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空间｜平视俯瞰再回首：日本建筑界如何言说疫情

转眼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已经过去了快一年的时间。各国疫苗纷纷问世的喜和病毒可能变异的忧让刚到来的2021又充满了未知的变数。在日本，经历了去年2月的钻石公主号事件，3月老牌艺人志村健的去世再到4月“紧急事态宣言”的正式发出，疫情很快从“隔岸火”变成了全社会的“日常”。

与此同时，作为最重要的“议程设定者”的疫情也左右了2020年的日本出版业。受到疫情的影响，消费类杂志和旅行类书籍的销量大幅下跌，部分小型书店的关张也成了读者的一大憾事。但另一方面，因为民众有了更多时间在家，包括漫画在内的部分消费反而大增。如果再算上电子书籍的扩张，日本出版业的整体表现可能反而高出预期。战后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并不都完全是正向的媒体过度饱和让日本社会围绕着疫情展开的言说很早就呈现了活跃的状态。从2月开始，以加缪的《鼠疫》为代表的旧书重新登上畅销榜。3、4月，海外疫情的报道和新冠初步研究成为热门。5月，靠着记录非常世相的写真集打头阵，关于“紧急状态”的第一批新著作开始投入市场。而紧急态势陆续解除之后的6月起，各类媒介又都以“新常态”为主题进行了新的展开。

在众多不同的视角中，本文试图介绍的是其中关于城市和建筑的部分言说。不管是大众杂志上的短文还是行业刊物里的论述，日本的学者和专家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察了疫情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的冲击。虽然他们的观点不乏“本土性”，但正如疫情为我们反向证明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并没有什么人事物是可以完全独立于世界之外的。这些观察的精准或偏离都可能为其他时空下的社会带来新的灵感。

平视：场所众生相

因为疫情的突发性和大规模研究的困难，许多论者都从具体的“场所”（place）出发来探讨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城市未来的方向。一个最重要的场所当然就是作为应对病毒前线的医院。《日经建筑》的8月27号和《新建筑》杂志的7月号都推出了疫情下医疗机构的特辑。在一系列专业的讨论中，日本建筑师向来爱强调的“动线”一词再次被赋予核心的地位。由于看不见的病毒以及感染与否的二分法，给不同的人留出不同的移动和生活空间成为了治疗和预防的重心。在对空间使用者实际运动的强调背后，其实还有着设计应该从具体的“身体”入手而不是抽象的图纸这一没有被明言的侧面在。另一方面，正如世界各地的“方舱医院”所揭示的，疫情的紧迫性意味着对于治疗机构的传统定义需要被重新书写。曾获得普利兹克奖的设计师坂茂就撰文分析了临时安置所等设施在建筑上的挑战。他指出虽然日本有着较为完善的灾害应对方案，但是在面对和台风、地震等性质完全不同的疫情时，从来以容纳足够多的人为目标的计划需要有新的变更。

 新建筑杂志 2020年7月刊封面

此外，建设工程不同程度的停止让建筑师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家中，对于家宅的审视因而成为了疫情下场所反思的又一重点。比如，《建筑Journal》的10月号就紧急采访了分散在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的日本设计师的居家生活。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是，不管在什么杂志上，只要是留在国内的建筑师几乎都会提出对日本城市住房状况的批判。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是，在欧美国家经常看到的民众自发在阳台上举行演奏会或者给医护人员打气的行为在日本完全没出现。虽然这可能和日本的封城没有强制力有关，但日本家庭的阳台根本没有大到可以让居民轻松进行类似的活动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物质限制。在此之上，对于日本民众社会参与缺乏的意见也再次被提出。战后最早的一批都市理论家就曾认为日本城市中缺少广场等公共空间是战时军部的独裁能够如此顺利的一个原因。而经历了民主改革的战后，只求拥有属于自己房屋的中产阶级“我家主义”（my homeism）又成了左派学者批判的标靶。疫情似乎再一次把他们认为的躲在“重视隐私”大旗之后而拒绝公共交流的民众特点暴露了出来。

日本大学在图书馆摆“鱼头” 提醒学生保持社交距离

受到疫情冲击的另一个主要场所是学校。综合杂志《现代思想》的10月号就以“新冠时代的大学”为题。除了关注政府对学生补助政策的利弊，大学校园本身的物理存在成为了许多人的关心。不少论者指出疫情前开始的缩小教室规模以更方便师生交流的趋势和要求避开密集的防疫指南可能存在冲突。而在教育一线的来稿则普遍同意线上的教学似乎比现实中更有效率，但是校园里因为课堂之外的“非正式关系”所带来的思想碰撞的彻底消失也让他们深感担忧。上述特辑中一篇有些异色的文章来自一位居住在京都大学吉田寮的学生。已经有百年历史的该宿舍同时因其设施的破旧和它所代表的学生自治和反抗精神闻名。该作者在文中白描了从疫情开始之后的几个月内宿舍是如何靠着自治来确保住户安全的。值得注意的是，从2019年的4月开始住户和大学当局就陷入了关于是否要拆除吉田寮的长期诉讼之中，而“卫生”似乎又成为了当权者一个巨大的口实。

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办公室自然是建筑界注目的焦点。绝大多数的讨论都聚焦在如何用更方便换气的建材来修葺健康型办公室或者因出勤减少可以推动共享办公等实操层面的技术议题。相比之下，众刊物对通常被“效率”逻辑忽略的另一个场所——或者说“无场所”——的讨论可能更有意义。疫情对策的一个重要方针是要求民众尽可能“居家”（stay home），但对于没有“家”可居的流浪者（homeless）们来说要面临的挑战就更为艰难。上文提到的许多特辑中都有来自一线社工的寄稿。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本来就有限的临时救助站如何艰难地避免“密集”。与此同时，日本另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网咖难民”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出于各种原因长期在设施还算齐全的网咖寄住的他们在机构停业后彻底失去了依靠。要如何在物质和社会性的两个层面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更深入地说，这些人的处境也暴露了日本当下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是完全建立在场所性（placeness）之上的：比如一个地址对应一份救济金，或者要有明确的住所才能完成求职手续。因为新冠而进一步“居无定所”的他们重新提醒了我们相关政策的脆弱性。

俯瞰：空间的未来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论者开始跳脱特定场所的限制而寻求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这场危机对于日本城市甚至是国土空间（space）的影响。

在他们看来，疫情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后果是减缓了人口向东京的集中。根据日本总务省的实时数据，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的5月，东京出现了自2013年7月以来首次转出人口超过转入人口的现象。在6月份的短暂回流后，7-9月这一趋势得到了延续。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在临近的神奈川、埼玉和千叶三县也可以观察到。这意味着汇集了超过日本人口四分之一的“首都圈”因为疫情着实出现了人口减少。在日本语境里，人口向东京的“一极集中”一直被视为是和老龄化、少子化并列的严重问题。与之相对的，如何进行“地方创生”以缓解这一现象则是历届政府的烦恼。但不管是已经下台的安倍还是新上任的菅义伟所推出的政策看上去都收效甚微。但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却意外让局面出现转机。依靠网络的远程办公不仅让民众可以更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更重要地是他们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仅为了以职场为核心的生活而居住在并不舒适的大城市。日本内阁府的一份调查显示，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5到6月经历了远程工作，而其中超过8成的人希望在疫情过后能继续下去。更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表示自己往地方移居的想法有所提高，其中特别明显的是20和30岁的群体。

2020年7月21日，日本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人们戴着防护口罩。

东京都立大学的饗庭伸在《新建筑》12月的新冠应对特刊上仔细分析了上述看似正面的现象对现行制度可能有的冲击。日本政府在面对地方都市衰退时所采取的核心策略是“紧凑城市+网络”（compact city plus network）。饗庭指出，这一政策的核心是聚集了各项社会功能的都市据点。而在据点周围则是被环绕的高密度居住地。同时，低密度的居住空间和空地都属于在计划中需要被控制或消除的部分。最后，发达的交通网络把每一个据点在国家层面实现连结。但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新空间布局显然违背了所有原则。首先，高密度空间因为更利于病毒的传播开始被大众逐渐放弃。取而代之的，每个民众的居住地周边逐渐被赋予更复合性的功能。这些能够自我完结的在地小点也让交通工具作为连结的线失去了意义。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提出上述的现象归根结底只是暂时的。比如东京人口的减少还因为大量的外国人一时回国以及失业人群的短暂归乡。而老龄和少子化的结构性变革意味着“紧凑城市”的模型仍然是最重要的参考系。究竟疫情会给城市空间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似乎不得不等待时间交出的答案。

回首：城市的谱系学

虽然城市未来的样貌目前仍不清晰，但这不妨碍学者们从历史的脉络出发为现下的疫情城市定位。

日本女子大学的副教授田中大介在给学艺出版社的一篇评论中提出了在疫情中人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现代城市特征（urbanism）的进一步“道德化”。他引用社会学家齐美尔经典的城市论认为现代城市的标准之一是人群的密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轻薄化。城市居民有限的精力注定了我们大多数时候只和其他人有着一面之缘并主动保持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而，相比于农村社会的“口”与“耳”，城市社会更注重承担视觉功能的“眼”。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民众佩戴的口罩还是商店收银台设置的透明隔板都是这种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生活方式被进行了极度的放大并赋予了伦理价值。他的观点提醒了我们看似非常态的疫情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特殊。

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

一个更积极的论者则是著名建筑师隈研吾。对于隈来说，2020年本来应该是他大放异彩的一年。3月从东京大学正式退休的他按照日本的惯例从前年就开始计划一系列大规模的“退休讲义”。同时，本应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又是他设计的主场馆在世界舞台上登场的机会。但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时，他却表示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因为建筑家都是“以百年的规模来思考的”。他在诸多杂志和书籍的投稿中也始终强调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本次疫情的重要性。隈研吾指出新冠并不是第一次有疾病对城市空间造成巨大影响。事实上，本次的疫情和中世纪的黑死病比起来还远没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更能发现新冠所揭露的现代社会的不合理。隈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我们都生活在开放的空间之中，而现代化却逼迫了人们进入“箱子”的时代：不管是办公室、家宅还是通勤时的列车。疫情对换气的强制要求又让大家思考起了回归到历史“主流”的可能性。作为一位成功商业建筑师的他自然也不忘宣传自己的作品。他强调现在的国立竞技场没有屋顶的方案虽然是奥组委要求降低设计成本的直接结果，但这其实也是自己长久以来建筑思想的体现。取而代之的从日式传统庭院“縁側”得到的灵感既保证了空气的循环又能按照不同的场景来改变建筑结构。而建筑和空间的多变性也是这次疫情给大家最大的启发之一。

但隈也没有过分的乐观，他意识到疫情也可能让人们更依赖抗菌性和价格都得到提高的新“箱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谱系学分界点。诚如饗庭伸在上文提到的评论中说的，新冠疫情和日本常见的自然灾害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找不到一个“复兴”（换句话说也是“复旧”）的标准。未来“应有”的方向需要全世界的民众共同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