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拉多纳到格瓦拉：足球、革命和自由

在左翼足球爱好者们看来，马拉多纳是真正的球王，他继承了格瓦拉的革命气质，至于贝利，更多的时候他被称之为政客或者“乌鸦嘴”。

许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家中，或许还能想起那个贝雷帽上别着一枚红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 年的哈瓦那，32 岁的马尔克斯应邀参加了古巴的革命胜利庆典，见到了格瓦拉与卡斯特罗。随后，他在格瓦拉领导下的拉丁通讯社当记者。

数年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巨著《百年孤独》问世。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沧桑的笔调写下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编织了一个现实与幻想交错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写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马尔克斯说，他需要准备1000 年、写上100 万页。

格瓦拉离开古巴前留给妻子的诀别诗：“再见了，我的唯一。不要在饿狼面前颤抖，也不要在思念的草原上冷得发抖，我把你放在心里，我们将在一起，直到路途的尽头。”

这是一头孤独的美洲豹，格瓦拉，世界仅此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他们生存的土地，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残忍，虚伪，无知又愚昧。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在文明世界所赋予的国际分工里，他们提供的是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得到毁坏的土地、靠军事维持的政府以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他们也习惯用疯狂来反抗这种命运。仅在1960年代，拉美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生长和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样带着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马拉多纳与贝利的世纪之战而在格瓦拉的故乡阿根廷，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他的眼睛惊人相似。他是马拉多纳。

这两个伟大的阿根廷人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相似，相似得就像一颗慧星在十几年后穿过同一块天空？

马拉多纳似乎也醒悟到这种相似，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喊出了“像切一样战斗”的口号，后来他的手臂上又文上了切的头像。

这两个伟大的阿根廷人给当时的权贵留下了惊恐的回忆，也给现在的人民留下了惊艳的遐想。

面对马拉多纳，有时候新闻本身已经胜于艺术，简直像电影和小说一样精彩，比如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减肥事业，比如一个革命愤青，终于摇身一变当上博卡青年副主席，从前不断号召球员跟资本家死磕的马主席如今居然要扮演软化乃至镇压革命劳工的角色……

如果拍电影，以马拉多纳的偶像格瓦拉为例，哪个聪明的导演会捡革命时期的格瓦拉去拍呢？聪明的捷径是去拍一个革命前的格瓦拉——果然《摩托日记》大获成功——更神的是拍一个完全虚构的格瓦拉，巴西就有一部电影，说的是格瓦拉没死，这哥们活得好好的，现在靠卖格瓦拉纪念品为生……当格瓦拉已经完全被革命政治和商业社会双重神化，来这么一个反讽是好玩的。

而要拍马拉多纳，就这样来拍吧：让他当格瓦拉的战友，或者当阿根廷总统，要么当一个瘦身教练，或者马拉多纳博物馆的守门人……

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在神坛的巅峰，总要有两个并驾齐驱的人，分分合合，恩恩怨怨。比如卡斯特罗之于格瓦拉，略萨之于马尔克斯，玻利瓦尔之于圣马丁，当然，还有马拉多纳之于贝利。

马拉多纳和贝利，阿根廷和巴西，世界足坛巅峰上的两极。由于巴西与阿根廷这对南美劲旅历来都是死敌，桑巴军团的领军人物贝利与阿根廷探戈的代表马拉多纳也是一对不折不扣的老冤家。人们一直在争论两人谁最强，但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无法对比，所以争论才会一直持续。

贝利将马拉多纳视为一个“反面典型”，指责他为年轻球员树立了坏榜样。而老马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记者将贝利的指控抛给马拉多纳时，老马一脸坏笑地回应说，“你们想让我说什么？他可是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一个男人。”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最懂阿根廷人的，是阿根廷人，当然，更懂得他们的，则是巴西人。

从玻利瓦尔到查韦斯，拉美的自我救赎

一切要回到玻利瓦尔。

这位现代拉丁美洲的缔造者，是又一个华盛顿式的人物。而他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危难关头，他有时利用职权，独断专行。但是面临一种抉择时，他愿意将个人的雄心大志置于民众的福利和民主的理想之下，不断放弃自己手中的各种独裁权力。曾一度有人要封他王位，但被他拒绝了。无疑他感到自己已被授予“救星”这个称号比起任何王冠都是一种更大的荣誉。

此种荣誉感，后来在格瓦拉那里继续升华。

与玻利瓦尔并肩作战的圣马丁，是格瓦拉的另一个源头。

玻利瓦尔影响了无数人，除了格瓦拉，还有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当年，玻利瓦尔的一些想法包含建立拉丁美洲国家联盟、提供国民教育及强化主权以对抗外国入侵，这些外国入侵包括了外国强权的经济统治。玻利瓦尔主义始终影响着拉丁美洲。

当查韦斯自1999 年开始其总统任期时，从他的政治表现中即可发现玻利瓦尔主义的身影，在其上任后，亦称其自己为玻利瓦尔主义的拥护者，并将他所解读到的玻利瓦尔主义实践到日常生活中，亦即是玻利瓦尔革命。他还在1999 年修改宪法，将国名由委内瑞拉共和国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卡斯特罗当然是一个特例，这位和格瓦拉同时代的雪茄英雄，送走了查韦斯和马尔克斯，现在正和马拉多纳走在一起。

然而，通往自由之路充满变数。

1970年，智利选举产生了阿连德为总统的合法政府。阿连德就任总统后，开始推行国有化政策，被国有化的对象包括矿山和银行。这一政策使得既得利益者很不安，同时美国意识到自己在智利的利益将受到巨大损失。

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插手，导致军人皮诺切特政变上台，总统阿连德在政变过程中被枪击而死。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基辛格难以掩盖美国插手的事实，不得不婉转地承认，美国“没有发动政变”，而是“尽力创造政变的条件”。

皮诺切特在智利施行了17 年的独裁统治，被他杀害的不同政见者，有证据的在3000 人左右，国内失踪人口说法不一，最高说有10 万。像皮诺切特这样维持十几年的独裁统治，在拉丁美洲并不多见，最短的大概只有几小时。

这位充满争议的独裁者，得以善终。后来，可笑的是，皮诺切特死于国际人权日。

本文原刊于《齐鲁周刊》2014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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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马拉多纳到格瓦拉：足球、革命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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