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时代｜如何更自由地赚钱？高低技能劳动者的选项差异

随着数字化平台的发展，独立工作者规模快速增长，这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变革。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中指出，欧美地区有高达1.62亿人（占总工龄人口的20%~30%）或多或少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 

“零工（gig）”起源于1900年代初的美国，最初指“雇佣音乐家演奏的某一特定曲目或仅持续一晚的演出”，后来被用于指代仅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进行的非正式的计件工作。零工与过去所说的临时工在概念上有所重合，但是具有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零工市场上更多的是低技能、低学历同时获得低收入的人群。 视觉中国 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富胜认为临时工的劳动契约关系、工资计算方式，都与当下的零工经济不一样。零工的特征主要偏重于不稳定、计件付费，也就是说，劳动者不会与某个企业签订长期的劳动关系合同，薪酬计算方式跟短期的项目有关，这并不代表劳动者为某一平台工作的时间一定很短。

现在各种平台上的劳动者可能都是全职、长期工作，例如滴滴司机可能与平台或者中介公司签订了一年以上的劳务合约，在这一年里都是全职进行工作，并且在同一份工作中待的时间很长。 

近年来，中国的零工市场规模也日益扩大。《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与欧美等国不同的是，中国的零工市场上更多的是低技能、低学历同时获得低收入的人群。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据，中国参与零工经济的人员大约是1.1亿人，大部分是低技能的劳动工人。

县域零工占中国零工群体大部分。据《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县域零工从业者超过90%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31-40岁的青年人是县域零工的“主力军”。 

根据美国零工网站Upwork2020年数据：美国有5900万人从事自由劳动，占据美国总劳动力的36%。美国的自由职业者往往具有一些技能来发展业务。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失业率增加，有一批新的人决定从事自由工作者，这批人占据美国总劳动力的12%，大多数为了维持经济衰退期的生存需要，这些人来自科技、商务服务等行业。与2019年相比，美国的全职零工增加8%，兼职零工增加4%。而与2014年相比，全职零工增加了19%。 

疫情期间就业率下滑情况下，零工经济起到了特殊作用。低技能、低收入的零工经济是“就业蓄水池”。在一些面对面服务依赖程度较低的低技能零工劳动领域，疫情导致较大规模赋闲或失业情况也促进了零工经济的发展。据某外卖平台数据，从今年1月20日至3月18日，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33.6万人，他们选择从事配送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疫情导致的原工作单位停工停产。零工经济平台成为就业蓄水池，在疫情期间有效发挥了稳就业的作用。 

谢富胜认为，广义的零工经济即为完成某一特定任务而进行的非正式的计件或计时工作。学界和媒体现在讨论的零工经济，则是一个更为狭义的范畴，主要是指互联网时代，借助于在线数字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零工经济。也即是指数量众多的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者”，通过互联网企业的中介自主提供计件工作的经济形式，强调按次进行的短期化服务劳动，通过各类数字平台进行服务提供方和服务购买方之间的匹配。 

零工经济是互联网驱动的结果还是生产方式变迁的规律？ 

澎湃新闻：按照这一界定，是否可以认为，零工经济规模化扩张，新就业形态更加多样化，这些都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结果？ 

谢富胜：技术永远是服务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数字技术的发展的确是驱动零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为什么不是其它的就业形式发展起来了，而是零工经济发展起来了？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来看待零工经济兴起的经济社会驱动力。 

二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速积累，例如美国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劳动力短缺，因此，企业需要通过稳定就业的承诺吸引劳动力，在工厂内部维持比较严明的等级制结构，给工人提供了可预见的晋升模式、长期就业的承诺与社会保障，从而降低工人的培训与雇佣成本，维持了一支分工明确的稳定劳动力队伍。中国在上世纪国企改革之前的雇佣关系也呈现出类似特征，城镇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机关单位、国企与集体企业当中，大部分工作劳动报酬水平稳定、雇佣关系难以解除、保险福利与工作挂钩，劳动者的各类非工资收入相对有保障。 

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经济发展与积累模式发生了一定的危机。由于新的技术革新周期开启，传统的大宗消费品需求也日趋饱和，需求变动日益迅速和剧烈，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体系无法灵活应对消费市场的变动，福利国家政策也限制了生产和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契约的严格也削弱了企业的积累能力。为解决危机，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推行弱化工人运动、削减国家福利与部门补贴、增加私有化和使用市场力量的政策，中国在后来也开始改革开放，推进国企改革，生产要素市场化。

企业的生产方式也逐渐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一种大规模定制的生产体系，在劳资关系层面，这种努力就表现为尽量减少实际雇佣的劳动力，采用各种替代性安排，补充非核心的劳动力使用需要。企业通常将一些边缘劳动力的雇佣外包给中介公司，保留核心劳动力，灵活调整雇佣人数。

近年来零工经济的迅猛发展的确仰赖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但其实零工经济早已经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出现了萌芽，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生产结构和积累模式变迁的原因。也就是说，已经从过去大规模同质化的需求，转向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变动迅速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发展出零工经济这种灵活就业形式，才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结构的变化。 

澎湃新闻：平台是新型零工经济的必要要素吗？ 

谢富胜：零工经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服务双方的匹配问题。之前零工经济也广泛地存在着，比如家政门店、工厂零工等等，但是组织者个体规模都很小，因为组织者无法即时地采集、处理、传递大量的供求信息。只有数字平台出现之后，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零工经济行业才变得越来越集中化，出现了各种巨头和独角兽。

这种新的零工经济形式，依托数字平台展开，其主要特点是按需工作、计件给付、劳动者自行提供劳动工具、生产-中介-消费三角关系以及数字技术在监管和交易中的应用。除了最后一点，平台零工中体现的商业逻辑、组织策略与劳资关系，实际上，和传统的中介、外包公司区别不大。

现在谈论的零工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众包以及按需服务的大规模扩张。第一，众包也就是大众和外包的组合，“众包”模式下的软件开发者，往往发展出有着极强的自我规训和自我商品化意识，竞争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获利越来越多，劳动者则是面临着一种“逐底竞争”的局面。第二，在按需经济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大地推动了即时匹配服务的发展。如果没有在线平台，点外卖、叫车，这些服务通过传统中介公司都是很难大规模推广的。 

生存选择还是爱好驱动？高低技能零工群体的不同境遇 

澎湃新闻：平台给了劳资双方更广阔选择的同时，是否会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  

谢富胜： 零工经济平台的产生，实际上对所有技能类别的劳动者而言都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对于中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的出现的确是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比如说，过去出租车司机是需要牌照的，而牌照是比较难审批的。这样打车服务的劳动力供给就比较小，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其实挺高。但网约车进入打车领域之后，打车服务的供给一下翻了很多倍，这样原来有牌照的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空间肯定受到了挤压。

但对低技能劳动者总体而言，尤其是对于因欠缺工作机会而导致低收入的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零工经济实际上是增加了这个群体就业机会和收入。因为零工经济提供了一个不需要学历、技能的高收入工作机会。据某外卖平台2019年数据，当年在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外卖骑手家庭户均4.3人，其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70%。 

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零工经济行业从原来的多方竞争转向双头甚至垄断格局，低技能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正在迅速受到挤压。比如外卖配送单价从最开始的6-7元/单，降到现在的3元/单，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还有继续降低的趋势。 

随着行业垄断程度的提高，平台从交易金额中抽成的份额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自然受到日益严重的挤压。这种影响也被转嫁到消费者，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身上去了。

因此，可以说是，平台垄断趋势挤压了低技能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也让社会公众承担了过多的溢出成本。随着零工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零工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迫在眉睫。这就是制度引导和约束亟需在场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在论文中提到“越依赖于众包平台的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障越少”。 对平台的依赖度，高低技能是否有所不同？高技能者是否有更多的话语权和福利保障？ 

谢富胜：一般来说，低技能劳动者从事的零工工作中，平台所起到的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更强，而高技能劳动者从事的零工工作中，平台所起到的信息中介作用更主要。 

企业生产形成的核心-外围结构下，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采用零散工雇佣的方式来节省成本、灵活调整劳动力数量，对于高技能劳动力采用长期雇佣、给予高福利的方法，以实现企业核心价值的保留和创造。 

高技能自由职业者被企业视为稀缺人才和专业知识的来源，长期的一成不变的岗位可能并不能适应这些高技能劳动力的工作意愿，很多企业尝试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利用高技能劳动者的才能。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亨德森智库2018年针对零工经济进行的调查，许多企业高管选择通过雇佣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外部员工，并认为这“不再仅仅是度过重组时期、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它还能够给组织内部带来十分具体和特殊的技能”。 

所以，高技能劳动者更少地受到零工平台造成的技能退化影响，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技能去寻找相应的平台和雇主，而不像低技能劳动者是进入某行业之后才被迫学习相应的简单技能，因此高技能劳动者对零工平台的依赖性也相对较低。 

在这样的供求关系下，高技能零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收入上的提升。在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零工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高技能零工将是各类平台企业渴求的对象。 

不过在另一方面，高技能零工同样面临着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因为收入与自身的技能和工作时长高度相关，他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激励，积极应对这种新型就业方式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否则很可能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被淘汰。

澎湃新闻：与低技能谋生驱动相比，高技能劳动者选择零工的驱动有哪些不同？ 

谢富胜：目前，高技能零工劳动者更多地受到兴趣爱好和办公灵活性驱动。因为他们自身实际上有高技能，能够找到稳定的正规就业工作，并获得较高的工资。他们选择零工经济的原因，通常包括认为能够做自己的老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更高的办公灵活性。

但是高技能劳动者在选择零工经济时也可能是因为收入更高、发展机会更好的原因。 

澎湃新闻：目前，零工者和平台多为业务承揽的合同关系，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技能者发展为自主创业的可能性是否会更大？

谢富胜： 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发展为创业者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平台在零工工作中是起到关键的组织作用，还是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上面提到，对高技能劳动者打零工来说，平台所起到的信息中介作用更主要。因此，的确存在高技能者发展为创业者的可能性更大的现象。 

但也要看目标创业行业的特性。对于创业需要的固定资本较少、资质要求较低、倚重劳动者个人技能和经验的行业，例如在线法律咨询服务、在线教育、新媒体工作室、网店店主、电商直播主播等行业，零工经济中的高技能劳动者发展为自主创业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但对于互联网医疗服务这类较为依赖体系、资质和固定资本设备的行业，高技能零工劳动者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在线新经济平台规模发展，新就业形态倍增，这对零工经济的群体有何影响？高技能群体是否会随之扩大？ 

谢富胜：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大量生产消费活动被迫转向线上，促进了在线服务型零工经济的迅猛发展。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共享医疗、教育等领域，短期内用户数量和交易量出现猛增态势。

由于互联网平台存在较强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在这些零工经济领域中，疫情所引发的爆发式增长可能开启一个正向循环，促进这些领域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的高速发展。在这些领域中就业的高技能劳动者群体，也势必随着需求的增长而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