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追忆王献溥先生: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 史海钩沉(8)

2021-01-10 20: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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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们近期在整理史海钩沉、研究中国绿发会往期资料时,发现了王献溥老先生的研究课题和文献。在网络上查找王先生的相关资料时,发现百度百科关于“王献溥”词条资料不全,没有显示老先生的卒年。王献溥先生(1929年7月—2015年12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曾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由于他活跃的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如今我们许多人未能充分知晓这些贡献,甚以为憾!我们不应遗忘历史。
 (上图:绿会工作人员在整理历史档案的时候,发现的一份有王献溥研究员签字的报告。)

(上图:绿会工作人员在整理历史档案的时候,发现的一份有王献溥研究员签字的报告。)


经研究、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得到了绿会的老一辈研究者的指点,了解了一些王先生的情况,尝试对王先生的百度百科资料进行修订,遗憾未能成功。原因是,关于王献溥先生的逝世日期,没有机构和媒体报道,因此缺乏权威的引文资料。

我们深感绿会失职,我们希望为中国绿发会做出贡献的王先生安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铭记并学习王先生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

作为中国绿发会现在的工作者,我们满怀歉疚之心,在此重发此文,感谢蒋先生和王先生的贡献!也感谢所有为中国绿发会做出贡献的研究者们!

编者按/花花 核/绿茵 编/Angel

原标题: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追忆王献溥先生

作者:蒋高明

2015年12月23日8时10分,著名植物生态学家、自然保护区专家、生物多样性专家王献溥先生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王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2月25日上午10时在朝阳医院告别室举行。

两年前,笔者和王先生同时参加北京林业大学一个关于自然保护的座谈会,想不到那竟是我们最后的一别。当时,看到王先生的精神很好,发言时依然是他那特有感召力的抑扬顿挫的声音。

因我出差在外,不能亲自参加王先生的遗体告别会,未能看王先生最后一眼,甚为憾事。就决定写点什么,追忆这位仙逝的著名植物生态学家。

初次印象

1985年4月,笔者通过了硕士研究生入学的初试,接到植物所招生办公室的通知,从济南赶到北京位于动物园内的植物所参加面试,住在植物所内临时改造的招待所内。

生态室当年计划招生4名研究生。来自北大吴春林、黄健,辽大的陆志雄,一位来自湖北襄樊的考生,还有我5人过了成绩线, 5取4,导师分别为王献溥、王义风、杨宝珍、黄银晓。

来北京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专业课,就是对全国的生态学家的工作背景做了大量的功课,其中就有王献溥先生的工作。知道他在亚热带组,留学苏联,有很深的野外工作基础,在野外认植物很多,尤其熟悉南方的植物。我报考的是环保组,组长为黄银晓老师。

复试那天,大家都很紧张,毕竟是初出校门,又是考中科院,心情紧张是自然而然的。每当一个同学从面试出来,大家就互相打听问的是什么问题,容不容易回答等等。有生态室复试出来的同学说,要小心一个穿灰色制服的老师的问题,他的问题看似随意,但不好回答。

轮到我面试时,准备好的一些问题,尤其专业方面还有外语等都回答的不错。正在暗自得意回答得漂亮时,那个穿灰色制服、戴顶灰色帽子的老师,慢声细语地问了这样的问题:

“根据你掌握的生态学知识,在城市中怎么设计植物群落来防治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是教科书里没有的,且设计植物群落涉及很多物种,南方的我基本不熟悉,北方的植物还勉强说出一些,只好按照桥灌草结合这样的大道理说了一通。

“好的,下去吧”。那个穿灰制服的老师似乎听了我的回答,也似乎没有认真听,总之他不想难为一个21岁的大学生,对我的回答既感觉不到他满意,也感觉不到他不满意,笑着打断了我的陈述。面试出考场一打听,才知道那人就是王献溥先生。他是生态学科面试组的组长,他还是植物所的副所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入学后才知道,我们四人被录取,湖北的那个考生没有录取,吴春林的导师就是王献溥先生。

深夜卧谈会

1994年9月,东亚自然保护地国际会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会议代表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老挝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会议规模约200人。

会议的召集人是植物所植被数量生态学国家开放实验室的张新时院士(时任植物所所长)、李渤生研究员、高琼研究员(时任主任),王献溥先生是那次会议的幕后策划人。他在国际生态学界比较活跃,认识的人多,有一定的号召力。印象中,他亲自去机场接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卢卡斯先生。当时我是会议的秘书,负责外联也到机场去接人。记得接到大名鼎鼎的日本生态学家沼田真的时候,丰田面包车已经很拥挤了,老先生是挤着上车的。日本人行李很多,当时办会都是以节约为第一要务的,我们租的车也是凑齐人才开。

白天会议开会,晚上就住在香山饭店。有个晚上,我和王先生住在一个房间。当年条件差,舍不得花钱,老外合住也是常见的。在香山饭店的另一个会议上,我还有过和地理所的石玉林院士合住的经历,从老先生那里也聊到很多知识。

在香山饭店,我与王先生的卧谈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话匣子打开了就刹不出车,仿佛一下子我们都回到了大学时代宿舍里的卧谈会了,而我们的年龄相差了36年,完全是忘年的卧谈会了。在夜谈中,我了解到生态室的很多人物的历史和有趣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学术水平。得知王先生是侯先生回国后成立生态室的早期三元老之一(另外一名是草地专家姜恕先生)。王先生讲到他如何从广西到了北京,又如何从北京到苏联,印象中他是跟苏卡乔夫学地植物学,他不是去拿博士学位,而是进修了两年。生态室的郑慧莹先生是师从法瑞学派的布朗-布兰卡弟子,在东德获得副博士学位。

从聊天中还感觉到,王献溥先生是非常勤快的,就是笔头快。他建议我要做好学术,除了积累资料就要注意发表成果,且不要管成果是在什么刊物发表的,科普也是重要的学术记录形式。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写出一篇文章,尤其当年的出国机会是比较少的,他更注意观察收集资料。大学印象中,就看到王先生在《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资料丛刊》上介绍阿尔巴尼亚植被的文章,叹服他怎么能将外国的植物弄清楚。

王先生早在30多年前就意识到自然保护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中国建自然保护区势在必行,经济发展会带来生态破坏,而保护就显得非常重要。他最早和金鉴明(后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简筑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会议,从中带回了大量的资料,他将很多资料翻译出来,在国内不同杂志上发表。除自然保护区、保护地、生物圈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王先生的贡献。

夜谈会竟然变成了我吸收知识的学术会,那一夜聊得很晚,都快到凌晨3点了,因担心第二天还要开会,两个人就都不再找话说,沉沉地睡了。

介绍我到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

2000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任命书,担任该组织的副秘书长(兼职),任期8年。后来得知,这是王先生在一些场合介绍我加入的,他是这个组织的专家委员,与很多专家熟悉,尤其与秘书长韩念勇非常熟。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李文军教授,韩念勇、李文军和我三位正副秘书长,负责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国内的实施和项目策划。当时就感觉到活动很多,尤其出差多,会议多。该国际组织的时任中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许志宏院士。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于1978年,是中国加入的较早的国际组织之一,公章上中国还是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当年对参加国际组织的重视程度,据传还是邓小平亲自批准中国科学院参加的。该组织的总部在巴黎,隶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个联合国成员国几乎都有这个组织,许多还是王室或政府官员担任职务。与韩念勇先生一道,我参加了该组织在巴黎总部的几次会议,其中包括2次执行局会议,见证了国际组织在人类环境保护行动中的努力。

在任职期间,我协助秘书长,带领课题组成员完成了内蒙古赛罕乌拉、呼伦贝尔、佛坪、河南宝天曼、西藏珠穆朗玛峰等国家级保护区晋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材料(英文),并顺利通过,为国家增加了5个生物圈保护区名录;主持了连续十年的干旱区有限资源可持续管理(SUMAMAD)计划中国项目浑善达克试验区工作;参加了MAB-Urban专家委员会。期间,并先后到法国、美国、比利时、俄罗斯、瑞典、埃及、印度、日本、蒙古、韩国、伊朗、约旦、突尼斯、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玻利维亚等近30个国家开展学术交流与考察。其中,在国内的活动,我们邀请王先生参加了大部分自然保护区的评估与晋级工作,足迹涉及内蒙古、新疆、河北、山西、陕西、江苏、浙江、云南、海南等地,并与王先生同台做学术报告几十场。

在兼职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期间,我与王先生一道参与了多次对国家自然保护的建言献策工作,其中我们提出的关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投入、京津风沙源治理与水源保护等都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批示。

我在上大学期间,就知道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很多生态学的教科书上都有介绍,想不到我竟能够亲自参与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王先生的大力引荐,我是没有机会到那么多国家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交流的。植物所老一辈科学家中,王先生到过的国家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后来得到他的推荐,我也有幸去过不少生态类型的国家考察或学习,这是人生的一大笔财富。

经王先生介绍,我还担任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和专家委员,当时会长是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后来改组织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会长为胡德平。这是后话了。

呼吁重视本地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生态学家的王献溥先生就建议,城市绿化要重视利用本地物种,他这个建议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做的,王献溥先生的研究生成志勤也做城市生态,也在承德出差收集资料。我在对避暑山庄历史植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避暑山庄植被大量使用本地植物的建议,还绘制了避暑山庄潜在植被图。后来,经王先生建议投稿给了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并发表,那可能是文革以来生态室研究人员发表的较早的国际论文之一,当时国内还不强调SCI。

在多次召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王先生就对参会的国内学者建议抓紧建立苗圃培育本地树种,以适应未来城市绿化的需要。一些河南、河北、北京的代表,听取了他的建议,回到所在地或与人合作或建议有条件的单位搞起来大量本地树种的苗圃基地。受王先生观点影响,笔者向北京市政府建议,为迎接绿色奥运,应大力使用本地树种,远离入侵物种如火炬树等,这些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北京日报》发表记者文章,称北京奥运公园内的70%树种来自北方的本地物种。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种植本地树的呼声早在30多年前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些园林和城市规划部门也逐渐接受本地种,但由于城市迅速扩张,本地种苗圃还是缺少大量的苗木尤其是大苗。于是,大树贩子们贪婪的眼睛盯上了乡村、国营林场乃至自然保护区内的大树,搞起来所谓“大树进城”,此风对中国的乡村生态带来的破获作用是非常大的。尽管后来国家绿化委员会接受了王先生和笔者等专家建议,叫停了“大树进城”,但暗地的、商业化“大树进城”并没有消失,生态破坏依旧发生着。如果决策者早在30年前接受王先生的建议,在全国建立本地种的苗圃基地,就可避开大规模的“大树进城”破坏。

合作发表论文

王先生退休以后依然笔耕不止,在一些学术刊物依旧发表论文。但是后来国内的很多期刊尤其学术期刊陆续征收版面费,王先生就选择那些不要版面费的杂志发表文章。但学术文章依然难以发表,因为要收费。对于退而不休、依然从事学术研究的王先生,因缺少科研经费面临文章无法发表的痛苦。

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王先生见到我,说他一辈子积累了不少亚热带的资料尤其是广西方面的资料,问我能不能出版面费,合作发表一些成果。当时,中科院大部分研究所已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内的文章几乎不算数了。但为了不使一些基础的植被资料流失,让王先生的科研成果影响更多人,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下来。除了解决版面费问题,还将论文录入、打印等工作承担了下来。下面是我们合作发表的部分成果:

王献溥、蒋高明. 2000. 广西常绿阔叶林的分类和地理分布研究. 武汉植物学研究, 18 (3): 195~205.
王献溥、蒋高明. 2001. 广西石栎林分类的研究. 武汉植物学研究, 19 (6): 458~466.
王献溥、蒋高明. 2001. 广西常绿栎林的分类.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10 (3): 39~46.
王献溥、蒋高明. 2001. 系统保护规划和不可代替性分析在区域规划中的应用.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10 (1): 48~50.
王献溥、蒋高明. 2001. 中国木兰科植物受威胁的状况及其保护措施.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10 (4): 43~47.
王献溥、蒋高明. 2002. 论保护区生物区域规划和生态系统管理. 见: pp. 207~211. 第二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高新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金鉴明主编,季延寿、王献溥、陈昌笃、蒋高明副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 Xii + 296pp.
蒋高明、王献溥. 2001. 城市植被的多样性及其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功能. 见: pp. 98~99.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高新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金鉴明主编,季延寿、王献溥、陈昌笃、蒋高明副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 iv +321pp.
蒋高明、王献溥. 1999. 生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见中国科协青少年工作部编. 绿色家园: 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指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北京, 1~38.

王先生是国内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性情豁达,乐于助人,尤其愿意给年轻人介绍了很多机会,甘愿当伯乐。他一生勤奋,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和科普作品。他的勤奋和乐于助人的工作作风对笔者影响很大。

谨以此文献给王先生的在天之灵,纪念王先生,愿王先生一路走好。

注:本文来自蒋高明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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