而是具体分析当时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郝铁川:比如他为什么支持、参与、领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你一定要知道这场讨论是冲着“两个凡是”去的。不了解“两个凡是”,你怎么会了解他为何那样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比如,他为什么说“两个”不改变“(即:要让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而说的。前一个”不改变“是针对苏联教训来讲,因为列宁总体上始终是民主法治的,但他去世后,到了斯大林时期就被改变了;后一个”不改变“是针对中国的历史讲的。 1956年以前,毛主席大体上是重视法制的,1957年之后他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党的“八大”强调的加强民主法治的决定就被改变了。
除了研究邓小平理论一定要研究邓小平所处的社会问题之外,还要注意邓小平是一个最善于把先进理念政策化的实干家。所以我写这本书,写了邓小平所采取的许多具体的措施。比如,过去我们照搬巴黎公社经验,实行“议行合一”的国家体制。邓小平采取了政府成员不能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样一个举措,就把传统的理论突破了。他给“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摘帽、改正的改正,一下子就恢复了成千上万人的权利,邓小平能够把先进理念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这是他作为理论家、政治家、实干家不同于一般学院派的独特之处。

澎湃新闻:从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里,我们可以怎么理解邓小平理论?
郝铁川:如果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大,那很可能是这些人把政治体制改革理解为是实行西方的 “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这就错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但却不是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中国的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把现在的政治制度跟过去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到它已有很大变化。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不是“改向”(改变方向)。

澎湃新闻:政治体制改革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里强调的还是稳定的重要性。但谈到稳定,我们难免要把它和维稳联系起来。
郝铁川:首先,我不太同意把维稳和维权对立。邓小平强调稳定,科学含义是保障集体人权。这里有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协调问题。邓小平说,在一个动荡国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保持社会稳定是集体人权的需要,我们既要保障个体人权也要保障集体人权,应该在保证集体人权和个体人权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我们也不是说不重视个体人权,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每个人感受到司法公正,就是这个意思。

澎湃新闻:《邓小平与中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提到了很多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及邓小平的解决之道。这些做法,对当下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郝铁川:我觉得,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变”,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既不僵化也不西化,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也很重要。第三,邓小平说善于从改革中建立自己稳定的制度。我们要善于总结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建国60多年的实践,及时提炼出有效的制度,把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类型文明的基本框架有所固定,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这也就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表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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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邓小平;法制录入编辑: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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