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雅集》：感受清末民国间“罗王之学”的脉搏

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携手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共同筹措的大型学术展“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在中北校区汉办基地一楼展厅举办。该展览以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的学术成就为主，隆重呈献近200件珍贵展品，涉及书画、青铜器、稿本、信札等多种类别，旨在全面公正地展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中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自任的“罗王之学”。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地图上，罗振玉与王国维携手打造的“罗王之学”历被视为学术高峰，其甲骨学研究，承上启下，在甲骨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一书汇集此次展览之展品的文献与艺术品资料，全书分为“博古养新”、“罗王集林”、“沧海遗音”、“甲骨四堂”、“海外神交”、“罗王学派”六章，所展示者包括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以论学为主的手稿、书信、联语及自题诗卷轴、版刻题跋、题扇、题额、绘画、古碑拓片、印章拓片及其他有重要文献资料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文物，集中展示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

千秋壮观君知否

文 | 丁小明

记得癸巳之秋，同是“罗粉”的张斌兄与我在北京合作过“同心传古——罗振玉、王国维书法专场”展览，尽管岁月掷人已五载，至今思之，仍觉得那应是一次值得怀念的文化活动。也因为那次展览，“罗粉”陆丰川兄才得以浮出水面，随着相知渐深，丰川兄与我恍然有悟的是，原来在近年来的拍卖上，为了罗振玉书法我们有过相当多的“所见略同”的“火拼”，正是有了这些“火拼”，才推动拍卖市场上的罗振玉书法特别是信札行情节节攀升。只是就我们对罗振玉认知而言，当不以其书法价格攀升而自喜，倒是以为有义务追求价格之外的意义。经过反复权量，最后确定以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友朋翰墨及文献展览的形式来回顾罗振玉、王国维的生平与“不朽之巨业”的“罗王之学”，当然，也希望藉此展览来推动罗振玉研究的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构想并经过近三年的准备，今天才有可能将“雪堂雅集”这场规模颇大的近现代学人翰墨的盛宴呈现于世。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地图上，以罗振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为己任，借力于甲骨、简牍、敦煌经卷、汉魏石经、大内档案及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发现，他与王国维一起逐鹿于三千年中华文明的腹地，并由此成就了史称当世绝学的“罗王之学”。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同道们在纵横学海、存亡续绝之际，以挥毫写心的方式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书迹，今天当我们仔细端详着这些心魂所系的知识精英的手泽时，我们不但可以重游罗振玉、王国维所构建的硕大无比的敦煌学、甲骨学、大内档案、域外汉文献等知识故地，更可以见证殷墟甲骨、敦煌古卷、大内档案等大宗文献发现时，罗振玉如何在“国家与群力所不能为者，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的坚强意志与绝大决心，甚至可以感受到罗振玉所矢志从事“守缺抱残”的事业面临着花果飘零、沧海横流的结局时，他在学术研究及不倦地书写中所坚守的那份耿耿孤忠般的品操。

当然，作为一次囊括民国名贤书迹甚广的学术展事，在书迹展示后面所立的主脑则是我们对罗振玉及其友朋的学术成就及志业与人生的理解。作为策展人，实有必要对展览的“博古养新”、“罗王集林”、“沧海遗音”、“甲骨四堂”、“海外神交”、“罗王学派”这六部分略作介绍。

董作宾跋 殷墟出土甲骨拓片

在近代中国收藏史甚至东亚收藏史上，要论收藏体系之浩博、门类之众多、品鉴之精深，能望罗振玉之项背者实在寥寥无几。居于文献大发现的时代，他的收藏门类中的甲骨、敦煌文献、汉晋木简、古陶俑、西夏文献、大内档案、汉魏石经等诸项皆前人所无法梦见之物。此外，就是前人最常见的古代书画收藏领域他也能开辟出《南宗衣钵》、《二十家仕女画存》这样学术史理念明确的收藏体系。进言之，正是有了这种通达的学术识见为支撑，罗振玉在他博古雅好的活动中才看到同时代的学问家与骨董家所“视而不见”的风景。如中国敦煌学的发生一事，在罗振玉之前看到敦煌经卷的有叶昌炽、缪荃孙等著名学者，但为何只有罗振玉认识到这批唐写本的重要性，并大力呼吁将其收归国有。一者，罗振玉已跳出传统版本学家以宋元刻本为核心的研究体系，从更大时段与更广视野来理解传世文本的价值。再者，1909年7月之前的两次日本之行中接触不少唐钞与日本古钞等古写本，使得他在古写本的字体、格式、材质等方面积累了属于收藏家的眼学经验。正是有了这样的经验基础，他才能在敦煌经卷出现后第一时间内判别其价值，并以最快的速度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由此一跃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及敦煌文献的收藏大家。所以说，罗振玉的博古雅好既非收藏家的品鉴之学所能限，也非学问家空发思古之幽情能譬之，而是两者完美结合之代表。他的博古雅好更多的是以古物为文献，通过鉴古而知新，进而以此来扩展“罗王之学”的研究空间，这是我们走进罗振玉的收藏世界所必须了然的。在罗振玉的世界中，他与王国维的近三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无法离分的。从罗振玉拔王国维于俦类中，到一起携家东渡扶桑，到《流沙坠简》的共同研究，再到甲骨学上的雪堂的“导夫先路”与观堂的“继以考史”，直到再共同构建现代学术史上大厦——“罗王之学”。当然，也包括两位学术大师因家事交恶，以至于“卅载云龙相会合”的至交最终割席而去的痛史。所以，展览中“罗王集林”部分开宗明义列出罗振玉与王国维若干重要书作的手稿，以展示两位巨匠在华夏文明存亡续绝的关捩之处，是如何通过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为中国学术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

董作宾手摹并跋 《殷墟古器物图》插图

在罗振玉的志业世界中，除了以学术立言的期许，还有以政治立功者甚至立命者的期许，只是以挽救衰微的清朝君主统治为己任的志业有如一梦黄粱，不惟“补天浴日意何成”，更留下了一段让人诟病的肮脏身后名。尽管我们无须同意雪堂公的政治志向，也必须要看到政治抱负的挫折与学术志业的辉煌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造就他们歌哭无端、痛苦莫名的精神状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27年王国维的昆明湖自沉事件。陈寅恪在解读王国维的“纵身一跃”时说：“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感“文化衰亡”，抱遗恨而终，是罗振玉、王国维、沈曾植、陈曾寿、梁鼎芬等绝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历史转型期的集体心事。

如果要我们在罗振玉的学术世界与书法创作之间找出最有钩连意义者，则莫过于甲骨学与甲骨文书法了。罗振玉在甲骨学研究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释字精准，更在于他在甲骨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动手动脚去找材料、寻线索、求意义。在甲骨学研究初期，罗振玉一直在努力访查甲骨出土地，而他一旦确定了商都安阳为甲骨出土地，并释出了甲骨文中的“王”字之后，罗振玉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证殷商史的大道，并由此进入了甲骨学研究的快车道。以甲骨文入书法则又是罗振玉的创举，这样的书作中不惟有他对甲骨文的精确理解，更有他长期古文字研习与书写中所累积的学养与意趣。就甲骨学的发展而言，唐兰所云“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的评语及甲骨四堂的排序已成为公论，故本部分以甲骨四堂的书作为主体，仍袭唐兰旧说标为“甲骨四堂”，以期窥罗王学术之一隅。

董作宾摹拓并考释 《李玄伯先生藏甲骨文字》稿本

近代中国门户洞开，西风欧雨，交相涌来。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在新材料、新环境、新机遇的多重推助下与寰宇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内藤湖南、大谷光瑞、藤田丰八、狩野直喜、神田喜一郎等人驰书论学、疑义共析，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汉学研究的新浪潮。就罗振玉而言，他早年通过杨守敬所辑的《古逸丛书》了解东瀛学术，并细读过《和汉洋年契》《史略》等日人著作，在他25岁所刊文集《面城精舍杂文甲编》中已能熟练征引和刻的《一切经音义》《玉烛宝典》《玉篇》等文献为己所用，其学术视野相当开阔。以后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结识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等人，辛亥之前就两度访日，眼界更开。其甲骨学、敦煌学、域外文献学的研究成就中也包含林辅泰、伯希和、内藤湖南等人诘辩问难的贡献。而辛亥之后，罗振玉负笈扶桑七年之久，其间不但与王国维共同构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为巍峨的大厦“罗王之学”，他与日本学界交往与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也非当时其它中国学者能望其项背了。因上之义，这部分名之为“海外神交”。

曾有识者以“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打油诗句道出近代中国学派林立下的部分真相。回望百年前的学界版图，真正留下学术影响无非是章黄、罗王与胡傅这三支有代表性的学派。章黄学派的症结所在是过于“侫古”，知陈袭而不知新变，无视甲骨文、敦煌经卷、域外文献等新材料的出现，置身文献大发现之世纪而徒然空返，让人扼腕久之。胡适、傅斯年尽管吃过黄油面包，在学术上呼应西潮的同时，其求实之态度倒是接近罗王为多。特别是傅斯年后来主持史语所的大内档案整理与殷墟考古这两项志业，其实是承接罗王之学的血脉而广大之。作为学术领袖的罗振玉高人之处在于他能识才，他的一生中不只是提携过观堂，容庚、商承祚、柯昌泗的成才都与他的知遇紧紧相关，这些学人其实都是“罗王学派”的中坚力量。当然，“罗王学派”别具温情意义的是：罗氏一门亦多才俊。罗振玉幼弟罗振常为现代知名版本目录学家，而罗振常之东床周子美则是继承其衣钵，为当代知名版本目录学家。罗振玉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皆攻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及中亚古文字，四子罗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罗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罗继祖精于辽史。罗振玉晚年弄孙时曾赋诗云“清白家风望汝成”，其寄意门庭，可谓殷殷。其实罗氏家风岂止“清白”二字能譬之，其一门学人，成就斐然，不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景，更是罗王学派中的壮观。

行文及此，不禁让人想起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对“罗王之学”的定位：

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说的“足当孔壁、汲冢所出”的“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大内档案”这四者其实就是支持“罗王之学”大厦的四根支柱：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大内档案学，而这四根支柱中的三根：甲骨学、敦煌学、大内档案学，当时学界中之首立者皆是罗振玉，罗振玉本人也多有生乱世得享文字之奇福的感喟，见甲骨则叹“此许郑之所未曾见”，睹敦煌经卷则恨不能与“乾嘉诸老共考之”，每每有新材料与新发现都“为之狂喜”。应当说，“罗王之学”已非中国传统学术，而是包含甲骨学、敦煌学、石经学、大内档案学、西夏学、域外文献学等诸多新文献学科的综合学术。将之放在中国学术史的“长时段”上进行比较的话，“罗王之学”中的新发现比孔壁书、汲冢书门庭更广、体量更大、影响更深，不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千秋壮观”，在世界古典学术研究中亦当雄居一席宝座矣！

本文选自《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丁小明 陆丰川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