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教授好,您有律师朋友当过这类十恶不赦的嫌疑犯的辩护律师吗?肯定会有很多舆论压力吧,怎么面对解决的?律师会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偏向(他的客户)嫌疑人,从而有失公允吗? (比如我们百姓都无比痛恨那些罪犯,但辩护律师要把他们当人看,去了解,发掘,走进他们的内心等等)。只是我的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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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翔 2018-01-19

我曾经参与过为一起死刑案件做辩护,被害人家属坚决要求判处极刑。但后来发现有严重的证据问题,犯罪嫌疑人有不在场证据,最后刀下留人,我感到很荣幸能机会为他人洗冤辩白。人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他人,也不是社会所决定的,而是内心神圣的道德法则。一如康德所言: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
Zwei Dinge erfüllen das Gemüt mit immer neuer und zunehmender Bewunderung und Ehrfurcht, je öfter und anhaltender sich das Nachdenken damit beschäftigt: 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und das moralische Gesetz in mir.
另外,律师虽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但律师的执业有独立性,并不应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最后,罪犯也是人,他有基本的人权,尤其在人皆曰可杀时,尤其要慎重。袁崇焕当时也是被民众咬死的。
有人说,法律人优点(或是缺点,端看你采取何种立场)之一,便是他既不相信口号,也不相信群众。那些立场鲜明,非此即彼的口号式论说最容易获得民心,但这种单极化的思维却在人类历史上却带来了无数浩劫。因此,法律的训练让我对任何口号都心存警惕。
至于群众,并不是说法律人不应该傲慢到不听取民意,而是说他必须超越民意的偏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再提醒人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悖论,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民主将会被其自身所摧毁。但是,托氏很高兴地发现,在美国,对抗这种多数暴政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界,“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行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这句话值得法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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