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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安倍时代 ② | 后安倍时期的日本外交变数及其走向

2020-11-16 11: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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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今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辞职,作为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此举将会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安全等带来怎样的影响?随着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被指名为日本第99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进入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又将发生哪些新变化,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这些都引发世人的密切关注。为此,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后安倍时代:回顾与展望”工作坊,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本系列选取部分参会专家发言,从多个角度探讨后安倍时代的未来。

安倍晋三辞职,菅义伟上台,日本政坛的重大变动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菅义伟将继承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路线,但是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也将出现变化。一方面,菅义伟将继续推动战后历史总决算,试图在不触及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发展周边关系,将历史修正主义渗入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菅义伟将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在此基础上构筑与美国其他盟国的总同盟关系。在以上背景下,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有何变化,中日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安倍外交的继承与发展

菅义伟是安倍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因此菅义伟上台后会对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加以保留和继承。首先,外交理念上菅义伟将继续坚持安倍政府奉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方针。这一外交方针是基于日本战败国的国际地位而提出的,因此会被长期保留。但与此同时,安倍晋三提出的战后外交总决算政策也将被菅义伟内阁继承,换言之,菅义伟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处理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关系,解决历史问题。这其中包括日俄领土问题、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日朝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以及中日历史问题。尽管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更加强调面向未来,但是其主要目的在于将自身的历史修正主义渗透进外交政策之中,在此基础上对战后历史总决算并希望其他国家认可其历史决算。可想而知,这一行动将处处碰壁,只治标不治本。比如,俄罗斯强调只有在日本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才会考虑推进领土问题的谈判;日韩关系则从历史问题演化为双边的经贸、安全和政治问题;中日关系则因历史和领土问题不断出现起伏。这一系列外交失败都预示了安倍晋三外交努力的失败,假如菅义伟继续执行这一外交政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只能在原地踏步。

另一方面,菅义伟并非萧规曹随之辈,他也明确表达了自身的外交理念,这一外交理念的具体表述为:在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有效的日美同盟为核心推进政策。同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战略性地推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为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全力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而努力。总体来看,这种外交理念的前提是继承安倍外交政策,解决安倍政府时期的遗留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强化政治同盟,推进印太战略。从其外交理念的表述上看,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指向性越发明显,换言之,在日本看来中国和朝鲜成为日美安全的重要威胁。此外,菅义伟强调新冠疫情期间境外合作的重要性,并希望特朗普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其协助,这进一步反映了菅义伟对日美同盟重要性的认识,也反映了菅义伟对美国依赖的加强,期待借助美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解决目前存在的外交悬案。

二、基于日美同盟的总同盟关系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日美同盟并非平等基础上的同盟关系,因此菅义伟希望在加强日美同盟,实现日美对等的基础上,发展与美国其他盟友的关系,尤其是希望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构筑一种总同盟关系。显而易见,这是针对中国的总同盟关系。在中国拥有对美基地攻击能力的情况下,日本谋求修改宪法,并改变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由于日本的整体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日美同盟,即美国保护日本安全的基础上,因此在中国对美军基地具有攻击能力后,日本需要修改宪法,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获得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而一旦如此,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就将名存实亡。这对日本而言,恰恰意味着日美同盟非对等性的改变,这也是日本一贯的追求,即借助美国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最终实现日美对等。这种实现日美对等的目标在菅义伟时期将实现突破,但也会给东亚地区安全带来不安与威胁,比如宙斯盾系统的部署将对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格局造成影响,值得国际社会关注。总而言之,处理日美同盟关系仍然是菅义伟内阁外交政策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菅义伟内阁必然会谋求某种突破,这种突破不会落实在口号性质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方面,而是将通过安保政策的更新或修宪的形式加以实现,其最终目的是改变日美关系的不对等性。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希望在印太地区构建日澳和日英同盟关系。事实上,日澳两国政府之间希望建立“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在新冠疫情之后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整个国际层面加强合作。日英关系不仅局限于安全层面的合作,还包括区域经济的合作。英国加入日本主导的CPTPP以及日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日本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在印太战略方面,日英双方就航行自由问题一拍即合,既符合日本的战略需求,也为英国重温帝国旧梦创造了条件。总而言之,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主导、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目的的总同盟关系,从而在安全层面和政治层面实现进一步的合作,这值得中国关注。

三、菅义伟时期的对华政策

安倍晋三执政后期,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中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趋于回暖,尽管安倍晋三的突然辞职给这样趋势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菅义伟上台后的中日关系仍将延续安倍晋三时期的路线,实行化竞争为协调的对华政策。作为安倍内阁的“大内总管”,菅义伟对安倍内阁提出的对华缓和政策是十分清楚的。安倍晋三上台之初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在于为修宪造势。修宪是自民党的立党理念和安倍晋三的政治理想,但修宪需要得到国会半数以上议员的表决支持,并得到半数以上国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最终实现。但由于安倍晋三的修宪主张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反对,因此有必要渲染中国威胁论,迫使日本国民认可修宪的必要性。然而,从民调数据上看这一企图并未得逞。近年来,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渲染中国威胁论已经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合作的空间巨大,同时中国威胁论也不足以使日本国民支持修宪。缓和中日关系迫在眉睫,化竞争为协调的政策得以推出。

除此之外,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中美博弈中采取何种态度值得关注。此外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也将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日本新内阁仍然必须直面中日关系的四个基本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现在还需要面对涉港问题。尽管日本提出要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外交”,但菅义伟是否具备这种能力还有待商榷。总体来看,菅义伟在对华问题上仍是求稳为主,兼顾党内“知华派”尤其是二阶俊博的意见。在后安倍时代,菅义伟一方面要坚持安倍晋三的外交理念,另一方面还要表现出自身特色,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整体上看中日关系未来仍然是稳中有变。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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