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师,当时唐代一直被人们称呼的胡人是属于哪个民族的?胡人对思想是不是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说:“后世的宋人就很鄙视唐朝的胡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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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春英 2019-08-21

你好
唐人称呼“胡人”并无恶意
并且这是个统称,所有外国、外族人都可以称胡人
唐代的外国人,也就是胡人可以在帝国做官、上学、参加科举考试等
外国使臣居长安期间也有补贴
总之唐朝是我见过最没有种族之见的王朝
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
或多或少而已
长安比今天的New York还具包容万象的精神
至于宋朝,我不想评论
谁敢说开局时赵氏兄弟对异族的偏见和错误认识
不是“靖康之难”的祸根呢?
所以宋人知唐,而唐人不知宋
如果唐人知宋,谁鄙视谁还不一定哩

amos-liu 2019-08-22

南北朝时南方法统了解下。

雾锁云岩

唐朝没有国家和汉族概念吧。

amos-liu 2019-08-22

杨广是继承了鲜卑汉化传统并发扬光大最终被当时的汉族普遍接受的华夏共主。最终在对最后一个有力的胡人政权拔除爪牙的过程里让汉族复兴过程里开始被边缘化的关陇军事贵族背刺了。
结果就是汉族复兴戛然而止。玄宗安史乱前唐对外的军事优势只是余韵流泽罢了。

jhw358 2019-08-22

隋朝的前身就是胡人政权,李渊的家族就是胡化汉人,是胡人政权的军事贵族,当然他不会反对自己的出身。

amos-liu

允许胡人归化并做官并不是唐的标签而是华夏文明的传统。
相反的,李世民挟杀兄囚父的暴力权威而压制五胡乱华以来到隋炀帝为之一振的汉族复兴思想,为唐建立了胡汉不分的军事传统与对胡人出身的军事力量的蜜汁信赖,草原部落的原始奴隶制军事体制侵蚀掉了基于广泛动员并来源于秦汉帝国军事传统的府兵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唐代表的大一统和汉族复兴主义的正义性在安史之乱面前崩碎瓦解。
同样的,宋来自于对五代藩镇割据传统的继承和反思。表现出来正好是胡汉之别,在意识形态上矫枉过正,对胡人化的军队持续表示不信任和鄙视表现为“贼配军”的社会认知,在体制上无能为力,对养军费用高昂浪费众所周知却无法削减完全因为宋政权的军阀属性无法对军队注入除了给钱卖命之外的价值(岳飞军队是唯一一次成功改革的机会)。
从客观的说,宋的胎里毒正是唐的错误民族政策的遗留。从宋以后,中国军事体制从没有高出藩镇军阀的上限(参见朱棣靖难与曾国藩救清),直到抗日战争浴火而出的人民解放军,才回到了良家子从军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秦汉传统。
上下千年,唐的错误太可怕了。

amos-liu 2019-08-21

允许胡人归化并做官并不是唐的标签而是华夏文明的传统。
相反的,李世民挟杀兄囚父的暴力权威而压制五胡乱华以来到隋炀帝为之一振的汉族复兴思想,为唐建立了胡汉不分的军事传统与对胡人出身的军事力量的蜜汁信赖,草原部落的原始奴隶制军事体制侵蚀掉了基于广泛动员并来源于秦汉帝国军事传统的府兵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唐代表的大一统和汉族复兴主义的正义性在安史之乱面前崩碎瓦解。
同样的,宋来自于对五代藩镇割据传统的继承和反思。表现出来正好是胡汉之别,在意识形态上矫枉过正,对胡人化的军队持续表示不信任和鄙视表现为“贼配军”的社会认知,在体制上无能为力,对养军费用高昂浪费众所周知却无法削减完全因为宋政权的军阀属性无法对军队注入除了给钱卖命之外的价值(岳飞军队是唯一一次成功改革的机会)。
从客观的说,宋的胎里毒正是唐的错误民族政策的遗留。从宋以后,中国军事体制从没有高出藩镇军阀的上限(参见朱棣靖难与曾国藩救清),直到抗日战争浴火而出的人民解放军,才回到了良家子从军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秦汉传统。
上下千年,唐的错误太可怕了。

纳春英

你好
唐人称呼“胡人”并无恶意
并且这是个统称,所有外国、外族人都可以称胡人
唐代的外国人,也就是胡人可以在帝国做官、上学、参加科举考试等
外国使臣居长安期间也有补贴
总之唐朝是我见过最没有种族之见的王朝
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
或多或少而已
长安比今天的New York还具包容万象的精神
至于宋朝,我不想评论
谁敢说开局时赵氏兄弟对异族的偏见和错误认识
不是“靖康之难”的祸根呢?
所以宋人知唐,而唐人不知宋
如果唐人知宋,谁鄙视谁还不一定哩

雾锁云岩 2019-08-21

唐朝没有国家和汉族概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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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晚年曾自叹“浮名满世”。严复以其一生在翻译、海军、教育等三个方面的主要成就,比如精通西学,翻译包括《天演论》在内的八大译著,主持天津水师学堂二十年,先后担任过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等,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内乃至全社会,可谓一等社会名流,大体上是很受尊崇。他一度在各校受邀做演讲,受到拥戴,风光十足。晚年会有“筹安之累”正是因为袁世凯派想利用严复的声名地位来造势。
当然,一个人的声名地位并不能对应代表他有多被理解和认可。恰恰相反,圣贤皆寂寞,高处不胜寒。
比如,1902年时西学风靡,严复门前很是热闹,可严复看不惯结党营私、假公济私和权利之争。他认为,那些所谓新党,口谈新理,手持新书,日翼新政之行,其实不过是为个人之私,希望从中邀利,或晋升为新贵。因此,严复不
愿与他们交往。坊间盛传严复之傲慢。严复则默默闭门谢客,倾注心力于译书。那时他的身份是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白天到局里办事,晚归,灯下唯以翻译自娱。
比如,严复曾十分委屈地向张元济倾诉,说有位朋友赞许他译的书很好,但就是太难了,无法领略其中妙义。圈内朋友都表示看不懂,就更别说一般的读者了。严译著述对受众的要求一直都很高,需要丰厚的西学知识作为支撑。如此,严复翻难免感受到一种曲高和寡的孤独。1903年2月27日夜晚,严复在翻译《群学肄言》时,忽然间悲从中来,在一张便条上写道:
吾译此书真前无古人,后绝来哲,不以译故损价值也,惜乎中国无一赏音。扬子云:“期知者于千载”,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
严复是名士,但人生亦多孤独之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境遇如何,严复一直都表现出远大的抱负、高级的情怀和很强的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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