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沈昌文：《读书》杂志创刊前后

澎湃新闻记者从出版人俞晓群获悉，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今早去世，享年90岁。“今晨六时许，女儿发现，沈公睡去”。俞晓群说。

本文选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谨以此文纪念沈老先生。此文由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本文有删节。

沈昌文  来源：北京晚报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们的文化领域中，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在人民出版社来说，跟我比较谈得来的是范用。他有个想法，打算办一本《读书》杂志，要我来，并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找谁。他已经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还要有具体干活儿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这样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对，因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较积极地参加了一个造反派组织。我们去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她没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当时已经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风得意。到了审查“五一六”问题的时候，她倒霉了，也成了一个目标，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此时，她刚出来不久，主任职务也已经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范用想找她来，就问我的意见。据说董秀玉所属的造反派的一大问题就是整过三联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的一大问题就是三联问题。所谓三联问题，主要是邹韬奋被认为是个资本家，三联书店是资本家的企业。尽管我和史枚编的“大事记”不这么说，但是有人这么认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来参与《读书》杂志的。为什么呢？大家在“文革”期间都做了很多应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为不是由衷的，和恶意为之是两码事，你不能把这些都算到人家个人账上。你也知道，当时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说三联是资本主义企业，我一定会拥护，一定要表态响应的。事实上中央还没有表态到这个程度。当时争来争去，无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伟大领袖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无所谓事实不事实。她只不过随景参加过一些调查工作，如此而已。我了解她的人品。所以范用问我，我就表示赞成她来。范用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范用身边。 

《读书》杂志是个很古怪的结构。我在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个巧妙的设计，是高人设计。高人是谁呢？讲穿了就是范用。他要设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刊物，说是在人民出版社里边，由他领导。可是，机构名义是属于当时的国家出版局的。刊物主办者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这样，人民出版社就管不着了。很明显，当时范用在一些问题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想法并不一致。主编呢？又是跟国家出版局研究室毫无关系的陈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范用的老同事，他来兼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这个单位就成了几不管的了。范用做什么事，就可以说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说是陈翰伯的意思、陈原的意思。编辑呢？除了董秀玉一个人是三联的，就是史枚。史枚是执行编辑，冯亦代是执行副主编，是从民盟请来的。然后又找了一些知识青年，吴彬就是那时候由吴祖光介绍来的，她当时还是个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龄上也是个小毛孩子。曾彦修也介绍了人来，当时要找工作的知识青年特别多。 

我没有参加《读书》创刊前后那一段的工作。我当时是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的主任，等于半赋闲的状态。范用是碰到个别问题时来问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分工管《读书》杂志的联系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实际上都是他指挥的，他安排的。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 

《读书》创刊之初，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调来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来当编辑的。那时候，吴彬他们连助理编辑都还不是，董秀玉才能当助理编辑。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陈原，再上面是陈翰伯。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可是实际上他是灵魂，都是听从他的指挥。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 

那时，我还没去，我也没想去。我跟范用说过，我想到商务。因为我喜欢搞外语，王子野一直鼓励我学外语。另外我跟陈原比较熟，商务的一项主业就是外语。 

到了1980年初，《读书》杂志已经办起来半年多了。我去“商务”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内部已经明确了，就差正式宣布了。范用来找我谈，要我到《读书》去。我问他原因，他语焉不详，只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我说，我考虑一下。我所谓的考虑，就是去问陈原。陈原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去《读书》。 

我记得，我编的第一期《读书》，是1980年的5月号，3月发稿。我到了那里才知道，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当时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他改的，作者原来的标题要软一点，叫“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他说要“破除禁区”，没有说“无禁区”。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读书无禁区”。他坚持这样的想法、做法，谁都不能改变。可是办杂志的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能改变，这样办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个能发挥润滑剂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较谈得来，跟陈原也比较熟，可能会好一些。我去之后，也确实做了一些调节工作。 

《读书》创刊号除了《读书无禁区》那篇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就是责备海关扣书太多的来信。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我正好属于这样一个身份。为批评海关的事儿，我也确实去国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检讨。以后还不断地出现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文章，我就不断地去作检讨。 

我记得，李荒芜的文章就惹了点麻烦。这位先生是老共产党员，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纽约支部的创立人，或是领导人，总之做过那里的工作。解放以后就回来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译过很多东西，也喜欢写旧体诗，笔名叫“荒芜”。他写的一首旧体诗在《读书》发表后，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这位朱先生用“邓办”的名义发来一篇文章，批评荒芜，说这诗是反党的。这下子搞得非常紧张。朱先生的批评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份“内参”上了，寄来的意思是要我们在《读书》杂志发表，而且是一定要我们发表。好在我们杂志的几个老头儿，坚持不发表。这样，就不断因为一些文章出现矛盾，像顾准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断去应付这种事情，去作检讨，讲一点“两面光”的话。这是外部。 

内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乔木同志对《读书》杂志好像是特别地关照。我在回忆文章里已经写过我的这种感觉。究竟是为什么这样，我也弄不懂。

回过头来说“内部”。《读书》杂志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也有分歧，有时候吵得很厉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动不动就说“要干！”这老兄干劲很大。当然也有反对他的意见。慢慢的，就在《读书》内部形成了那么一种局面：包遵信、史枚属于要跟上面干的人，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要说。陈原主张不这样干，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陈原以外的领导口径就截然不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润滑”难度越来越大。陈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图。就这样，我跟其他领导人就越来越远了。他们当然非常不满，说我简直是“背叛”。因为按系统说，我不是陈原的人。我当秘书多年，最大的擅长就是能体会领导意图。但现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程度。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有的领导就不断批评我是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对陈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开顶，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较忠实于陈原的。从我的个性说，我也比较喜欢陈原这样的。于是，矛盾越来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应该说是《读书》杂志跟上边的斗争很尖锐的一个表现。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说了不少，主要是主张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发财吧”口号。他知道我很关心我国革命史，尤其是做过“灰皮书”，看过不少内部材料，又懂俄语，能读原著。史枚常同我讨论俄共的党争史。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过，说史公惹了大祸，给中央领导写了信，提出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党委陈书记十分关心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说了不少，说完很气愤地夹起书走了。想不到当天晚上，就高血压病发作，导致脑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读书》编辑部，史枚等人，包括范用，论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忆文章里说他是焦大，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光靠这个办刊物是不行的。我说不行，也许冒昧了，他们一听会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认这样会犯忌。必须要有另外的办法，就是类似陈原教我的办法。他教我的办法很简单，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引而不发。我们光提供材料，不作结论。《读书》杂志的读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了以后，自然会作出结论。 

如果有这样的读者作了结论，来找我问。我就会说，这结论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没这样说呀！我说的可能还是马克思的话、毛泽东的话呢。当时还没有出现《历史的先声》。就是这样的奥妙呀！我学到的就是这个办法。我告诉你的，就是马克思的话，恩格斯的话，英国、美国的历史，法国的历史。我们的读者真是聪明，看了之后，马上给《读书》编辑部写信来说哎呀！讲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在《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读者就是那些在穷乡僻壤的中学教师，极有见地。若是他们看到了，再有个二十来岁的，血气方刚，就要行动起来了。所谓《读书》的影响，今天看起来，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响吧。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当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读书》服务日”等等。为了做得好一点，也很注意联络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资源不够啊。这些老先生都有资源，于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终不要让矛盾过于尖锐。当时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讲出来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赞成。这位小提出一个论点：办成一个刊物并且光荣牺牲，就是它的历程。意思是，办刊物的人应当已经意识到，这个刊物很可能牺牲，尽管这样，刊物还要办。

不管怎么样，我在《读书》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一大后果，就是我跟陈原更熟了，他的许多事情都是我帮他办的。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那里，评判人有个“三步曲”，我在不少别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经到了第三步了。所谓“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线不对；第三步，品质不好。在陈原以外的老同志眼里，我大概已经是品质出问题了，很难挽救了。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承认，那些老人家始终是帮助我、引领我走向出版事业的。特别是在1957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可能被划为“右派”。他们给我通了消息，让我写了大字报，不仅没有被划“右派”，而且还立了一功。以后他们也是不断地帮助我。 

这里就要说在改革开放时期恢复三联书店了。“文革”时期不是说三联是资产阶级企业、韬奋是资本家吗？到了1982年，不再这么看了，胡绳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好像是写给邓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做这个事情。组长是范用，副组长是许觉民。许觉民是范用的亲家，林昭的舅舅。组员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从来爱做具体工作，范用管大事。我喜欢只拉车，不看路，整个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时候，三联书店恢复在望，讨论的事情已经很具体了。有一天，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我说：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现在想让你当头头。我就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这位领导没有讲更多，我们就聊别的了。 

后来我就打听。直到现在，打听到的事情，都没有文字证实。据说一些老头儿在三联书店快要恢复的时候提了一个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联书店自治。 

上面采取了一个断然措施，让老干部们立即退休，让同老三联的老头们有一定关系而他们又认为比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变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号，我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以说是仓促上任。我想聘请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约略知道了原因。 

这样，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联书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